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1993年11月24日）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主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简介

学术成就(广义相对论方面 引力理论 湍流理论)

教育事业

大师的风采(毅然回国 参与三峡工程 关心和推动教育事业 刚直不阿，作风正派 九十华诞贺词)

恩爱夫妻

宗师巨匠 表率楷模

人物简介

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1945年受邀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海军部成立了海军军工试验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该站工作，待遇甚优。但海军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在海军部所属单位任职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务员，外籍人员须加入美国籍才能参加。周培源当即向美方提出三条件：第一，不加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的研究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带着妻儿离开美国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母亲冯瑛生有一子三女，周培源排行第二。

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表了论文《三等分角法二则》，受到当时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

1924年，他由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由于他成绩优秀，被清华学校派送去美国继续完成大学课程，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周培源于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27年，周培源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他先从师贝德曼，后改从E.T.贝尔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次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

1928年秋，他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W.K.海森伯（Heisenberg）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

1929年，又赴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在S.泡利（Pauli）教授领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研究。同年回国，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其时年仅27岁，而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授。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澄女士结婚，生有四个女儿。王蒂澄退休前，一直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

1936年至1937年，根据清华大学休假规定，周培源再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Einstein）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了之。

1937年，他假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8月，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奇之托，安排学校南迁，曾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抱著科学家应为反战服务，以科学拯救祖国危亡的志向，毅然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

1943年至1946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国。他先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

1945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用，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被应邀留下。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研究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当时，周培源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次年即离美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在美国有关方面接受了上述这些条件后，他在美国继续工作不到一年，于1946年7月离职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他还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并被这次大会以及会后新成立的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选为理事。

1946年10月，周培源由欧洲重返美国，并于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全家返回上海。1947年4月回到北平（今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培源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名誉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会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九三学社主席，第一、二、三、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人大常委，第三、四届政协常委，第五、六、七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注：在九三学社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接受许德珩辞去主席职务的请求，一致推举周培源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1981年因年事已高，周培源主动辞去了校长职务。

周培源教授还是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最早的委员之一，是亚洲流体力学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是以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为目的PUGWASH（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理事。

学术成就

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广义相对论方面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周培源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并应用于宇宙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与静止场不同类型的严格解，并于1939年证实，在球对称膨胀宇宙中，若物质和辐射处于热平衡态，则宇宙必为弗里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添加进引力场方程，求得一系列静态解、稳态解及宇宙解。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与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较实验，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个更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初步结果已显示出，郎曲斯解与实际相符。80年代，周培源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即经过坐标变换联系起来的几个解，究竟应该是一个解还是几个解。他对照流体力学中保角变换，认为这种情形应该是几个解而不是一个解。产生这种不确定的原因在于爱因斯坦方程缺少必要的坐标条件。

引力理论

在引力理论方面，他提出了“谐和条件是物理条件”的重要观点，并且提出和指导了中科院高能所李永贵同志等的“地球引力场中光速各向同性检验”实验，在世界上首次获得地球表面水准方向和竖直方向传播速度的相对差值在10-11量级上相同的结果，这一结果有可能使人们对爱因斯坦引力论的认识产生重大影响。

湍流理论

在湍流理论方面，30年代初，他认识到湍流场和边界条件关系密切，后来参照广义相对论中把品质作为积分常数的处理方法，求出了雷诺应力等所满足的微分方程，并希望能把边界的影响通过边界条件引入雷诺应力的运算式中。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该文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湍流脉动方程，并用求剪应力和三元速度关联函数满足动力学方程的方法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从而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重要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对推动流体力学尤其是湍流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公推为以雷诺应力方程为出发点的工程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性工作。50年代，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轴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像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并根据对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的研究，分别求得在湍流衰变后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关联函数、三元速度关联函数。之后，他又进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将衰变初期和后期的相似条件统一为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并为实验所证实。从而在国际上第一次由实验确定了从衰变初期到后期的湍流能量衰变规律和泰勒湍流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结果。他首先提出了以研究湍流的基本涡旋结构作为出发点，以某种典型旋涡作为湍流元，采用先求解后求平均的新方法，从而避免了传统湍流理论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现不封闭性的致命弱点。根据这一想法，他与蔡树棠先生在1956年从粘性流体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发，找到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衰变后期的轴对称涡旋解。此后周先生又与是勋刚、李松年、黄永念、魏中磊、钮珍南等同志合作引进并验证了准相似条件，发展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并于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80年代，他又将这些结果推广到具有剪切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并引进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经过半个世纪不懈努力，周培源的湍流模式理论体系已相当完整。

