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选用白银、黄金等贵重材质为载体印制，有的还加上金银珠宝或名贵天然木材，进行豪华包装和装帧而面市的一种出版物产品，内容大多为领袖诗词、手迹以及最有盛名的古代典籍等。是 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地位

概述

白银书的负面影响(黄金包装普通读物变“珍品” 扰乱秩序公款消费孳生腐败)

国家的查处决定

专家说法

相关评论(其一 其二 其三)

深层思考

地位

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概述

所谓“黄金书”“白银书”，是指选用黄金、白银等贵重材质为载体印制，有的还加上金银珠宝或名贵木材进行豪华包装和装帧而面市的一种出版物。这种书，定价高的离谱，有的一册几千元，有的上万元甚至更多。这种书，完全背离了其传播知识的价值，其目的并非在于“读”，而在于作为“礼品”赠送或收藏。这类“黄金书”的面市，不仅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助长奢华的不良风气，而且还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损害新闻出版业的形象。更有甚者，有些“黄金书”的出版发行背后，隐藏着违规出版、买卖书号和变相公款消费、滋生腐败的严重问题。

白银书的负面影响

黄金包装普通读物变“珍品”

这些“黄金书”的内容，其实早有各种版本的普通出版物并大量出版。但经过使用贵重的黄金、珠宝等包装后，“黄金书”成了所谓“礼品书”“珍藏版”和“收藏品”，定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甚至更高，不仅大大超出一般图书价格，甚至比自身成本也要翻上好几番。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提出意见，认为这是一种“奢靡浪费之风”，“黄金书”可当作“传家宝”、“保存万年之久”的广告等基本上属于误导读者的虚假宣传，呼吁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对出版“黄金书”、“白银书”亮红灯。

扰乱秩序公款消费孳生腐败

新闻出版总署对图书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后发现，这类“黄金书”的面市，多是一些出版单位为了经济利益与社会上其他经营者合作出版行为，销售中基本采取“高定价、低折扣”的方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不仅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助长奢华的不良风气，而且还扰乱图书市场秩序。更有甚者，有些“黄金书”的出版发行背后，隐藏着违规出版、买卖书号和变相公款消费、滋生腐败的严重问题。

国家的查处决定

据此，新闻出版总署2006年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图书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后一律禁止图书出版单位出版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以黄金、白银、珠宝、名贵木材等高档材质为载体或进行豪华包装的奢华类图书；禁止出版物发行单位发行销售此类图书；禁止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为此类图书做广告。

《通知》指出，凡违反规定，擅自出版、销售、推介此类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单位，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这个《通知》于2006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据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会同有关市场管理部门，近期内在图书市场展开清查、查缴，把“黄金书”清除出市场。

专家说法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直斥“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黄金书是一种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原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渝也言词激烈地说：“最近连续行销的黄金书是奢靡浪费潮流的一股泡沫。”据陈漱渝介绍，黄金书宣传的卖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书籍的文化内涵深厚，可以传播伟人的光辉思想；二是制作工艺精美，“可当作传家宝”，“保存万年之久”；三是吹嘘“具有巨大的升值潜力”。但陈漱渝认为，一本书的文化内涵是由内容决定的，不是由印刷和包装决定的。

哈尔滨资深的收藏者李凤岐说，从收藏界的角度看，‘黄金’书没有收藏基础，最多只能作为礼品。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王意如教授指出：“那些声称仰慕圣贤文化而去买‘黄金书’的人，恐怕只是仰慕文化的形式而非内容。这样的书放在家里可以显得很有身价，但真正要读书的人决不会去买什么黄金做成的书。”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指出：“黄金书”并非以价值取胜，而是以工艺取胜，也就是如何在金箔上进行刻印及其保存。问题是，时至今日该项工艺已经普及，只有当艺术品产生不可再造性时，收藏价值才能体现。消费者对于‘黄金书’的神秘感多半缘自商家的刻意炒作。其实从收藏界的角度看，‘黄金书’没有收藏基础，最多只能作为礼品。”

某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透露，浇铸版和珍藏版两者的含金量都不足。从目前现有的工艺上来说，尚无法在100％的纯金金箔上进行印刻，即便印刻上文字和图案也无法很好地保存。他还建议，面对这些金书一定要冷静收藏，最好鉴定一下含金量，以免降低藏品的价值。

