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致远 |
| 释义 | 防护巡洋舰（穹甲快船、steel protected cruisers）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建造，造价共计1697453两银。“致远”于1886年9月29日下水，1887年7月23日建成，同年11月抵达大沽。“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字正卿，黄海大战“致远”舰沉没，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与战舰同沉，壮烈殉国。 院刊《致远》(杂志介绍 杂志信息 杂志发行 办刊宗旨 读者状况 组织机构 编辑部) 发展历史(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荣誉资质) 致远舰简介防护巡洋舰（穹甲快船、steel protected cruisers）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建造，造价共计1697453两银。“致远”于1886年9月29日下水，1887年7月23日建成，“靖远”于1886年12月14日下水，1887年7月9日建成，同年11月二舰与在德国建造的“经远”、“来远”、“左一”一起在总教习琅威理（Lang William M）率领下抵达大沽。 该照片长久以来被误认为是“致远”舰，而其真实身份则是1887年在朴次茅斯海口的“靖远”舰，该舰作为旗舰由琅威理乘坐，因此后桅挂有提督旗，当时这一行为为各方所默认，但在数年之后却意外的爆发了令人遗憾的“撤旗”事件。（照片收藏于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编号Q22233） 舰船资料“致远”、“靖远”属同级舰，2舰为北洋水师中航速最快的战舰，长76.2米、宽11.58米、吃水4.57米、排水量2300吨、动力为2座蒸汽机，4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5500匹马力，航速18节，正常载煤200吨、最大载煤量520吨、续航力6000海里/10节、军舰中腰部位的穹甲甲板，因为下方保护着锅炉轮机等要害部门，厚度为4英寸，而延伸向首尾的穹甲甲板，则出于减少重量考虑，厚度只有2英寸。司令塔装甲厚3吋，火炮炮盾厚2吋，全舰编制204－260人，管带为副将衔。 一直未被人所知的真正的“致远”舰照片，同样是拍摄于朴次茅斯。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致远”和“靖远”在外形上的一处显著区别——“致远”桅杆上的斜桁大大低于“靖远”，如果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位于司令塔下方水线附近的鱼雷发射管（舷窗下方的圆形轮廓），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致远”是因为舷侧的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导致管内鱼雷爆炸而沉没，从鱼雷管的位置来看，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照片收藏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编号Q41291） 主要武器克虏伯210mm主炮3门（舰首2门双联装、舰尾1门，每门炮重12吨，3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152mm副炮两门（每门炮重4吨，26倍口径），57mm哈乞开斯速射炮8门，47mm哈乞开斯速射炮2门，37mm哈乞开斯机关炮6门、11mm10管格林机关炮4门（其中1门现存日本长崎“三笠”纪念舰公园），18吋鱼雷发射管4具（军舰艏艉各1具，司令塔前部下方舷侧水线附近各1具）。 舰史《碧海忠魂——“致远”级穹甲巡洋舰》 军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字正卿，北洋水师中军中营副将(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广东番禺人，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黄海大战“致远”舰沉没，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与战舰同沉，壮烈殉国。 “致远”帮带大副陈金揆，江苏宝山人，留美幼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驾驶二副周展阶。 “致远”鱼雷大副薛振声，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鱼雷二副黄乃谟，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鱼雷三副杨澄海，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枪炮二副费乃谟。 “致远”船械三副谭英杰，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致远”船械三副郑纶，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江利”舰管带，民国时历任海军军衡长、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南京雷电枪炮学校校长等职。 “致远”总管轮刘应霖，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致远”舰管轮余锡尔，英国人。 “致远”大管轮郑文恒，福建长乐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致远”大管轮曾洪基，机匠出身。 “致远”枪炮教习沈维雍。 “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北洋水师中军右营副将(以花翎副将补用参将升署)，马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并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参加了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甲午战败后，被清廷任命为水师统领，和“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一起担当起重整海军的重任，于1905年5月在总理南北洋海军任内去世。 “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靖远”驾驶二副祁凤仪，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靖远”鱼雷大副陈成金，留德学生。 “靖远”枪炮二副洪桐书，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靖远”船械三副温朝仪，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甲午战前调任“广乙”舰帮带大副。 “靖远”船械三副郑祖彝，天津水师学堂毕业，清末重建海军时任舰队一等参谋官，民国时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 “靖远”总管轮林登亮，机匠出身。 “靖远”大管轮张玉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 “靖远”大管轮任正申，机匠出身。 “靖远”枪炮教习汤文经，福建闽县人，黄海海战中阵亡。 打捞致远舰打捞动议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600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筹集了资金，来到大鹿岛，在进行探摸时，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打捞的事也就只好搁浅。 1963年，以甲午海战为题材的电影《甲午风云》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放映。当时，一个小学生一天竟看了5遍，民族英雄邓世昌壮烈殉国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了他。从那时起，他立志像邓世昌那样，甘愿为祖国奉献一切。他叫柴勇军，30余年后他的名字与打捞“致远”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影响着他的人生。15岁时他便当兵走进了军营，5年的军旅生涯之后，他进入北京市政府机关工作，后又调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企业文化所任副所长。尽管时光过去了20多年，但邓世昌以及北洋舰队抗击日军的悲壮历史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索绕，永远不能忘怀。1993年，为了缅怀先烈，凭吊古战场，他和几个同伴自费考察了北洋舰队战斗和驻扎过的威海刘公岛、旅顺口、大鹿岛。在大鹿岛上，他听了村党支部副书记于生春讲到的有关“致远”舰和邓世昌的轶事，凭吊了岛上邓世昌的雕像和甲午海战无名烈士墓，遥望着“致远”舰沉没的大海，一个想法从他脑中跳跃出：打捞“致远”舰，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悲剧。 回到北京后，他向企业文化研究所所长苗祥和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作了汇报。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于是一份充满了爱国激情的打捞“致远”舰的报告转到了国家文物局。不久，国家文物局下发了文件，批准成立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打捞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沉没的“致远”号等四艘战舰。尔后，组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担任，副组长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尹干洪等人，柴勇军任秘书长并兼办公室主任，开始了打捞的前期准备工作。国家打捞“致远”舰办公室发出了一份《倡议书》，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的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客。运用大众传媒、书刊影视、艺术表演和课堂教学，运用重要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社会活动，运用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国家要确定一批重点基地。”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打出了中国海军的威风，有进无退，誓死奋战，表现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致远”舰、邓世昌成为中国海军的典范，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英雄壮举和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为人民群众和年轻一代提供生动、真实的历史教材，经国家文物局[（96）文物文字第299号]批准成立了“中国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打捞在甲午中日黄海海战中沉没的“致远”号等4艘战舰。 我们打捞“致远”舰，兴建纪念馆是一项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教材，让后人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先烈遗业，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强盛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项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为此，我们倡议发起百家单位支持、百万民众签名的宣传活动。