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1852—1910年），泰国曼谷王朝国王（1868—1910年在位）泰国曼谷王朝第五代国王（在朱拉隆功时代，泰国的正式国号是暹罗，在本文中统一称为泰国）。他在位期间，发动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在同时代亚太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中，影响仅次于日本明治维新。在英法两国殖民者如狼似虎地窥伺左右的情况下，他艰难地维护了国家独立，泰国成为同时代东南亚唯一的主权国家。

简介(父亲拉玛四世 现代泰国之父 “四面楚歌” 国家维新 抵御列强 学习先进文化 割让领土)

影响

评价

简介

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1852—1910年），泰国曼谷王朝国王（1868—1910年在位）。

朱拉隆功，即拉玛五世，泰国曼谷王朝第五代国王（在朱拉隆功时代，泰国的正式国号是暹罗，在本文中统一称为泰国）。他在位期间，发动了一场自强求富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在同时代亚太地区的近代化改革中，影响仅次于日本明治维新。在英法两国殖民者如狼似虎地窥伺左右的情况下，他艰难地维护了国家独立，泰国成为同时代东南亚唯一的主权国家。他提高了王室的威望，此后泰国政府无论如何频繁地变更，都无损于国家的稳定，因为有国王作为民族的团结的标志。在周边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泰国也成为东南亚稳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在本排行榜的东南亚帝王中排位最前。

父亲拉玛四世

朱拉隆功的父亲拉玛四世，首先为他的改革吹响了前奏。拉玛四世即孟固亲王，原为拉玛二世的法定继承人，但当拉玛二世去世时，他被王位继承委员会以“不堪大任”为由剥夺了继承权，由他的异母兄继位为拉玛三世。于是，孟固出家为僧，开始了漫长的苦修生涯。孟固和尚除了在佛学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外，还积极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学习英语和西方的思想和科学。27年后，他终于回到了曾经失之交臂的王位。他开始变更传统，如限制奴隶制、改革币值，鼓励对外贸易、树立王室的亲民形象等。1855年，拉玛四世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鲍林条约》，泰国完全被打开了大门。

拉玛四世有意培植后代的开明思想，比如聘请英国人安娜任他的子女的家庭教师等。朱拉隆功在东西合璧的文化环境下长大，于1868年继承了王位。除了早期教育中的西方因素之外，当时泰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促成他改革的主要原因。

现代泰国之父

朱拉隆功是拉玛四世的长子，他从小受英国女家庭教师安娜·列奥诺温斯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十六岁即登上王位，在他执政的42年里，泰国迅速发展为一个近现代化的国家，并在英国和法国的强大压力面前维持了国家独立。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行政和经济运作积极而有成效，堪称后世的典范。当时泰国所有的邻国乃至亚洲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沦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即使拉玛五世也只得通过交出一部分非核心土地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主要包括：将老挝的一部分割让予法国和将南部的四个以马来人为主的行省交还给马来亚（其时受英国控制）。拉玛五世巧妙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以聘请英国顾问和授予英国商人部分矿产开采权等措施来换取英国对泰国主权的保护，之后在与法国爆发的零星冲突中，拉玛五世以较小的代价令英法达成了维持泰国领土现状的协议。 泰国最终成功成为了一个介于东南亚英、法势力之间的缓冲国。

“四面楚歌”

在泰国的西面，英国蚕食了印度，又通过两次英缅战争将缅甸纳入英属印度之中。在南面，英国在马来半岛上建立了“海峡殖民地”，紧逼泰国的南大门。在东边，法国也通过两场战争，使越南成为其“保护国”，并进一步将巨爪伸向柬埔寨。周边邻国一个个陷落，泰国似乎也难以自保。而泰国的国家机器仍然带着中世纪烙印，在无效率地运转。朱拉隆功艰难地周旋于英、法、德等国之间，利用英法两国都想吞并泰国，但都顾忌对方的形势，使泰国成为英法两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暂时维持了独立。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革自强，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严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去。朱拉隆功继位之后，因未成年，在摄政委员会掌管朝政，5年后开始亲政。朱拉隆功的改革，贯穿了他亲政的37年，由一个个相互交叉、逐步推进的法令组成，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

