本文所说的“浔商”，特指晚清民国年间以旧时湖州府南浔镇丝商为主体，以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商业活动的中心舞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的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一个区域性商帮集团。这一商帮集团亦可称为“南浔商帮”或“湖州商帮”。它是如今有着“东方犹太人”美誉的浙江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

共同原因(经营方略 地理环境 交通条件 区域文化背景 同乡同业团体和宗族血缘关系)

不同原因(综述 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 乡土经济结构的差异 商品和市场的差异 涉足行业的差异 和君主专制政府关系的差异 商帮组织的差异)

共同特征

简介

我们在研究浙江商帮的发展历程和辉煌业绩时，理应像研究浙江商帮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甬商（即宁波商帮）那样，对浔商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浙江商帮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甬商的研究成果可算是多不胜数，关于浔商的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而且，在浔商的现有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种论著能够像一些研究甬商的论著那样，将浔商提到和徽商、晋商等著名商帮相提并论的高度加以比较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次尝试，也就是以徽商为浔商之参照对象，对两者的兴盛原因及共同特征做一番比较研究。谬误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

共同原因

纵观浔商和徽商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它们的兴盛都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经营方略

从主观上看，经营方略是决定商帮兴衰成败的内在依据。浔商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称雄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舞台，是因为它和徽商一样实施了一些科学的经营方略。

1．诚信经营，以质取胜。

　诚信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徽商所奉行的一项基本经营原则。徽商大多把诚信经营看成是赢得顾客青睐，保证生意兴隆的必要前提，或认为“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或强调“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ii]。徽商不仅对顾客诚信无欺，对待商业合作伙伴也同样恪守诚信。如明代徽商张光祖“协其弟懋学居货于临江清江镇，怡怡雅饰，一钱不私，铢积寸累，雄产乡邑”，结果“弟服其德量，无敢欺翁。”[iii]徽商的诚信经营，还体现在他们对商品质量的高度重视上。他们懂得“质量就是信誉，质量就是生命”的道理，因此在经商时一般都不以次充好，以假牟利，而是注重以质取胜，即以优质商品和服务去争取顾客和利润。例如，明代徽商汪处士做生意时经常告诫伙计“毋以苦杂良”[iv]，也就是不许在商品中掺伪作假。而徽州茶商在茶叶的收购、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上都严格把关，狠抓质量。他们拒绝收购死、烂、断折、红蒂的毛茶，而只收购细嫩、结紧的优质毛茶，然后将其送入茶坊加工精制，接着对成品茶用锡罐和彩画板箱进行精美包装，结果投入市场后深受欢迎，“获利殊巨”。[v]

浔商和徽商一样，也以诚信经营为基本原则。如浔商的代表人物刘镛对待商业合作伙伴就恪守诚信之道。他初入丝业时和邢赓星合资开办丝行，但业务主要由他料理，邢死后，他一如既往料理丝行业务，而让邢的子孙坐享分成，最后又公正无私地和邢家分割资产。在商品买卖上，刘镛也奉行诚信原则，注意从大处着眼，不在蝇头小利上计较得失。他认为：“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怒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悔之由。”[vi]又如，浔商的另一代表人物顾福昌在商业经营中以“忠信可行，蛮貊信然”著称；[vii]其孙顾叔苹认为“一个人不可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其曾孙顾乾邻则将“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作为处世经商的信条[viii]。再如，清末上海丝业领袖陈熙元（南浔人）因为“出以诚笃，（故）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ix]，另一南浔丝商金竹庭亦“以诚信为洋商所钦服”[x]。

和徽商一样，浔商的诚信经营也表现为以质取胜，以质取利。例如，清末南浔丝商周昌炽对湖丝生产工艺进行改良，创制出可和机械缫丝比美的“辑里干经”，一时间风行于国际丝绸市场，获利甚丰。南浔丝商梅履中、梅履正兄弟生产的“绣麟”、“黑狮”、“飞马”、“梅月”系列品牌经丝因为质量优异，先后在1909年金陵南洋劝业会、19911年意大利工业品展览会、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得头等商勋、超等奖、一等奖、金质奖章、一等褒奖等多项荣誉，结果销路大开。