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响应。 在印发《倡议书》的彩色宣传品中，封面是“致远”舰和大幅邓世昌像，上写红字“打捞致远 爱我中华”。背面是从深蓝的大海中伸出一双大手，捧着一个一分的硬币，上面写着的红字是：中华民族每人献出一份爱，将“致远”舰打捞出来。 1996年月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打捞办，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发函的单位有（以来函日期先后排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共产党人事部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化学工业部直属机关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 国家海洋局船舶飞机调度指挥中心 中国史学会 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财贸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中国文物研究所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1997年3月，国家打捞办在北京举行了打捞“致远”舰招标会。来自全国的16个打捞单位前来接标，经过激烈角逐，江苏江阴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江阴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是我们国家很有名气的海上打捞企业，不仅有着先进的打捞设备，还聚集了一批全国有名的打捞专家。现场总指挥张智魁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人说：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潜水打捞救生的历史，必须写上他的名字。 张智魁，1938年参军，曾在聂荣臻麾下同日寇浴血奋战7年，1946年随部队进入东北，又同国民党军队打了4年仗，从一名战士一直到四野某部英雄团团长。当兵十几年，他身上负伤5处，至今颈上还留着弹片。 1951年他奉命组建了中国海洋打捞公司，不久又担任了首任中国海洋打捞局局长。此后在他20多年的海洋打捞史上，曾亲自打捞和组织打捞了上千只船只，打捞总吨位达 50万吨。从 1959年“418”潜艇，至60年代“跃进”号万吨轮、70年代的日本沉船“阿波丸”，都是由他策划和组织打捞的。1996年轰动全国的打捞“中山”舰，打捞方案也是由他设计的。他是我国打捞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标后，时年74岁的他担任了打捞“致远”舰现场总指挥兼专家小组副组长。 打捞“致远”舰的前期准备工作一切就绪，1997年4月 27日，张序三中将、柴勇军、张智魁率领着打捞“致远”舰先遣队员来到了大鹿岛。 寻找探摸1997年5月二日清晨6时，当一轮红日跃出大海时，大鹿岛上空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先遣队举行了隆重的出海壮行仪式，前来送行的有东港市委书记唐贵昌、副市长程绍礼以及大鹿岛上的几百名渔民。张序三中将郑重地把“打捞致远舰先遣队队旗”授给了探摸队。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两艘探摸船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驶向了“致远”舰沉没的海域。半个小时后，探摸船行驶到大鹿岛西南海域黄石礁附近，当年的“致远”舰就沉没在附近的海域，张序三中将庄重地将一捧鲜艳的花瓣和一杯美酒向大海抛洒，表达了后人对民族英雄的不尽的哀思和深切的缅怀之情。祭奠仪式结束后，两名潜水员分别从两个方位下水，揭开了探摸和打捞“致远”舰的序幕。 “致远”舰和其他三艘舰沉没的地点是在大鹿岛附近，但是想探摸出确切位置却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大鹿岛附近海域水深流急，沉舰部位海面距海底满潮时十六七米，落潮时十二三米，夏季常刮东南风，对海上海下作业极为不利，而且最佳海上工作时间仅有4个月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根据我们国家和日本以及大鹿岛上渔民提供的四艘沉舰的资料，共有13个沉没点，要在这13个沉没点中确定出四艘沉舰的位置，需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其三，1938年至1939年，日本人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 针对上述困难，“打捞办”从冶金部、地矿部、石油部、海洋水下工程科学院抽调了专业人员携带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旁测扫描声纳仪、海空核子旋进磁力仪、高分辨率浅层剖面仪、高精度寻航定位仪等设备陆续来到了大鹿岛。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探摸，这四艘沉舰的位置一直没有确定下来。作为现场总指挥、专家小组副组长的张智魁忧心如焚，一时间中耳炎发作，不时向外流脓水。而“打捞办”主任柴勇军也因劳累过度大脑毛细血管血栓，住进了医院。 从5月1日开始到6月底，近两个月的海上寻找探摸，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怎能不使人焦虑万分？茫茫大海“致远”舰你究竟在哪里？现场指挥部不得不做出决定，暂停海上作业。 “致远”舰能不能找到？是撤兵还是继续寻找？许多同志又产生了疑问。在全体队员分析总结会上，张智魁立下了铮铮誓言：“我们找不到‘致远’舰绝不收兵！”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首先深入社会调查，其次向有关部门寻找一种可靠的、精度高的、分辨力强的具有穿透地层探测功能的仪器。7月1日张智魁带队离开大鹿岛，开始了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先后去了大连、北京、天津、杭州、丹东等地。 在庄河市黑岛镇调查时，当地渔民听说要捞甲午沉船立刻围了上来，有的说“经远”舰是在老人石附近沉的，还有的说我年轻时候常潜到船上捉蟹子，有一次还捞上来个弹壳。