国家维新

最重大、最有决定性的一条是废除奴隶制。因各种原因沦为奴隶的人口在泰国虽不占多数，但严重损害了泰国的形象，而且资本积累阶段需要的是大批自由劳动力，而不是私人奴隶。从朱拉隆功亲政第二年开始就开始颁布限制奴隶制的法令，到他去世前两年，基本完成了废奴运动。农奴的解放，也是对封建主的一大打击，有利于中央集权。

另一个重点是官制的改革。朱拉隆功仿照西方成立了内阁，改革地方行政体制，取消了封爵搜田的封建制，该为发放薪俸，地方官员统一由中央任命和调动。一套近代化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

在军事方面，朱拉隆功结束了落后的战时募兵，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并从1905年起实行义务兵役制。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批军校，并重点加强了海军。教育方面，对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学校采取宽容态度，并创建了一批世俗学校、专门学校，到朱拉隆功晚年，平民教育在全国开始形成了热潮。财政方面，废除了各行各业中落后的包税制，杜绝了包税人中饱私囊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将王室府库同国库分开，避免了王室成员任意挥霍国家财产。到朱拉功隆晚年，尽管每年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很大，但国家财政连年赢利，达到“既无外债，也无内债”。

此外，朱拉隆功还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司法体系，并大力修建铁路、公路，兴办邮电等。他的改革，涉及范围广泛，而且不乏某些根本性的变革，但没有因此引起动荡。他在位期间，国家在平稳中蒸蒸日上。

但朱拉隆功并不主张全盘西化。他曾说过“如果什么都跟西洋跑，就会不知道床头在哪一边，床尾在哪一边。比如，他鼓励英文的传播，但反对在日常生活中过多地使用英文词语，他坚持佛教的国教地位等。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仍然是将东方文化保持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朱拉隆功多次派团出访西方国家，并打破了泰国国王不能出国的传统，两次赴欧访问，其目的除了开阔眼界、加强交流之外，还为了在西方国家中斡旋，以保护泰国的独立地位。

抵御列强

在欧洲人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朱拉隆功还是未能全身而退。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泰国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朱拉隆功为此大病一场，甚至一度拒绝治疗。1904年，又迫使泰国签订条约完全放弃湄公河以东的土地。朱拉隆功晚年，还以割让领土为代价，取消了英法两国在泰国的治外法权。国家独立的维持，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

朱拉隆功同日本明治天皇处于同一时代，两人有众多相同之处，都是少年即位，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在内交外困中开始了一场使国家脱胎换骨的改革运动，改革的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涉及的范围都遍及国家的各方各面。相比而言，朱拉隆功在改革中的个人作用比明治天皇更大。

学习先进文化

即位3年之后，18岁的朱拉隆功即出访新加坡、爪哇和印度，学习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的统治之道。与当时清朝进行的洋务运动相比，朱拉隆功推行的改革更像日本式的维新（他比明治天皇小1岁，登基时间晚1年，两人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君主，清朝的同治皇帝比朱拉隆功小4岁，登基时间早7年），也就是说不光仅引进西方文物，而且引进先进制度，对本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进行变革。对于暹罗来说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国家不象中国那样以天朝自居、放不下脸面学习西方，而是正好相反，对于新事物从不排斥，也无坚持“华夷之辨”、“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刚勇忠烈之士”。对于西方世界的态度，暹罗王室在当时的亚洲君主中独树一帜，既没有闭关自守，也没有盲目对抗。拉玛五世出访归来后便下令宫廷改穿西式礼服，免去跪拜之礼，废除宫廷肉刑和传统的“政务头”（成年男子头顶留一圈短发，其余头发剃光），改留西式长发。1874年，暹罗废除了6个世纪之前从高棉引进的奴隶制，规定1868年以后出生的奴隶之子全部变为自由民，家生奴21岁后即可获得自由，并废止债务奴。1881年，拉玛五世创办宫廷侍卫学校，成为后世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的前身，并在同一年开办了图书馆。随着新式学校越来越多，暹罗于1887年仿效欧美，成立了专门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国家教育和规范教育体系。同是1887年，拉玛五世在萨拉隆行宫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了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