2．实行多元化经营。

多元化经营是一种常见的现代企业经营策略，其含义是指企业或企业家把有限的资金分散投放到多个行业，形象地说，就是“把鸡蛋分开放在多个篮子里”。实行这种经营策略，既可以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赚取更多的利润，又可以分散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徽商和浔商都未能明确提出有关多元化经营的理念和见解，但从其实际投资取向来看，两者又都具备了多元化经营的潜在意识。明清时期，徽商在经营盐、典当、茶、木业等主要行业之余，亦广泛投资于粮米、布、墨、纸、丝绸、草货、瓷器、钱庄、饮食、药材、书籍、染料、航运、古玩、酒、酱园、干货诸业，结果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营业绩，还有效规避了经营风险，使得徽商由狭小的区域市场向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场进军，最终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强大商帮。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的这种投资取向就是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的体现。崛起于清末民初的浔商也是如此。他们在依靠丝绸贸易发家之后，大多能够居安思危，逐渐调整经营方向，将资本从单一的丝绸贸易向盐业、典当、钱庄、地产、药材、酱园、杂货等传统行业和缫丝、棉纺、面粉、造纸、电力、采矿等近代工业，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新式金融业，铁路、轮运等新式交通业，娱乐、旅游等新兴服务业转移，结果不仅一再化解了中国生丝出口萎缩带来的商业风险，而且培植了更多的利润来源，还使自身成功地从传统商人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家。

3．营造良好的企业外部环境。

企业外部环境是指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各种外在因素的总和，包括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法规、民众心理、科学技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等。在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企业能够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在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往往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为了企业的顺利生存和发展，高明的企业经营者必须善于趋利避害，设法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徽商和浔商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企业经营者，他们都注意为自己的商号或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他们营造企业外部环境的主要途径也是相似的，就是都通过向官府捐输钱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来为其商业活动换取政治保护伞。

徽商成功的一大捷径，就是通过向明清官府捐输钱财来换取一官半职的虚衔和盐业等特许商业的垄断经营权，进而牟取商业垄断利润。徽商还不遗余力地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替其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巨大的徽籍官员保护网和助推器。事实上，徽商也做到了这一点。如仅在清顺治二年（1645）至嘉庆十年（1806）这160年中，两淮徽州盐商就在其子弟中培养出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xi]这些取得功名的徽州盐商子弟步入仕途后，又为其家人垄断两淮盐业提供了长期的政治庇佑。比如，嘉庆、道光年间的徽籍尚书、军机大臣曹振镛就为弟在扬州经营盐业提供了过硬的政治靠山，因此之故，当时“淮北人多赖”其弟。[xii]

和徽商一样，浔商在清末也通过向官府捐输钱财、培养子弟读书入仕来为其商业活动换取政治保护伞。例如，浔商的代表人物刘镛经商有两条秘诀：一是“官府里要有人”，二是“后代要读点书。”[xiii]为此，他不仅通过向清政府捐输钱财为自己换得了国子监典簿、花翎员外郎、蓝翎光禄寺署正等官衔，还以“诗书簪拔其后”[xiv]，培养四个儿子分别考得附贡生、进士、廪贡生、国子监生的功名，其长子刘安澜，次子刘锦藻还分别获得工部郎中和候补知府的官衔。再如，创制“辑里干经”的周昌炽本人虽未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衔，却明白要通过培养诸子读书入仕来为商业活动打造政治保护伞的道理，因而培养其子周庆贤、周庆森、周庆云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举人、附贡生等功名和候补知县、国子监典簿、直隶知州等官衔。