许多资料记载“经远”舰是在距老人石几十海里外沉没的，怎么会到庄河境内来呢？但是听到渔民们绘声绘色的叙述，让人又不得不信，于是他们在周围各村连续召开了4次渔民座谈会。 张智魁问：“为什么肯定是‘经远’舰？” 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当年被救水兵流传下来的话。”张智魁根据情况判断，“经远”舰探摸要比“致远”舰的条件成熟，决定暂时放弃“致远”舰，集中力量探摸“经远”舰。 柴勇军患病还没有痊愈，就再次进岛，同年老体弱的张智魁一起研究，决定采用土办法来确定沉舰的位置。 8月1日晨6时，在张智魁的带领下，先遣队员乘船开赴老人石西南侧650米范围搜寻，两船仅仅拖拉了4个来回，突然钢索被卡住。潜水员带着工具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由于水下视距不好，潜水员只能靠手摸前进。 “摸着了！”从水下传来声音。 “摸着什么？”张智魁急切地问。 “像是铁板，还参差不齐，高出海底约有半米。” 队员们高兴地喊：“是条船！” 又经过七天的连续探摸，潜水员摸出海床上沉船的舷板长度为65米，艏艉摸不到头，用钢钎插，泥里还埋有20来米的样子，符合“经远”舰82米的长度，量得燃料舱内层宽度为8．3米，加上日本人的破坏性拆解，也符合经远舰12米的宽度，整个船是东南一西北走向。资料记载这个海区还有其他两艘沉船，一艘是解放战争时期沉的“美龄”号，另外一艘是解放前当地大财主张本正的，这些已有足够的证据排除在外。更令人高兴的是，潜水员还捞上了3件钢铆构件，一个直径390毫米的水兵出人孔通道，还有燃料渣。张智魁请来北京考古专家，对捞上来的文物进行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沉船不是商船而是军舰，再加上当地渔民的可信传说和县志记载，现场指挥部人员确定此舰是“经远”舰无疑。 “经远”舰找到了，对几个月来忍受大风大浪和高温酷暑考验的先遣队员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然而兴奋之余，队员们又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不断增强，因为世人瞩目的是“致远”舰。 7月份的调查走访，现场指挥部又搜集到“致远”舰十个新疑点，在目前还没有更先进的探测仪器的情况下，张智魁决定还是采用传统的钢索拖拉搜索法，这次“经远”舰的确认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沉舰深埋确实严重，所以在新一轮的寻找中，他们不但加长了钢索，还在钢索上挂了两个铁锚，以保证绳索能够在泥中前进。 当年曾被日本人拉夫拆卸过“致远”舰的大鹿岛已经81岁的老渔民李桂斌，听说“致远”舰还没有找到，执意要出海带路，表示“我爬也要爬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天气，李桂斌指挥着小船向黄石礁海区驶去，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年代过得太久，李桂斌只能说出大概范围，却不能肯定在哪一点上。这样也足够了。两船在指定的范围内大密度地拖拉搜寻，最终找到了两个点。由于钢索是在泥下0．5米拉住的目标，潜水员手摸不到，用钢钎插像是铁的感觉，而此处恰是磁力仪只有一点磁力反应的地方，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会不会是“致远”舰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晚上，海军某航保处的电话突然打到了现场指挥部，航保处的同志提供了1960年、1964年海军初步测得的“致远”舰位置。张智魁急忙找海图对照，发现白天找到的疑点与海军提供的两个点非常吻合，两个点又同样相距2海里。经综合分析断定，这两个点一个是“致远”舰，一个就是“超勇”舰。由于深埋地下无法取证，难以确定哪个是“致远”舰。 张智魁说：“明年来打捞可以边挖泥，边取证确认。” 先遣队不顾疲劳连续奋战，五天后又找到“扬威”舰的沉位。 自4月30日首次出海搜寻作业，至8月29日，历时122天。除调研之外，在辽宁东港市的大鹿岛海域，仪器探测海域33．36平方公里，彩色声纳扫描22平方公里，潜水探摸31次，从26个概位中探摸辨析，最终在大鹿岛西南海域确定了沉睡海底一百多年的“致远”等四艘甲午沉舰的确切位置，其中“经远”舰还得到验证确认。 在探摸过程中，张智魁和同事们乘上小船，冒着风险，几个月来在海上漂泊作业，工作和生活环境极为艰苦，经常整天喝不到一口水。更令人感动的是大鹿岛村党支部的领导和村民，自始至终都予以大力支持。他们除保障后勤、提供向导外，还提供两条船供海上探摸作业，出动几十名渔民兄弟，同探摸队员患难与共，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分文不取。 四艘百年沉舰的位置确认后，一时间沉舰何时浮出水面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张智魁说：“下一步实施打捞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前期探摸花费的一百多万元都是由澄西公司垫付的。打捞需要巨额资金，公司已无力支付；其次是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目前打捞的初步方案已设计完毕，但由于‘致远’舰破损严重，因此具体采用什么打捞方案，必须要挖泥清淤充分论证后才能确定，难度要比‘中山’舰大多了。” 8月14日，国家打捞“致远”舰办公室“打捞致远，爱我中华”流动宣传车离开北京，前往包括大连在内的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宣传募捐，募捐所得全部用于“致远”等4舰的打捞修复。 然而，募捐几千万、上亿元的钱谈何容易？曾有人估计，从打捞“致远”舰到建成“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约需3亿元投资。这个数字一传出，在国内曾一度引起了“该不该捞？该不该建？”的讨论。募捐的进展不是令人鼓舞，而迎面泼来的冷水却是一盆又一盆，有些话甚至很刺耳。 打捞缘何搁浅兵家有句习语，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从哪里来？需要用资金去购买，并进行贮备。干什么事，资金的来源和具体落实是第一位的。