割让领土

1893年10月3日，暹罗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和河中全部岛屿割予法国，暹罗军队撤出河西岸的尖竹汶府，暹罗不得在马德望府、暹粒府（今均属柬埔寨）和湄公河西岸25公里范围内建设军事设施。暹法冲突结束后，英法两国就双方在中南半岛划分势力范围事宜进行多次谈判，1896年，两国达成协议，维持暹罗当时的边界，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在暹罗挑起事端（也就是说将暹罗变为英法的禁脔）。1907年3月，暹罗又割让马德望、暹粒、诗梳风三府，以换取法国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法国则将丹赛府和达叻府归还给暹罗，并从尖竹汶府撤军。这是拉玛五世外交路线的新变化：他以割让边远属地和附属国土地为代价，换取了法国从暹罗领土上撤军以及放弃法国公民在暹罗的治外法权，维护了暹罗在行政和法律上的独立。1909年3月，暹罗对英国如法炮制，以放弃马来省（包括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四个土邦）的主权为代价，换取英国取消其公民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些领土变更后来成为二战期间泰国同英法交战的根源。

朱拉隆功-出访西欧

1897年4月，拉玛五世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首位出访欧洲的君王，先后访问了法国、俄国、德国、英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瑞典和比利时等国，还会见了丹麦和卢森堡的王族，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东方国家的君主出访过这么多欧洲国家。在出访中，拉玛五世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用流利的英语同各国国王和总统交谈。在法国，福尔总统与拉玛五世乘坐敞蓬马车经过巴黎大街时受到了法国人的夹道欢迎，法国人在暹罗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不见了。在英国，拉玛五世与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七世）相谈甚欢，还去温莎城堡拜会了年事已高的维多利亚女王。1907年，拉玛五世再次出访欧洲，回国之后颁布了与西方法律接轨的《刑法法典》和《民法典》。

影响

朱拉隆功时代也是暹罗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从19世纪末开始的铁路建设事业把主要产米区湄南河三角洲与中部和北部的新兴水稻种植区连接起来，大米出口成了暹罗最大的收入来源。虽然林业和矿业被外国资本垄断，但仍需向暹罗政府缴纳所得税，同时暹罗的民族资本也开始蓬勃发展。以国王为首，暹罗王族和华侨商人将大量金钱投入碾米厂、罐头厂、水泥厂和纺织厂。暹罗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高，国库越来越丰富。暹罗利用丰厚的财政收入进行土木建设，开挖运河，修筑铁路和水闸，架设电线和电报线，建设警察部队，创办医院、博物馆和图书馆，并开办了许多新式学校。根据暹罗王室财政顾问、英国人威廉姆森提交的报告，到1909年，暹罗财政收入已经达6000万铢（约合48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清朝收入的39%，按人均计算是清朝的17.3倍），收入超过支出380万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出生率上升，再加上大量华侨涌入暹罗，暹罗人口从拉玛五世登基时的500多万增加到900万，由于医疗条件改善，暹罗的人均寿命提高了5岁多。1910年10月，夜空中出现了被称为“扫帚星”的哈雷慧星，老一辈暹罗人都说这是个不祥之兆。10月10日，英王爱德华七世去世，两个星期后，年仅57岁的拉玛五世在完成了对他的国家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后，也因肾衰竭在兜率宫去世。

评价

朱拉隆功同日本明治天皇处于同一时代，两人有众多相同之处，都是少年即位，面对西方列强的进逼，在内交外困中开始了一场使国家脱胎换骨的改革运动，改革的方式都是自上而下的，涉及的范围都遍及国家的各方各面。相比而言，朱拉隆功在改革中的个人作用比明治天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