4．重视市场营销。

徽商和浔商的经营方略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高度重视市场营销的作用。他们经商不是死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理念，消极地坐等顾客上门，而是多方开拓市场，四处推销商品。徽商虽然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但已能像现代商人一样利用叫卖、现场表演、印发宣传材料、请人代为推销等广告手段来促进商品销售。[xv]兼具中国新旧商帮特色的浔商的市场营销策似乎比徽商稍胜一筹。一方面，他们主动走出故土，利用参加国内外商品博览会、交易会的机会向外商散发中英文对照的精美传单，宣传湖丝的悠久历史，介绍湖丝的一流品质；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邀请外商到故土参观考察，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扩大湖丝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例如，1923年浔商就邀请共计20余人的美国丝商代表团去湖州和南浔考察湖丝生产，并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长篇通讯，详细报道美国丝商代表团的考察行程。[xvi]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商帮赖以形成的原始因素。浔商和徽商虽然是两个发祥于不同地区的商帮，但其故土的地理环境还是基本相似的。一方面，浔商的故土湖州和徽商的故土徽州同处长江以南，在气候上都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在地形地貌上虽有差别（前者以平原为主，后者以山地丘陵为主），但又都是河流密布的水乡。如此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既为湖州和徽州两地的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物产资源，又为两地商人最初的经商活动提供了本土化的商品来源。换言之，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浔商和徽商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地利。具体而言，浔商最初是依靠经营生丝、丝织品等湖州地产商品起家的，徽商最初则是依靠经营竹、木、茶、药等徽州山区土产发迹的。另一方面，湖州和徽州的经济地理环境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在两地的农业经济发展史上都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湖州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矛盾主要是外地人口的多次迁入造成的。由于湖州位居江南太湖之滨，在中国古代多个乱世时期都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少有兵隳之苦，因而多次吸引大批躲避战祸的人口前来定居。比如，五代十国时，北方战乱不已，江南亦多变故，“独吴兴未尝被兵，避乱者多家焉”。[xvii]外地人口不断迁入，本地人口也繁衍不息，耕地面积却难以增加，世代累积下来，人多地少的矛盾自然愈益明显。徽州历史上人多地少的矛盾则主要是由于当地多山的自然地貌所致。据明代弘治《徽州府志》描述：“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地微，贡赋薄”。显然，不管湖州和徽州历史上人多地少矛盾的成因有何异同，在古近代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这一矛盾都促使两地的部分人口不得不弃农经商，进而又导致了两地商帮的形成。

交通条件

交通也是某地能否产生商帮的前提条件之一。湖州和徽州都有较为便利的水路交通体系，这是浔商和徽商赖以产生的必要前提。先看湖州。它既是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中心，也是江南水乡的重要交通枢纽。其境内散布着以东西、苕溪为主干的数十条河流（大多汇入太湖），京杭大运河又逶迤过境，将这数十条河流联结成了一个通江达海的水路交通体系。由这一水路交通体系的任一节点扬帆破浪，近可抵苏州、杭州、上海、嘉兴、无锡、常州等周边城市，远可通长江上游、京、津、闽、粤以及海外诸邦；同时，位于湖州东隅的南浔镇，既因扼“江浙之孔道”[xviii]可与苏州、嘉兴融通物资，又可借助长（兴）湖（州）申运河与上海、湖州懋迁有无。显然，这一切都为浔商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再看徽州。那里虽然是相对闭塞的山区，但是也有便利的水路交通体系和外部世界相联。徽州境内的水路交通体系主要由新安江、徽溪、乳溪、阊江等四大河流构成。在新安江上泛舟东下，可达浙江省的经济中心杭州；沿阊江西入鄱阳湖，可抵赣、湘、鄂三省；由徽、乳二溪顺流前行，可通江南腹地。江南自唐宋起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赣、湘、鄂离徽州也较近，都是徽商频繁活动的重要区域市场。