最近黄永念、是长春、朱照宣等从混沌的观点出发，在真实物理空间内找到了一种涡球作混沌运动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湍流旋涡结构理论的正确性。在测量仪器方面，继诸乾康，俞达成等人研制出恒温热线热膜流速计（简称HWFA）以后，盛森芝等人又于最近研制成IFV-900型智慧流速测量系统。这是一种主电桥予移相型新一代HWFA，与传统的HWFA相比，线路模型接近真实条件，在HWFA的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技术上有重大革新，完全革除了传统HWFA的三个调节参量，测前调整时间缩短了十倍以上，稳定工作的频带加宽了二倍以上。湍流研究的这些新的进展，证明了一批湍流理论、实验和测量仪器学者、专家，在周老的指导和影响下，已经形成了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派。

教育事业

周培源从事高等教育工作60多年，培养了几代知名的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早期学生中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胡甯等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中，一贯重视基础理论，同时关怀和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和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学识、见解和治学、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被人们称为"桃李满园的一代宗师"。

他在北京大学，大力支持并亲自组织领导研制成功了华光型电脑镭射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术的重大革新。

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周培源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争取裁军和世界和平，为繁荣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赢得了国内外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敬仰，被人们赞之为科学家的表率和楷模，"和平老人"，"杰出的民间外交家"。

大师的风采

毅然回国

1945年末，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结束，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研究组的大部分科研人员被美国海军部留下并成立海军军工试验站。周培源也应邀留下，年薪高达6千多美元（相当于80年代末的6万多美元）。由于该试验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科研机构，应聘人员要有美国国籍。为此，周培源当时明确提出：第一，不做美国公民；第二，只能担任临时性职务；第三，明年7月要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因此只能工作到明年6月末。这三个条件都被美方接受。周培源准时于1946年7月离职赴欧，并于1946年10月由欧洲返回美国，1947年2月全家（他、夫人及三个女儿）乘船离开三藩市前往上海。其时，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且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政权即将崩溃。因此在国内外的不少朋友得知周培源全家要回国时，都劝他不要回国。周培源当时的想法是："我虽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但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绩就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我是由清华大学派送去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仅约相当于25美元。周培源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也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报效中华之心极为坚定，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回到北平。

参与三峡工程

周培源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关心。50年代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时，他曾两次到武汉参加三峡工程会议，并同会议全体人员前往三斗坪考察预选的大坝坝址。签于三斗坪的坝基是花岗岩，较40年代美国工程师所选坝址（位于南津关，系石灰岩坝基）合理，因而当时周培源是支援较快建设三峡工程的。但80年代以来，在阅读了全国政协调查闭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和许多其他有关材料后，周培源认为三峡工程不仅仅牵涉到工程技术问题，还牵涉到经济、生态、社会、淹没区的矿藏甚至军事、人防等许多问题，而且建设周期需要20年，因此包括长期投资的利息在内耗资将以千亿计。国家要在近期建设这项工程，必将延缓许多其他急需上马的建设专案，何况此工程尚有不少重大问题有待研究论证。因此周培源建议要在综合国力明显允许的条件下，在十分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方可考虑三峡工程的施工问题。根据国家科学决策的需要，时已86岁的周培源，在社会工作、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于1988年9月毅然接受全国政协的委托，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奔赴湖北和四川有关地区视察。他们进行了大量和辛勤的考察工作。视察团回京后，周培源以他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据实提出了建议。

