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中国经济发展史 |
| 释义 | 先秦时期远古及夏、商、西周经济的发展 中国远古暨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源头，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前进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新石器时代只有几千年，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各个王朝的更替不过数百年的时间。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人类从使用棍棒、制造石器求得生存和发展时起，到发明和控制用火、发明弓箭、驯养家畜和制造陶器；从农业的产生及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到商品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萌芽；从陶器、骨器上的刻划符号到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车辆、舟船的产生到天文、历法的出现，每一种发明，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苦的历程，并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科学技术的结晶。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但缓慢毕竟也在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比早期的遗址分布更为广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则比旧石器时代更密集，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反映。 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仅氏族部落的定居营地已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在高山、草原、海岛都有发现，而且黄河流域的不少地方远古遗址的分布数量已与现代村落大致相同。生产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十分丰富，每种工具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铲，到了晚期发展成更为进步的石犁、有肩石锄、有段石锛等，工具的改进无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开发，也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和家禽；矿产、森林、江河湖海成为人们索取财富、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这种生产力逐步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当黄河流域出现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国之际，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已经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纷纷出现，从而使中国大陆的奴隶制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世界东方的经济发展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介绍中国从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前221 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 （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 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汉书·西域传》大宛条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 （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 年到公元前305 年的孟子虽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而生于公元前384 年到公元前322 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亚里斯多德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人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 （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14 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15 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5 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及至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渔肉的悲剧。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 秦汉时期秦汉经济史 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同一”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第一，从宏观上说，由于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经济，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在北方，东汉末年大破坏之后，有三国至西晋太康时的发展；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中，还出现过后赵、前秦的两度统一和经济上的两度复苏；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出现了北魏后期的繁荣；魏末大乱后，又有齐、周时的发展。在南方，有孙恩、桓玄时的变乱、宋魏战争、侯景之乱等的大破坏，也有东晋太元、宋元嘉、齐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发展。横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屡遭破坏、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第二，上述经济的前进与后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否则就停滞、后退。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与政治无关，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这方面一个最好例证。 第三，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汉代在边疆屯田的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内地实行大规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义。吴、蜀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措施适宜的结果。 第四，经济的持续深入的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北朝的经济，魏孝文帝的改革给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苏绰、周武帝的继续改革，其成果也许不能获得保持和发展。 第五，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强经营园、墅，不只重视谷物的种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泽的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大农业，很有启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宝贵资源，山林川泽，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产财富。 第七，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外交往方面，孙权能够敞开国门，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积极向海外开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启发性。其后，南朝各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北方，即或如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也同西域保持着交往。这是中国的好传统。 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 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 （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宋辽夏金时期 宋、辽、西夏、金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表现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土地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从而把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不仅在宋朝统治的汉族地区得到广泛发展，而且逐步在辽、西夏、金统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围，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广大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社会生产有迅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这不仅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商业性城镇的大量涌现，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内部的各个部门，既逐步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所以，宋代的社会生产同唐代相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汉族对北方民族影响的增强，北方民族也开始被纳入这个新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漫长过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在南宋和金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而言，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在全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时，北方的经济格局在金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一局部地区而言，经济的重心由中原移向华北平原。从此，中原地区彻底失去了上千年来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华北平原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一变化不仅为以后在统一的政权下南方和北方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这些转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几个朝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围。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汉至清末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发展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话，那末，宋、辽、西夏、金时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开端。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后的数百年，直到清末，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达到的新高。 元朝时期元王朝于于14 世纪60 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这是应该的。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5 世纪又25 年。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或往事。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迹廖廖无几。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在明代270 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封建末期宣统三年（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主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10 万人；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60—70 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 位。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868 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868—1877 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建的、雇佣10 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487 家，1877—1886 年增加为760家。但在80 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20%左右。日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90 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工生产方法。1884 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4.3%，商业资本占7.8%，而银行资本占75.6%。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下诏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19 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民国经济史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现代经济史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意义是，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跃进时期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趋单一化，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只是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的经济实体，或者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相关书籍基本信息作 者：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编 丛 书 名：出 版 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4200008 出版时间：2007-12-01版 次：1页 数：1902装 帧：平装开 本：16开所属分类：图书 > 经济 > 中国经济 内容简介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上海财经大学部分教师完成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的编写任务，该书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下得以出版。作为一种尝试，该书的编写按照行业的体例进行，编写完成后，编写主要成员在讨论中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今后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进行的时间概念，每5年对该书进行一次修订和补充，以便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史的编写能够延续下去。 目录上册 第一编 综述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构思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构建和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二章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第三节 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第三章 国民经济发展的受挫和经济政策的调整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次探索 第二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经济的困境 第三节 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恢复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和国民经济最严重的挫折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会经济 第二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次转折和受挫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转折 第一节 国民经济的前进和徘徊 第二节 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转折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四节 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六章 经济建设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略部署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推进 第四节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一节 21世纪前五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 第三节 21世纪第二个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第二编 中国农业发展史 第一章 农业经济的恢复与提高（1949－1952年） 第一节 土地改革 第二节 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节 互助合作运动 第二章 合作化运动与农业的发展（1953－1957年） 第一节 合作化与统购统销 第二节 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进步 第三节 农业产量的增长与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 第三章 农村经济的破坏与调整（1958－1965年） 第一节 人民公社与“大跃进” 第二节 政策的调整 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与农村“四清”运动 第四节 农业技术推广 第四章 “文革”时期的农村与农业（1966—1976年） 第一节 “左”倾错误与学大寨 第二节 社队企业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技术进步 第五章 体制改革与农业增长（1978－1991年） 第一节 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 第二节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 第三节 传统农业的改变 第四节 农业的增长与结构的变迁 第五节 乡镇工业的大发展 第六章 全面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1992－1995年）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化 第二节 农业的成就 第三节 乡镇企业发展与劳动力流动 第四节 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 …… 第三编 中国制造业发展史 第四编 中国建筑业发展史 第五编 中国运输业发展史 第六编 中国外贸发展史 第七编 中国财政发展史 下册 第八编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 第九编 中国金融业发展史 第十编 中国保险业发展史 第十一编 中国政权业发展史 第十二编 中国期货业发展史 第十三编 中国旅游业发展史 第十四编 中国房地产发展史 第十五编 中国信息业发展史 先秦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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