区域文化背景

湖州和徽州有着相似的区域文化背景，即两地历史上在儒家学说影响之下形成的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湖州自唐代起就是文教昌盛、人才辈出之区。除了唐宋元明清历代相沿的官办教育机构州（府）学、县学和星罗棋布、数量众多的民办教育机构私塾之外，湖州境内还先后设立过兼有官民办性质的教育机构书院30余所。明清时期，湖州官府又在属下各县城和乡镇广设社学，仅明代嘉靖年间就设有社学39所。由此可见古代湖州文教事业之盛。文教事业繁盛，自然英才辈出。据有关文献统计，湖州历史上的人口只占全国的2‰左右，但历代产生的进士多达1406人，占全国历代进士总数的比例分别高达0.49％（唐）、1.70%（宋）、1.94%（元）、1.50%（清），其中包括状元9人，榜眼和探花各7人。[xix]和湖州一样，徽州历史上也是文教昌盛、人才辈出之区。据徽州方志资料记载，明代徽州设有书院46所，社学400多所，到清代康熙年间又分别增至54所和562所。从科举及第的角度衡量，由徽州的书院和社学培养出来的进士在宋代为624人，明代为436人，清代为516人。单在清代的516名徽州籍进士中，状元就占了17名，几乎占清代全国状元总数的1/7。一般而言，历史上文教昌盛、人才辈出之区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都比较高，这些地区经商人口中读书人或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自然就比较多，从而为这些地区商帮集团的形成奠定了较为优越的文化素质基础。而这也正是湖州和徽州地区分别产生浔商和徽商商帮集团的历史根源之一。

同乡同业团体和宗族血缘关系

会馆、公所等同乡同业团体是商帮的形成标志和组织形式，具有增进同乡同业商人情谊，整合同乡同业商人力量，代表同乡同业商人和官府交涉，制定商业规则，仲裁商业纠纷，限制同乡同业内部竞争，维护同乡同业商人正常经营活动，为同乡同业商人办理善事等重要功能[xx]。所以，任何商帮集团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要通过组建这些同乡同业团体来拓展商业活动空间，维护商帮集团的整体利益。比如，明清时期，徽商集团就通过组建徽州会馆、徽州木业公所等同乡、同业团体将其商业活动迅速扩张到全国大小商埠，并借助这些团体来巩固和维护其在全国商界的优势地位。清末民初，浔商集团也和徽商集团一样，通过组建湖州会馆、浙湖绉业公所等同乡、同业团体来扩展其丝绸贸易的空间，维护其在上海丝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显然，会馆、公所都为徽商集团和浔商集团的兴盛提供了必需的组织保证。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组织保证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因素，即宗族血缘关系对徽商集团和浔商集团的兴盛也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徽州和湖州的地方文献资料都有较明确的揭示。徽州的族规、家典一般都规定：对于“不能读书，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的同族子弟，“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xxi]民国《南浔志》则记载说：“（旅沪浔商）苟非得亲戚故旧之为通事者为中介，则资本虽未必尽数亏损，但绝无余利可得。”[xxii]

不同原因

综述

除了上述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浔商和徽商的兴盛也是社会历史环境、乡土经济结构、商品、市场、行业、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商帮组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对于浔商和徽商而言，这些因素的内涵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不同的历史人物。同样，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也造就不同的商帮。浔商是一个兴盛于清末民初的兼具中国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年轻商帮，其成员身上既带有中国传统商人的文化基因，又带有中国近代新兴工商业资本家的精神风貌。徽商则是一个称雄于明清的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洗礼的古老商帮，它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其成员一般都掌握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精髓。一言以蔽之，浔商和徽商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商帮。归根结底，这两个商帮的不同又是它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那么，什么是浔商和徽商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呢？简言之，浔商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近代中国从大一统的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沦为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思想文化逐渐战胜以专制、迷信为标志的古代思想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社会结构流动性较大，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环境。徽商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则是自秦汉起在中国土地上传承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政府长期实行农本商末、重农抑商政策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儒家学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君尊臣卑、官贵民贱的专制思想盛行，科学技术发展滞缓，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历史环境，就是社会结构流动性较小，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难以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和阶层的社会历史环境。