关心和推动教育事业

1987年他将其父亲在家乡遗留下来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捐献给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1989年周培源及人王蒂把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自己的部分工资收藏多年的145幅珍贵古代书画捐赠给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市政府向他们颁发了一笔奖金。周培源夫妇立即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捐赠给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又于1990年5月将这笔奖金的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振华基金会作为奖学金，用于资助鼓励社会上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让人人享受科学技术的恩惠”。周培源夫妇还分别向他们的母校上海市实验小学和吉林省扶余县扶余镇实验小学各捐赠一万元作为奖学金。他们认为："字画文物与奖金既来自人民，都应该把它们还给人民。"

刚直不阿，作风正派

周培源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来头多大、压力多高，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为了抢夺“科学革命的旗手”，提出要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特地跑到北京大学找周培源，要他参加批判并要召开万人大会，“打倒爱因斯坦”。周培源对这位不速之客非常冷淡，并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批不倒，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论”，把陈伯达顶了回去，一点不留情面，更无丝毫迎合之举。陈伯达刮起一阵“打倒爱因斯坦”的黑风后，周培源从科学实际出发，不畏权势和巨大的压力，不随波逐流，坚持科学真理，顶住这阵黑风，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因斯坦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曾刮起一阵取消基础理论研究的歪风。周培源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国家近期和长远利益的综合考虑出发，态度鲜明地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他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时还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1958年"大跃进"时，共产风、浮夸风刮遍全国，一些提法和做法都很错误，同时有的人还不顾事实地宣传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等等。当时周培源认为这些都是不符合科学实际的，从不附和。

数十年来，周培源信奉的格言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自周培源在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期间进行三分角的研究开始，在60多年他所研究的数十个科研课题中，大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选定的。周培源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时，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向他建议了一个题目，但周培源经过考虑后没有采纳英国教授的建议，而是自己选定了一个题目，并围绕这个题目作出了很有创见、水准甚高的博士论文而荣获该校的最高荣誉奖。周培源对于任何问题，譬如在对待科研工作中的论据和论点的科学性方面，都十分注意实事求是。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要能够说明旧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的科学现象；二要能够解释旧的科学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科学现象；三要能够预见到新的科学现象并能够用科学实验证明它。20年代周培源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的"坐标有关"论点，80年代后期获得了科学实验的初步支持；1975年他提出的研究湍流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1986年在北京大学湍流实验室中获得了证实；他在湍流理论研究中于40年代提出联立求解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创举性方法，直至高速电子电脑发明之后在80年代末才想到用逐级迭代法求解……这些都是周培源实事求是的科学例证，也是符合他关于新科学理论的三个条件的。周培源堪称锲而不舍的楷模：早在20-30年代他即选定物理学基础理论中最难的两个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数十年来矢志不移；在引力理论研究中，20年代他提出"坐标有关"论，直至90年代仍在进行科学实验以充分地证实它。周培源是一位科学头脑非常清晰、敏锐的科学家，他十分勤奋，顽强进取，忘我工作。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和高龄的情况下，至90年代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亲自培养博士研究生等工作。勤劳不止，奉献不已。

周培源为人谦和、坦诚，度量宽宏，性格豁达，平易近人，对下级、对学生特别和善且关怀备至。他要求自己甚为严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联系群众。他学识渊博，成就卓著而又谦虚谨慎，深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崇敬。

九十华诞贺词

李政道先生的题词：“培育桃李满天下，源自前辈种树人”。

聂荣臻元帅的题词：“宗师巨匠，表率楷模”。

李先念的题词：“尽心国事，老当益壮”。

雷洁琼的题词：“为发展中国科研和科学教育促进国际科技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方毅的题词：“科技先驱”。

周光召院长的题词：“岁老根弥壮，科兴业更精”。

卢嘉锡的题词：“引力理论湍流理论科研教学六十年桃李满园硕果流芳师诚科技泰斗；领导工作科协工作奉献业绩半世纪老而弥笃志且益坚公实学者楷模”。

宋健的题词：“科学泰斗，世代风范”。

赵朴初题词：“当年天竺忆追陪，坛坫风云不我嗤，九十喜君犹矍铄，天人学业愧肩随”。（一九六一年余与君参加新德里泰戈尔纪念会时，余曾与印度主持者论战得君赞许，余少君五岁礼记五年以长则肩随之）。