看来，柴勇军当时提出打捞“致远”舰的动议时，想法很好，精神可嘉，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全民觉悟估计得过高了一点，把募捐看得容易了一点，把这件大事想得简单了一点，再就是凭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和东港市能否挑起打捞“致远”等四艘甲午沉舰的重担，并最终建成耗资巨大的“中日黄海海战纪念馆”？这些问题本身就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埋下了产生纠纷的根子。 打捞“致远”舰等于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打捞办”与“澄西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协议中规定，“打捞办”委托“澄西公司”定位勘察、打捞、修复“致远”等四艘沉舰；“澄西公司”负责“垫支”“致远”舰定位勘测费用。定位勘测报告经过专家审议认可后，“打捞办”在3日内支付给“澄西公司”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实际所发生费用的5%支付管理费和按实际发生的费用的15%支付风险费。除“致远”舰外，另三艘沉舰的打捞、修复等费用参照“致远”舰的方法实施。 按此协议，如前文所述，1997年5月1日，“澄西公司”在沉船海域开始了探摸工作。据“澄西公司”称，11月份公司完成了对“致远”舰的定位勘测，并将有关材料交给“打捞办”，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的专家级所有成员，在定位勘测报告上签字确认。但由于“打捞办”资金紧张，应支付的费用并未如期付给“澄西公司”。其间，“打捞办”为勘测打捞事宜共向“波西公司”借款60万元人民币。 看来，不论是拙妇还是巧妇，做饭事炊肯定要有米。区区60万元尚要借米下锅，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与外界新闻媒体热烈而广泛的报道相比，此时，黄海之滨的打捞工作却渐显冷清，一时停滞不前。首当其冲的问题，当然是出在资金上。 与此同时，1997年底，北京的一家新闻媒体率先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国家文物局于11月3日宣布“打捞致远舰领导小组”已“完成历史使命”，11月28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决定废止“打捞办”的公章和财务章。 该则报道同时也以不解的口气介绍说，11月28日在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文的当天，“打捞办”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1998年4月正式开始打捞“致远”舰。此举又引起国内大小媒体更加热烈的报道。 而其时，“澄西公司”的处境已颇为艰难。实际与媒体报道的消息并不符合，自 1997年年底以来，打捞工作呈“搁浅”状态。2000年2月16日14时，该公司董事长黄永才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根据“澄西公司”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当时是非常有把握地去北京投标。他说，办企业是要效益，但这样的打捞不同寻常，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公司投标时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给予诸如垫支费用等非常优惠的条件。 打捞初期，“打捞办”曾向“澄西公司”借款60万元。1997年9月至10月广澄西公司”将勘测工程费用113．248万元，另加33．7%的费率38．1646万元工程结算单交给“打捞办”，“打捞办”负责人在该结算单上签字并加盖印章予以了确认。然而，在“打捞办”不复存在之后，上述定位勘测费用及借款，却无人向“澄西公司”支付了。公司一方面多次发函或派人向东港市政府、企业文化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催要款项，同时满怀期望地继续等待打捞、修复“致远”等四艘战舰的工作，但一直毫无下文。 打捞的官司在经历了近两年的等待之后，1999年11月10日，“澄西公司”正式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家文物局、东港市政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为寻找、定位、验证、确认甲午海战四艘沉舰的费用151万元，连带支付“澄西公司”其他损失32．4万元，共计243．4万元，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同意继续由原告承担四艘战舰的打捞任务。 四方终于对簿公堂。2000年1月27日，大连海事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该院院长亲自到庭旁听。法庭上，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认为，“打捞办”不是独立的法人，不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而只是国家文物局批准设立的临时机构，其公章和财务章也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刻制，在国家文物局撤销“领导小组”和“打捞办”之后，“打捞办”的责任只能由国家文物局承担。另外，第二、第三被告也实际参与了“打捞办”的工作，应对“打捞办”撤销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被告国家文物局辩称：原告对“致远”舰的探摸结果并没有得到最后确认；原告的实际勘测费用必须依法经过审计才能认定；如果探摸结果得到认定，那么合理的探摸费用应该由东港市政府与研究所支付。国家文物局作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打捞进行指导，非民事行为，不应是本案被告。此外确定打捞单位是行政行为，非法院审判范围。 第二被告东港市政府则称：原告实际上很清楚东港市政府在打捞沉舰的活动中只负责服务性工作，打捞各项费用和责任承担者是研究所，无论从物权归属还是从经济利益角度，东港市政府非直接受益人；原告据此主张费用的验证报告程序非法，准确性需要确定。