乡土经济结构的差异

乡土经济结构是地域性商帮兴起的前提条件之一。从历史上看，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可谓大相径庭，前者以丝绸工商经济为主，后者则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湖州和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虽然差异较大，但都对两地地域性商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只不过前者对浔商所起的是正向的孕育和促进作用，后者对徽商所起的则是逆向的逼迫和促进作用。

唐宋以前，湖州的乡土经济结构本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但南宋时该地的丝绸工商经济开始发达起来，并形成了和农业种植经济分庭抗礼的态势。当时，“湖丝遍天下”的说法和“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几乎同步流行。到了明清时期，湖州丝绸工商经济更加发达，已成为当地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当地农家几乎无不从事蚕桑丝绸生产，南浔、双林、菱湖、练市等村落则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绸工商业市镇，吸引“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于此）”，将湖州丝绸产品转销到国内各大商埠及海外市场。在外地客商的影响、带动之下，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在湖州和外地客商坐地交易，还到邻近的江南商业中心苏州建立吴兴会馆，开始结帮从事丝绸贸易，其中的个别冒险分子如蔡兴源、陈义昌、梅鸿吉等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就私自从海路贩运生丝到广州、香港和洋商进行交易。[ii]与鸦片战争之前在湖州商贸活动中唱主角的外地客商相比，湖州本地的第一批丝商虽然人数较少，资本也不多，可他们是湖州近古发达的丝绸工商经济直接孕育出来的商人，也是鸦片战争后湖州地产商帮浔商的先导，其中的年轻人后来还成长为第一代浔商的重要成员。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农业种植经济，但其水平十分低下，根本不能满足徽州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这是因为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说，而此“半分田”又大多散布于陡峭的山坡之上，地力贫瘠，“所出粮不足（供徽州人）一月(之需)”[iii]。另一方面，人口却不断增长，使得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不断萎缩，从明万历时的2.2亩减至清康熙时的1.9亩，再减至道光时的1.5亩。[iv]而根据清代徽籍学者洪亮吉的估算，明清时期“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 [v]耕地才行。可见，徽州当时的农业种植经济非但不能让徽州人发家致富，就是连起码的温饱生活都不能维持。这就迫使徽州人“大半以贾代耕”[vi]，进而对徽商的兴起产生了逆向的促进作用。所以，徽州地方文献《歙问》说得好：徽州人“无常业（即农业）而多贾，亦其势然也。”

商品和市场的差异

商品（包括有形的物质商品和无形的商品化服务）是商人经营的对象，市场是商人活动的舞台。离开了它们，商人不能存在，商帮更不能存在。浔商和徽商作为商帮当然也不例外。换言之，和天下所有的商帮一样，浔商和徽商的崛起是跟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是就普遍意义而言的。具体说来，浔商和徽商的崛起则是跟不同的商品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浔商的主体是南浔丝商，他们经营的商品始终以湖州土产生丝及丝织品为主，湖州生丝及丝织品主要又通过近代中国经贸中心上海出口到欧美国际市场，因而浔商活动的舞台主要是以上海为媒介的国际大市场，国内市场在浔商的商贸活动中反倒处于次要地位。与浔商不同的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商品经历了一个从徽州土产到食盐和典当服务的变化过程，其活动的舞台主要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一开始，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徽商主要靠将竹、木、茶、药等徽州土产贩往经济富庶、人口稠密而又紧靠徽州的长江三角洲赚取“第一桶金”，之后，则以长江三角洲为大本营，将其商业活动迅速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又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以及日本、东南亚。于是，徽商经营的商品也就不再局限于徽州土产，而是变得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其中又以食盐和典当服务为主，徽商的主体也由最初的土产商变成了盐商和典当商。