相关评论

时下中国，黄金书蔚为时尚，大有愈演愈烈、风呼飚啸之势。此前已有《金刚经》、 《周易》 、《毛泽东诗词手迹》、 《伟人邓小平》、 《孙子兵法》等黄金书行世，现在黄金书《毛泽东题词手迹》、《人民领袖毛泽东》又闪亮上市。看来，似乎非用黄金打造之书不足以显示伟人和经典的价值。 到底有什么必要非要出版黄金书呢？有人振振有词，一曰利于“收藏”。自有文明史以来，刊印书籍无不是为了供人阅读或研究，恐怕少有是为着让人匿藏不宣的。二曰利于投资理财。黄金书并非纯金，容易氧化变质而致贬值，远不如存储黄金。三曰体现经典价值。经典之所以珍贵，在于其自身的价值，而不在于其载体是否用黄金包装。

可以说，出版黄金书，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一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前，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吃饱肚子的时间并不长，远没有富到屁股流油，钱多得没法花，非得用黄金造书来奢侈炫耀的地步。须知我国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数的五分之一，世界排名只有129位，全国城乡尚有1.2亿贫困人口需要政府帮扶(据2006年12月20日新华网)。就这么样难如人意的国情国力，还大肆出版黄金书，是不是太“穷烧”了？一边是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无钱买书，上不起学，一边是有人把玩黄金书，这是不是有点缺德和造孽的味道？其结果，无疑只会刺激贫富阶层的对立情绪，有害社会和谐。白银书

其二

，为腐败提供了方便。黄金书都是卖给谁的呢？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工薪阶层笃定不会问津，即便是富裕家庭恐怕也舍不得轻易染手，热衷此物者或许有两大类，一是国有单位，撒“老公”的票子不心疼，金书买来或被头头占为己有，或被头头用于笼络“官系”；一是“别有用心者”，买作贿品，用于寻租权力。有广告公开吆喝：黄金书乃“精神粮食”、“政治营养”，堪称公关馈赠最佳礼品。

其三

，有悖构建节约型社会基本国策。无论购买黄金书的资金来自何方，但都是社会资金，浪费的都是社会资源。黄金书动辄一两万元，这么巨额的资金被耗在了无实际意义的黄金书上，无异于暴殄天物。

深层思考

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写过一本《启蒙运动的生意》，从中可以了解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是与那些“杰出的商人”和“伟大的商业”分不开的。考虑到追逐利润与自私自利是人类更广泛的特征，所以在推销思想与知识方面，以谋利为业的书商往往比思想家们更有热情。正是这个原因，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声誉日隆的狄德罗，而是出版商庞库克及其合伙人。正如《生意》一书所写：“以高风险博得高回报，这是启蒙运动出版活动的前提。”

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想强调商业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从这方面说，其实并不反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书籍生产的市场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惟利是图”对于我们社会的长久进步来说未必全然是件可以被指责的坏事。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拿“书籍”与“黄金”相提并论。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归根到底，就是说书籍对于中国古代的老中青很重要，可以满足他们的两大快意平生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在崇尚知识的今天，书籍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实现，同样关系到人类整体性的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对知识普及满怀希望，并提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的口号。相较之下，以“黄金”之名自诩的“黄金书”着实乏善可陈。 显然，这些天价“黄金书”对于普通市民甚至“中产阶级”来说并无意义。从本质上讲，那些以“99.9%黄金制成”、售价高达两万元的“黄金书”，不过是把黄金做成了书本的模样，而有机会将它们摆在家里的人，闻到更多是“金臭”，而不是书香。进一步说，即使是如媒体批评的“用于行贿”，这些黄金也算是“缺斤短两”，只是打上了知识的招牌后，它们便变得更加值钱了。

然而，明显人都知道，“黄金书”横空出世，背后更大的利益驱动是“书籍搭台，腐败唱戏”。如广告所称，这是“送给政界人士的礼品”。此时，“黄金书”里的“书”就像“注水肉”里的水一样，表面上仿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实际上因为“以次充好”、“效用相悖”而受到了蔑视。因为知识以传播为目的，以让更多人分享与认同为效用，并不需要黄金来提升自己的价值，遑论充当黄金的奴仆、给黄金抬轿子。

此外，从传播角度说，古人写好书要“藏之于名山”，目的是呵护真理（知识）的种子，等着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而现在出版商把好书“藏之于黄金”，显然多此一举，因为这些“经典”流播天下，早已家喻户晓。即使是为了“可以珍藏几百年”，在电子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也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噱头；而那些所谓“限量发售”，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以黄金埋葬书籍”。

如上所述，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有许多天才的书商，资本加速了知识的传播，并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此相比，我们今日所见的“黄金书”，可谓萎缩不堪，因为“黄金深处”并无可以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媲美的、可开今天风气之先的新思想、新乡土。从这方面说，可以说并不反对“黄金书”，而是需要货真价实的“黄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