因此，东港市政府不应对此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被告研究所则承认原告的诉讼事实真实，理由合理，但研究所本身也是受害人，国家文物局撤销“打捞办”之后，研究所无法开展工作和支付费用，因此全部责任应由国家文物局承担。 法庭上，原告言之切切，三被告均称与己无关。然而。究竟谁是谁非呢？ 5月30日，记者邵海峰、杨须正从大连海事法院了解到，该院经过了认真审理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日前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1997年3月 13日，“打捞办”与原告签订的“致远”舰等四艘战舰探摸、打捞的合作协议书，是在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签订的，该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依合同履行了合同规定的探摸义务，探摸结果已得到了专家组及国家文物局的确认，“打捞办”向原告支付探摸工程款的条件已经具备，拒付属违约行为。“打捞办”是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办事机构，因“打捞办”的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承担。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领导小组的行为是文物保护主管机关行使对水下文物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审批、管理职责的权力，文物局对“打捞办”工作的管理、指导，属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至于本案中文物局是否超过法定职权范围，违法废止“打捞办”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文物局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一、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给付原告工程款1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1997年11月14日起至比值付之日的存款利息；二、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偿还原告借款60万元；三、合同未履行部分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同原告继续履行；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要求。 一桩曾为国人广泛注目的打捞“盛事”就这样成为一场四方缠身的官司，这个结果是四方当事人所不愿看到的，但毕竟已经出现了。 应该说，当初打捞“致远”舰本身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诚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的评价：“打捞出来可能是艘空船，但它是历史性的纪念物，是日本入侵中国的见证，是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见证，它说明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打捞‘致远’舰能振奋民族精神，也是对我们民族发展的再认识。” 大连海事法院有关人士认为，“致远”舰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物，它的归属权无疑是国家的，而打捞“致远”舰也应该由政府行为来完成的。仅凭某些部门的努力是力所不能及的。良好愿望毕竟与现实有着很长的距离。勘测、打捞“致远”舰，修建黄海海战纪念馆是个十分复杂、漫长的过程，斥资亦需数亿元。该不该打捞，何时打捞，如何打捞，资金如何保证，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时间认真详尽的考证，否则难免虎头蛇尾，留下深深的遗憾。 笔者一直等待在“致远”舰出水之后去现场采访，在黄海海战纪念馆落成之时出版这部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致远”舰的打捞渐渐低调，销声匿迹，直至打了一场官司告终，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感慨系之！ 看来，不论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主观和客观条件。“致远”等舰沉没于1894年，打捞的动议绝对不会在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国时期，也不会在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一位老人讲过“春天的故事”之后，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于是才有打捞“中山”舰的壮举，才有人把视线转到打捞“致远”舰上来，觉得这是一件意义非同小可的事。这就证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把精神的充实和富有放到议事日程上；同时我们也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精辟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只有在解决了生存和温饱之后，才谈得上发展。发展又是有层次的，没有达到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层次，有些事情就提不到议事日程，就办不成。 笔者对最初怀着一腔热血动议打捞“致远”舰的柴勇军，以及积极支持他这一想法的研究所领导，对当仁不让担任总指挥的我的老舰长、张序三中将，对已经是74岁高龄仍慨然赴命、立誓将“致远”舰找到的张智魁同志，对搏风击浪、不辞辛劳的打捞先遣队员和参加探摸者，以及热情捐款的街道办事处的老大娘、学校中的小朋友和一切慷慨解囊者，都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一颗宝贵的民族自尊心。