吴阶平题词："“少年壮志淩云周游欧美为科技事业奠定基础；耋龄培植新秀启浚开源祝丹心彩霞相映生辉”。

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题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

北京大学力学系师生员工祝词：“开湍流研究逾五纪孜孜不倦结硕果，创力学专业庆四旬循循善诱育英才”。

北京大学力学系晚生吴际可、盛森芝、朱照宣祝词：“一代宗师学厚仁厚情厚五洲学子同贺福如地厚，科学泰斗言高行高德高华夏晚生共祝寿比山高”。

恩爱夫妻

1930年某个星期日，周培源到一同学家中作客，无意中发现一张女子照片，形象亮丽动人，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原以为是这位同学的妻子刘孝锦，当得知不是时，心中不由暗喜。

同学夫妇看出他的心思，决定撮合这门亲事。照片的主人叫王蒂澄，是刘孝锦的同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她是吉林省扶馀县人，父亲开一家造纸作坊以维持生计。她天生丽质，机智伶俐，有很强的感悟力与凝聚力，是同学之中的核心人物。

周、王两人相识两年后，于1932年6月18日在北平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主持了婚礼。此后，这对夫妇双双出入在清华园中，成为校园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直到数十年之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四女儿如苹说道：“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著看。”

自然，生活中并非都是诗情画意。后来，周培源的大女儿如枚、二女儿如雁相继问世，辛勤与劳累也随之降临到他们夫妇头上。王蒂澄因身体虚弱而得了严重的肺病。肺病，当时尚无特效药物可治，一旦得病，遂成重负。周培源把夫人送至香山眼镜湖边的疗养院，整整疗养了一年。他自己则挑起了既为人父又为人母的双重责任，二女尚小，嗷嗷待哺，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每到周末，他还要骑上自行车去看望病榻上的夫人。从清华到香山，往返50余里，当时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其辛苦劳累，自不待言。

在女儿看来，父母虽然性格不同，却恩爱一生，“人家一辈子没红过脸”，母亲1989年瘫痪之前，两人每年都要踏青、游玩。还没出门，先生就把手臂抬起，相搀著形影不离。出差时大包小包多，女儿只好说："对不起！麻烦你们两位分开一会儿，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周先生早生华发，50岁上右耳失聪，所以说话总“大声嚷嚷”，“自己听不见也怕别人听不见”。于是，周家上下每天都要听他公开“谈情说爱”。每天早上打拳、晨练之后，他一定到老伴房里问安：“你今天感觉怎麼样？腰还疼不疼？别怕困难，多活动……我爱你，60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物理学家带著公式化的特点，天天重复同样的话。周师母便说他烦，可能觉得他不够浪漫！

89岁时，他的相对论引力论研究有重大进展，一兴奋，心梗住院。91岁时他又招收了博士研究生，想在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

1993年11月24日，他如常晨练，又到老伴房里说话，感觉不好，想躺下，就再没起来。

晴天霹雳，周师母以为谁在开玩笑，一时不能接受。然后埋怨老伴："不讲信用！说好他先送我，可他连个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连个再见都不说……"

随后，她很平静地面对一切：打电话通知国外的女儿回来；送他走，不要穿西装，中国人穿中山装。

当晚，夜深人静时，轮椅上的老人要女儿如苹帮她做件事：“替我写封信，带在他身上，贴在他心口。”那晚女儿写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这个字不对，就是那个字没写好，直到她满意为止：“培源：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宗师巨匠 表率楷模

武际可

周培源教授（1902-1993）生前对学生、对工作、对事业、对人民的无限热情与高度责任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重温他的教诲，学习他的作人，仍感到无比亲切，给人以力量。这里将几件事写在下面。

题要自己做在大学二年级时，周培源教授给我们讲授理论力学课。这个课是一半时间全年级200多人听大课，另一半时间分作9个小班上辅导课，在辅导教师指导下做习题。周培源教授除主讲大课外，还亲自上一个小班的习题课。