涉足行业的差异

行业是和商品、市场相关联的经济范畴，也是制约商人和商帮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行业有大小之分。大的行业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它们实际上是构成国民经济有机系统的各个部门经济。大的行业又可根据某种标准细分为若干小的行业，也就是子行业，如农业可细分为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村副业等子行业，工业可细分为能源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子行业，商业可细分为米业、盐业、茶业、木材业、丝绸业等子行业。需要指出的是，在由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大环节构成的社会经济链条中，农业和工业是处于生产环节的经济部门，其子行业的产品进入市场后，则成为商业部门中相应子行业交易的商品。而中国古代商人和商帮与近现代商人和商帮的一大区别则在于，传统商人和商帮一般只从事纯粹的商品销售和少数商品的产销一体化经营，而不像近现代商人和商帮那样把商业资本和雇佣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广泛涉足农工商业特别是工业制造的各个子行业，对很多商品都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易言之，中国古代商人和商帮一般只是就商言商的“销售商”，而不是兼顾农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产销商”，他们所看到的商业只是一种“小商业”，而不是将农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紧密结合起来的“大商业”，中国近现代商人和商帮则反是。这种区别既是中国某些古代商人和商帮未能转化为近现代工商资本家和工商资本集团的主观原因之一，也是徽商和浔商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差异。从前文所述及的徽商和浔商的投资取向来看：徽商所涉足的众多行业大多是商业部门的子行业[vii]，其中只有木、纸、墨、酱园等少数行业的经营做到了产销一体化，但囿于传统的社会历史环境，其水平离现代产销一体化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可以说，徽商所涉足的一切行业都未超出“小商业”的范畴，尽管这种“小商业”促成了徽商在明清时期的成功和辉煌；而浔商则与徽商不同，他们除了重点投资丝绸贸易、盐业、典当、地产等传统行业，还广泛投资于近代工业、新式金融业、新式交通业和新兴服务业，而他们所投资的各种近代工业实行的又是以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为枢纽的现代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所以，浔商所涉足的行业一半是“小商业”，一半是“大商业”，两者共同促成了其在清末民初的成功和辉煌。

和君主专制政府关系的差异

徽商是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其成功的一条秘诀，就是依靠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政治保护来谋取盐业等特许商业的垄断利润。它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主人给奴仆以安身立命的空间，奴仆也绝对效忠于主人，努力为其排忧解难。例如，由于清政府给徽州盐商以长期垄断两淮盐业的特权，所以，徽州盐商就以积极纳税、频繁捐输的方式来报效清政府，甚至还为其用暴力手段维护统治捐助军费。据统计，以徽州盐商为主干的两淮盐商在乾隆年间所纳盐税已高达400余万银两，到嘉庆年间更增至800余万银两；而在1671至1804年的一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共向清政府捐输白银3930余万两，米谷近35万石；1799至1803年，两淮盐商还捐献700万银两的巨额军费帮助清政府镇压当时如火如荼的白莲教大起义。[viii]此外，两淮徽州盐商还刻意“上交天子”。清代康熙和乾隆皇帝下江南路经扬州时，他们共捐献出百万以上巨款供其花费，以博龙颜欢悦。

但兴起于清末民初的浔商和徽商不同，它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而是一种先依附后斗争的关系。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浔商也像徽商那样向君主专制政府寻求商业活动的政治保护伞；另一方面，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浔商在君主专制政府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时，又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积极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庞青城、张静江、陈其美、周柏年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元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浔商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在庞青城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庞青城，本名庞元徵，字清臣，秀才出身，但他后来为表和清政府决裂之心，特改字为“青城”。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庞青城等人为代表的浔商和清政府的决裂与斗争行为，为浔商在民国年间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政治资本和保障，徽商则由于与清政府的政治依附关系过于紧密，而在鸦片战争之后和清政府一同衰败下去。