有些人对打捞捐款“一毛不拔”，却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他们挥舞秃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冷讽热嘲地说：“……我觉得这些中国人真是重视教育，一个个都成为教育专家了，尤其善于搞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花起钱来一点不心疼。” “说起‘爱国’来，要是这么个爱法，我们可爱的中国可真承担不起了。好比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最能花钱的孩子反而最爱妈妈，这样的道理真是天方夜谭。再说‘基地’，中国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炮火连天，弹痕遍地，遗迹随处可见，小学、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干部教育的课本里都有，那段历史早已刻骨铭心，都融化进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真用不着花几亿元捞出那条破船。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要是中国人得再花上几个亿去教育才知道爱国，在那些教育专家眼里，中国人也真是愚昧透顶、朽木不可雕了。”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教训说到底，也就是在当今之世，落后就要挨打。有了几亿元捞破船的钱，买一条、造一条现代化的战舰够不够？威武舰队压住东海之波，看谁还敢支持什么‘台独’？反过来，拿那么一条海底烂船供着，念念有词，顶礼膜拜，它能挡风，还是挡雨？如果真的是两军对垒，对方是怕真船呢，还是怕这个没有战斗力的船？” 没有这样一笔钱，就不必急着去办，如果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经济账该怎么算？就算3亿元吧，这笔钱是大还是小？该不该花？这还要具体分析，且须有参照物。据报载，大款、明星们偷税漏税达多少亿，我们在这方面的法制严格一点，漏洞堵塞一点，那就不是几个亿了。中国人每年大吃大喝也达上千亿，嘴下留情、牙缝少塞一点行不行？中国现有13亿人口，除去不到2千万尚未脱贫，起码还有12亿8千万，每人拿出2角3分钱就达3亿了，这就要看中国人想不想做、愿不愿做。 关于打捞“致远”舰的问题，起码已有三种不同的声音、三个有代表性的说法： 日本人早在1938年拆卸“致远”舰时就恶狠狠地说：要把“致远”舰的残骸炸开、捞走，让将来的中国人连一块铁板也找不到！ 张序三中将激昂地说：“致远”舰官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团结奋战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我们捞的是民族魂，哪怕只剩下一块铁也要把它捞上来！ 第三种声音是我们有的对爱国主义“深有研究”和感想的同胞：爱国主义都融进中国人的血液里了，真用不着花几亿元捞出那条破船，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 改革开放的中国，高度民主，言论自由，持这样那样的看法一般说来是不会触犯法律的，可以放心地、大胆地讲。 于是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一位读者从网上转传来的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帖子。长谷川弘一这样写道：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 我们日本人（除了只会叩头的少数政客外），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当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在日本海域为所欲为，全体日本国民都同仇敌忾，宁愿饿死也要把钱捐出来买战舰。由于日本资金远没有支那国充裕，我们无法像支那那样买大型铁甲舰，我们的战舰从各方面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师，但我们在海战中却取得了完胜，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你们的古人说得好：知耻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后人的表现的话，一定会羞愤得自杀。 我在日本时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就连支那的传统文化也是日本继承得比较好。 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在日支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旧日本军的老兵，他们至今还对当年率队冲锋而被机枪在几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们表示感慨和敬意…… 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中说：“相信所有中国人看了这篇文章都会感到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编者此话说得深刻、沉重，但我认为他用的“所有”两字，却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觉悟。我们固然气愤一个普通的日本学生竟对我们中国人持这种看法，但又应看到持有这种偏见并不奇怪，因为近几百年来，日本人一直是在丑化、鄙视、仇视中国人。日本社会学家幸德秋水在1901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说： 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的处境、命运以及人民的心态，与百年前相比，真可谓云泥之隔，天壤之别。那时的中国是“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现在的中国则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但是我们绝不能陶醉于今天的进步和文明。