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4年6月11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青团成立以来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396名、列席代表927人，共3323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总书记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同代表中的著名先进人物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参加大会开幕式和接见代表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候补委员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罗瑞卿，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赛福鼎、林枫以及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负责同志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参加接见。邓小平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对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胡耀邦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做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报告。胡克实做了《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分别就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向大会做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修改的团章，选出178名中央委员、74名候补委员，组成共青团九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的新团章明确规定，共青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全国青年所面临的伟大历史任务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号召全国青年“一定要发扬我国革命前辈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贡献出一切力量，充当社会主义的突击队”。大会根据当时共青团建设的实际情况，正确地阐述了坚持团的先进性、加强同青年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增强团的战斗力的两个基本条件，指出团干部应具有“朝气勃勃，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些重要思想对共青团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次大会把当时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引进共青团内，提出国内并不存在的所谓“青年工作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提出“阶级教育为纲”，劳动化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根本道路”，这些观点对后来的青年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1964年7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6名、候补中央委员66名。胡耀邦在会上做了《加强团结，相互勉励》的讲话。会议选出胡耀邦等29人为团中央常委，胡耀邦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克实、王伟、杨海波、张超、王照华、路金栋、王道义、惠庶昌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德华、李淑铮、徐惟诚、胡启立为候补书记。

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1人、候补中央委员59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等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团中央书记处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彭真对青年工作的指示，听取了彭真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王伟代表团中央书记处做了关于《突出政治，总结经验，团结多数，组织起来》的工作报告。胡克实做了全会的总结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的决议。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1966年4月1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团中央委员143人、候补中央委员64人，列席会议的团的负责干部72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代表团中央常委会做了《一定要把共青团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学校》的报告。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全会认为：“突出政治是青年工作的根本”；所谓“突出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全会要求各级团组织“把广大团员和青年发动起来，参加这场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这次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夕召开的，全会完全为“左”倾的迷雾所笼罩。

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第九届团中央全会文件

1.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促进我国青年革命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报（1964年7月6日）

2.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4年6月13日）

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1964年6月29日通过）

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1964年6月29日通过）

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1964年6月29日通过）

共青团九届一中全会

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书记、候补书记名单（1964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