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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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还是拜权？

拜年,不要拜权

拜权主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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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每到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时，人们在消除一年的疲劳后怀着喜悦的心情，带上礼物，捎上祝福，走亲串友，互致问候，加深了友谊，交流了感情，是情理之中的事，本身无可非议。

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的拜年却夹杂着一种污浊的风气，一些单位、个人，利用“年关”拉拢感情，搞“感情投资”，诸如为感谢上司或主管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支持”，或对个人的“关怀”，使趁年关之机，给领导送年礼。有的大包小包外加“红包”，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形成一股“送礼”歪风。更为可怕的是，拜年成了某些人行贿最好的外衣。他们考虑到平时给领导和有关人员送钱送物有行贿之嫌，一旦暴露无法逃脱惩处，便借拜年之机送钱送物，打通关节，讨好上司，买官要权，这样送得自然，似乎名正言顺。而个别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胃口也越吊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礼也越收越重，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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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看重节日里的人际往来，尤其是春节中的拜年，被人们当作重要民俗传统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民间礼仪的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拜年通常分两种：一种是街坊邻居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门，表达喜庆问候祝愿；另一种是晚辈（年轻或年幼者）向长辈的拜见，晚辈穿戴一新前往长辈处，施礼道贺，长辈还以红包“压岁”，若晚辈已是成人以上，则以好洒好菜招待之。总之，传统的拜年是有分际和讲究的，就是晚辈与长辈施予“礼”，长辈与晚辈还以“利”。

拜年还是拜权？

官场拜年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首先是大多拜年者不是出于自愿，总感到人家都给领导拜我不拜行吗？有一段子说一领导在某年关曾对一帮部属半开玩笑地说：谁到我家中拜过年我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去我肯定记得。文强案披露：重庆刑警总队一副总队长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都给文强拜年，但当文从市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市司法局长后就再也没拜过年了。其次，官场拜年不合传统拜年礼仪，被拜者既收“道贺”又收“钱物”礼利双收，有悖情理。所以，官场拜年是“拜年”的异化，拜者借此平台行巴结贿赂领导之能事，被拜者以此为机会得金钱财物之实惠。

官场拜年自古有之，但这各种拜年不是真心实意的，拜的不是年而是权。明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官场拜年滋生腐败，损伤风气，其害处早已显露无遗，但无论发文警告、团拜活动都难以根除之。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要从干部人事任用制度上动刀子。

拜年,不要拜权

无数事实表明，春节已经是官员滑向腐败深渊的最高危节日，只要看看诸多贪官污吏的腐败史，就不难发现，在春节前后收受“红包”的占有很大比例，有的贪官受贿所得的绝大部分就发生在这一特殊时间段里。不少人的首次受贿就在春节，从此一发不可收，逐渐堕落下去。而从中尝到“甜头”之后，有些贪官的“春节情结”越来越浓。曾有媒体对北京三家法院审理过的100起受贿案做过调查，发现78%的官员受贿“喜爱”凑春节的热闹，且很多贪官认为春节收礼“理所应当”。在春节受贿的过程中，贪官们无疑深知人家送钱上门的真实意图。一个大贪官在狱中写道：“对送礼者来说，逢年过节馈赠礼金是最好的借口，而对我们这些收受者来说，逢年过节收受礼金则是宽容自己的最好理由，我犯错误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春节，主要的问题就是收受礼金。礼金是一束罂粟花，是一种金钱和人情''''苟合''''的怪胎，你想拒绝它，就得既要抵挡住金钱的诱惑，还要抹得开朋友的情面，否则就会成为金钱的俘虏。”此时此刻，他的头脑很清醒，对春节里“金钱和人情''''苟合''''的怪胎”认识很深刻，但是当初陶醉在“红包”堆里，是何等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啊！ 又一个春节就在眼前，为官者真该以前车之鉴警戒自己和家人，冷静甄别拜年者是否假拜年真拜官，借人情以拜权。而拜年者，要是真心爱护自己的上司、亲友，那就“礼轻意重”，平淡而真心地拜个年，千万别美其名曰“拜年”实则去“拜权”，把对方推向腐败的深渊。那可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了！

拜权主义的价值观

拜权主义的价值观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封建农业时代，或者是小农经济下发育的封建文化，建筑也体现了很强烈的集权特征。从老北京整个城市可以看出封建集权意识的反映，一条中轴线贯穿故宫，故宫周围是胡同，胡同里有四合院。四合院里北面是高的，南面是低的，有东厢房、西厢房，而主人一定住在北面、正房。从城市到院落，一直到单体，都是身份的象征，都是权力的象征，都是价值观的象征。就像衣服，什么样的衣服反映什么样的身份，古代是这样，农业时代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