对力学专业来说，理论力学是一门主课，也是较难学的课。除了要求较好的数学基础外，推理严密，应用灵活，学生一时不易入门。所以高年级同学传来一种说法：“什么是理论力学呢？就是听讲明白做题不会的课。”

周培源老师多年讲授理论力学课，对这一点深有了解。他要求同学认真听好课，在做题前认真复习掌握好基本原理。一次上大课时，我们注意到他一会儿换一副眼镜往教室后面看看。下课了，他宣布：“坐在后面的两位同学留下，别的同学下课。”后来我们得知，留下的两位同学被老师严厉批评了，原因是他们上课时交谈，没有好好听讲。这件事，对全年级震动颇大，尽管那两位同学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是一流的，周老师也不姑息他们没有认真听课的行为。这就促进年级形成良好的课堂秩序，养成认真听讲的习惯。

对于怎样做题，周老也有说法。他在大课上说：“题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了。”“而且题要自己做，做题好比打猎，要自己打，不要学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养了鹿，由太监把鹿或猎物赶到自己跟前，再去射。”周老师的这番话同学们印象很深，在40年过去后，同学们相聚谈起还很新鲜。这番话，使我们加强了独立钻研精神，逐渐克服了那种一不懂，未经思考便发问，一不会做题，未经思考就查题解的坏毛病。我逐渐体会到，学习劳动也是艰苦的，而且唯其如此，当学有所得，在学习上独立捕获“猎物”时，心理上的愉快也是难以言状的。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四人帮”垮台后，科学教育界无异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一次我去拜访周老，他谈起四人帮对自然科学和教育的破坏，谈起需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并且建议我们写一篇东西，谈谈我们的看法。

参加写的连同周老在内一共是3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数易其稿，总算有了一个初稿。每一稿写完，周老从不马虎，总是从头到尾仔细推敲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在我看来好像可以定稿了，他还是请人民日报社打印了200份，亲自寄给科技界教育界的朋友们征求意见。一封封回信寄来，不少信肯定了文章的基本论点，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周老都逐一亲自将这些意见汇总起来，交给我们去改。

在整个过程中，有几次，我对修改后的稿子颇有点满意，试探着问周老：“这文章准备拿到哪里去发表呀？”周老似乎听出我的意思，总是回答：“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正是周老亲自寄出去的征求意见稿，从收回信件中汲取了许多好意见，其中有钱学森先生、裴丽生先生、于光远先生、何祚庥先生、钱三强先生等人的意见。看到这些宝贵的意见和补充，深深为周老认真严肃与虚心求教的精神所感动。

打那以后，我每次写文章不论大小，也尽量在发送前请人看看，送给同事、学生，听听意见。然后再认真修改几遍才脱手。

后来文章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高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为题于1978年8月15日《光明日报》上在显要位置发表。文章批判了“四人帮”粗暴破坏科学技术，阐明了科学技术中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群众路线的观点。这篇文章在科学技术结反映很好。随后，日本的《科学》杂志翻译全文转载了。

慎之又慎1987年后，周老对三峡工程的宏观论证非常关心。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还亲自到现场考察。

在这期间，曾同周老有过几次接触。每次谈话，他总是谈到三峡问题，谈到各种看法，也谈自己的看法。言谈中，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并一再说：“对像这样的工程，一定要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慎之又慎。” 记得1988年春节向他拜年时，他仍是娓娓而谈三峡工程。我对水利工程是地道的门外汉，在周老谈话时，只有听他的份，提不出多少看法。不过心中也另有所思：周老这么大年纪了，你也不是水利专家，还不如等专家们讨论定了投个赞成票算了，你这样为三峡而忙，还不是瞎操心。心里这样想，口中便劝周老：“你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空多打打太极拳。”

周老对我的劝说不以为然，说这是全国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心的大事。而且这样大事的决策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可以为国家对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积累经验。临走，他还送给我一本有关三峡工程宏观决策的书，并嘱咐我认真看看提出意见。这本书是周老作的序，周老对书中不少作者的意见非常熟悉也十分重视。周老并且指着书中他写的序中的一行说：“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写的是：‘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遗臭万年。’收入这本书时，语气缓和了一些，把‘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改成了‘闻名于世’‘后悔不及’。”