商帮组织的差异

各种同乡、同业团体的建立既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帮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基础。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商帮，其组织的具体形式和性质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徽商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古老商帮，其组织形式是会馆、公所（如徽州会馆、徽州木业公所）等商帮的旧式同乡、同业团体。这些旧式同乡、同业团体本质上是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兼有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特征的商帮组织。而浔商作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兴起的年轻商帮，其组织的形式和性质都和徽商有很大的不同。在商帮组织的形式上，浔商除了拥有会馆、公所（如湖州会馆、南浔丝业会馆、上海浙湖绉业公所）等旧式同乡、同业团体之外，还拥有同乡会、学会、公学（如湖州旅沪同乡会、湖州旅沪学会、湖州旅沪公学）等近代化的新式同乡、同业团体和地方自治社团（如湖社），并拥有或参加了跨行业、跨地域的近代化工商组织——商会（如南浔商会、湖州商会、上海总商会）。这些新式同乡、同业团体以及地方自治社团、商会是一种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转型相适应的具有资产阶级自治团体性质的商帮组织。

共同特征

余论：“贾而好儒”——浔商和徽商的共同特征

本文开篇伊始，曾提到浔商是一个“兼具传统和近代商业文明特色”的商帮集团。那么，究竟什么是浔商所“兼具的传统和现代商业文明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董惠民先生所提出的浔商“新儒商特征”的两点内涵：一是在儒家学说熏陶下形成的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二是在近代中国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形成的思想开放、吸取西方先进文化、反帝爱国、参与民主革命等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①]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浔商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既是浔商和中国旧式商帮的典型代表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浔商和徽商的共同特征所在；浔商所具有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则是徽商所没有的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时代特色。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浔商和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其实也是两者兴盛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文化根源，而浔商所具有、徽商所没有的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时代特色则可视为徽商在鸦片战争后没能从旧式商帮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集团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标志。至于徽商未能实现这种转型的主要原因前面已有论及，就是它和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府的最后代表——清政府的政治依附关系过于紧密，当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走向衰亡时它也必然随之衰亡。此外，徽商未能转型为近代工商资本集团的一些次要原因则和浔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渐衰微的原因十分相似。对于这一点，本文因篇幅所限不作赘述，[②]而只就浔商和徽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作进一步的论述。

如上所述，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既是浔商和徽商所共有的中国商业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浔商和徽商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可以用一个词语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贾而好儒”或“贾习儒道”。因为诚信为本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一种美德，博施济众是儒家仁义观、义利观的体现，尚文重教则是儒家学派的优良传统，也是在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引导下所形成的一种良好风气。例如，儒学祖师爷孔子不仅强调诚信的重要性，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还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仁义观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并标榜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亚圣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则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④]孔子思想的另一继承人荀子也指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⑤]荀子还针对诚信在商业流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阐述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使，而财不匮矣。”[⑥]除了一致强调诚信、仁义的重要意义之外，孔孟等儒学宗师还一致以著书立说、教导门徒的方式来传播学术和文化，这实际上是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尚文重教的好传统。由此联系湖州和徽州地方史志中所记载的关于浔商和徽商如何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的众多事迹细细考究，则不难断言，浔商和徽商的商业行为和社会活动都受到了儒家学说和儒家传统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们都堪称是“贾而好儒”、“贾习儒道”的典型儒商。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中国其他商帮的一大特色，[⑦]这其实是一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错误观点。这些学者无视“贾而好儒”在中国商帮身上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搜集、不分析其他商帮的史志材料，不对徽商和其他商帮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只采用徽商的史志材料就徽商论徽商，结果就得出了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和中国史学研究“唯实存真”传统的错误观点。对此，已有人专门撰文进行了驳斥，[⑧]故而本文不为东施效颦之事，而只为该文的正确观点补充一则例证：在清末民初兴盛一时的浔商也具有“贾而好儒”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