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周伟洲 |
| 释义 | 周伟洲，男，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汉族，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5年西北大学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86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等。 简介周伟洲，1940年2月生，广东开平人。196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1965年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同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6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全长）。中国民族文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等。等。主要论著有《赤勒与柔然》、《吐谷浑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陕西通史·民族卷》、《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等；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著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次、一等奖1次，及首届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并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从史过程到高中毕业前一年，抛弃了学理工的理想，毅然决定报考兼文史之优的历史或考古专业。 1958年，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 进入大学后，正逢上“大跃进”的年代，第一学期就下郊区劳动。 周伟洲仍然执着追求我想作历史考古学家或文学家的梦想，不顾一切地广泛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 每当下大雨或休假日，总是一个人穿过田间小道返回学校，目的是借还书。因为如此“不识时务”，终于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挨了几次批判。也许是爱好和旧习难改的缘故，我并没有气馁，而是避开同学们的眼光偷偷地攻读中外名著。每当同学们午休时，我总是躲在阅览室书架之间，陶醉于书籍之中。 在大学四年里，周伟洲广泛涉猎了中外历史、文学、哲学、经济学和文物考古诸领域，并试着写小说、电影剧本、历史论文和札记，初步打下了以后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 1962年，周伟洲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该系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 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期间，由于当时国内的形势，先后在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以及青海刚察藏族牧区参加了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正是恩师马先生的悉心指导，才使我真正迈进了史学研究的大门。 马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记得马先生曾要求我们研究生每两周交一篇习作，然后亲自批改，耳提面命，使周伟洲终身受益。 1966年底“十年动乱”开始，周伟洲从青海刚察社教之地匆匆返回学校，直到1967年才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发表论文国内文物考古工作恢复较早，自1972年起先后在《文物》、《考古》等杂志上发表文物考古相关的论文十余篇，并有幸得到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陈直等先生的指点。 特别是1979年在全国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杂志(第11期)，发表在“文革”期间写的短篇小说《盗马贼》 ，接着此文又被改编为广播剧在全国播放，圆了周伟洲从少年时代起想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梦。 1973年，重返西北大学，先是参与当时国务院下达的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任务。 1979年该书出版后，编写组被改为西北历史研究室。 从此，才正式开始从事自己的专业——中国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同年，周伟洲修改和补充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杜出版）。 出版作品第一部民族史专著《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 《汉赵国史》（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南凉与西素》（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史研究》 （1995年中州古籍出版杜）、 《陕西通史·民族卷》 （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主编，200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200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13部著作。 个人荣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和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此外，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 个人感言如果这些论著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那就是拓宽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域；对五胡十六国国别史研究有所贡献；对古代西北民族史和关系史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内容和看法等。 我生性鲁钝，不善交际，甚至有些迂腐和书生气。然而却勤奋、好学、执着，似乎人生所经历种种坎坷、磨难，如政治风云、贫困失意、个人得失等，不仅没影响我的追求，相反有时却更加激励我向前。 回溯60多年走过的历程，我怀着深深的敬意，真诚地感谢曾教导和帮助过我的师长、朋友和家庭；也为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培养的30多名硕士、博士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骄傲。我的著述如果还能为研究这方面的后人作一些参考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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