后来我阅读周老给我的这本书，发现其中有李锐、孙越崎、黄万里等名人的文章，还有著名的力学家、气象学家、水利学家、水文学家等数十人的文章。收录的多是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从各方面论证三峡工程不可搞或不可仓促搞。

记得在这次谈话中，我偶尔提起过我们系王大钧教授曾经参与过一个水坝振动的课题。那是广东省的一个水坝，那个地区从来没有过大地震，水库蓄水后诱发了一次地震，而且水坝裂了缝，需作补强。这个情况，我讲的时候也不在意，过后也便忘了。岂料过了些时，王大钧见到我说，周老把他叫去了，详细询问蓄水诱发地震的问题。这件事使我非常内疚，以一位90岁的老人对三峡工程问题的关心以及对它的关键技术问题寻根问底精神使我感动不已。我平时曾自诩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但遇到真正的像三峡工程这样的大事，表现得却有几分世故起来。自那以后，我不仅认真阅读了周老送给我的书，还阅读了有关三峡论证各方面的看法的文章。从而不仅对这项工程有些了解，而且体会到，在重大问题决策上，有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好事。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与充分表达，可以使决策更正确，从而可以少犯错误。我体会到，周老所关心的三峡问题，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的问题。

周老在三峡工程宏观决策的书中的序言中说：“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除要研究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周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目光是深远的。

我不能掠人之美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是周老一贯的作风。

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科学名人词典，想请周老作主编。按照现今中国人的习惯来说，当时周老是全国科协的主席，又是知名的科学家，当个挂名主编也并无不可。不过周老却对来人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逐篇审订书稿，所以我作不了主编。”来人说，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你只要挂个名就行了。周老说：“你们要我不做实事，我不能不做实事而掠人之美。”就这样，周老把这桩事情给回绝了。以同样的说词周老回绝了不知多少类似的请求。

四人帮倒台后，周老让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和我帮助他写的那篇文章，在他托人民日报打印200份寄出征求意见时，发现在作者署名处，把我的名字脱漏了。我告诉他说，这篇文章我做的事很少，帮老师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岂知他却不以为然，以80多岁的人，硬是将200份逐份用笔添上我的名字。这件事虽小，却使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一个为人正直的人，是特别尊重别人的劳动的。把掠人之美看作是和偷盗一样的可耻。后来，我体会到，对作品署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在我和同事或学生合作写书或文章时，如果文章或书的主要思想不是我提出的或主要部分不是我写的，我一律署名在后或不署名。

每当我在书店里或图书馆里，看到一些院长或部长之类的大腕，在砖头厚的书上署主编之名时，这在中国可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过在我心中越发升起对周老的尊敬。

顺带说的是，周老的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在和他接触较长的学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1992年，为祝贺周老90寿辰，我们组织了一个以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我是秘书长，负责一应杂事。会议最后要出一本文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想请周老的学生，国际知名学者林家翘先生出任主编。我便去找林先生说明此事。林先生说：“我不能担任主编，因为我没有精力逐篇看文章，况且这次会议是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我只懂流体力学，理论物理我不懂。不过，我也得帮你们想个办法，等我想一想，明天你再来找我。”次日，我又去找林先生，他说：“有办法了，我们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我和胡宁先生（周老的另一位学生，专长是理论物理）共同担任编辑委员会的主席（Cochairman），然后由你们找若干位编委，你们担任编辑委员会的秘书，这样是不是更好。”后来我们经过商量，觉得林先生的主意确实很好，就按照他的意思办了。我想，林先生建议的编辑委员会，是一个集体负责的组织，它是尊重每一个成员的劳动成果的，而担任主编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名称虽然只差一点，但对其成员的劳动成果的分量尊重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件小事上我体会出一个正直严肃的学者，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林先生身上看到了周老的影子。

在学术腐败严重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周老这种正直而严肃的尊重别人劳动的精神不是也很重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