要挺起民族的脊梁，就要有伟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忘记自己奇耻大辱历史的民族后代，是担当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的。据《水兵》杂志报道，前不久，三名年轻的海军新闻工作者在北京街头进行过一次“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的特殊采访，结果发现有的人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一位东北汉子竟愣愣地反问道：“甲午是个啥？现在都兴公历了，连屯子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甲午’？” 日本直到现在仍不乏像这个在网上发表言论的留学生那样在辱骂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有不少的国民就是没有民族自尊心，就是不知耻辱为何物，就是让前辈羞愧，岂不是莫大的悲哀？我们确实应该从这个日本留学生的这篇文章中好好反躬自省一下我们的民族素质和自身形象！把爱国主义教育卓有成效地搞好，把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切实激发起来！ “致远”舰的打捞半途夭折，何时重见天日，须问苍天。 然而，中国人能把邓世昌的英名遗忘吗？他毕生所从事的勋业能中断和泯灭吗？ 院刊《致远》杂志介绍《致远》系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院刊，由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主管、学工部薛政老师指导、《致远》编辑部主办，创刊于2006年9月，每学期发行一期，单期发行1000册，创刊至今（2011年）发行逾万册。刊物文章萃集校园动态、师长叮咛以及同学们心灵情感等。全书内容丰富，包括院内动态、人物专题、校园调色盘、天籁茶苑等精彩板块，既是师生之间交流的平台，也是对外展示我院师生风采的窗口。 杂志信息编辑部：《致远》编辑部 杂志页数：48页 书刊价格：免费发放 出刊日期：每年5月，12月 杂志发行发行范围：安医大临床医学院师生 发行密度：每寝室一本 发行时间：每年6月，12月下旬 办刊宗旨以“致以高远，笔华院刊”为办刊宗旨，萃集全院师生佳作，为同学们打造成长、成才、成功的心灵读本。 风格特色： 内容观点健康，思想积极向上，表达方式新颖，青春色彩浓郁。 读者状况该刊在社会及师生中得到很高的评价，刊出的每篇文章都经过了认真的精编细选，具有很高的阅读、欣赏和收藏价值。自2006年创刊以来，《致远》一直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不断创新，发行量屡创新高，获得了全院师生的一致好评。 组织机构顾 问：孙义祥/刘群英 总 编：郭 亚 副 总 编：夏 云/鲍丙刚 指导老师：薛 政/王晓静 主 管：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主 办：《致远》编辑部 编辑部《致远》系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院刊，由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主管、学工部薛政老师指导、《致远》编辑部主办，编辑部成员均来自于临床医学院学生，他们各具特长、才华横溢、德智体全面发展，编辑部成员之间和睦相处，气氛温馨。 主 编 一、二期 张浩元 三、四期 张浩元 五、六期 王 玮、龙萧然 七、八期 王晓倩、夏宇轩 九、十期 刘廷宇、王昱琪 用友致远关系致远是用友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从事OA办公自动化软件的开发销售与服务工作.产品叫用友致远OA. 简介用友致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UFIDA Seeyon Software Technology Co.,LTD.）董事长徐石。用友致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ERP和财务软件供应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发起成立的专注于协同管理软件领域，集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渠道销售、技术支持等为一体的中国协同管理软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自2002年3月成立以来，用友致远依托互联网时代组织行为协同管理需求的旺盛增长，坚持产品化和大规模交付，坚持以伙伴发展为根基，以实现客户价值为目的，持续创新，务实发展，取得了快速的成长和巨大的进步，2005年至2008年连续四年位居中国协同管理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已经成为中国协同软件市场的领导者和第一品牌。用友致远协同管理软件精准定位于企事业组织行为管理的需求，融入先进的协同管理理念，运用领先的网络技术，是基于互联网的组织行为管理平台。用友致远协同管理软件为企事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协同办公门户和管理平台，涵盖了组织运营涉及的协作管理、审批管理、资源管理、知识管理、文化管理、公文管理等内容，支持企事业组织的信息化扩展应用，能有效帮助组织解决战略落地、文化建设、管理规范、资源整合、运营管控等难题，是组织管理的最佳实践。用友致远有A6和A8两大协同软件产品线：A6协同管理软件以其成熟稳定、“易用、好用、适用”的产品特性被业界誉为“协同经典”，目前已有6000多家国内外大中型企业、政府机关及法人社团等组织，超过100家上市公司，逾100万客户端每天都在使用用友致远的A6协同管理软件，以提升组织效率。而2007年底发布的A8协同管理软件，以强力支持集团化、多语言和跨平台应用为特点，被业界誉为“中国协同应用软件的新标准”，面世以来，已经得到包括昆明中铁、广东物资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成功验证。用友致远的成就也赢得了市场和业界的广泛认可：2004年-2008年连续四年荣获中国电子行业用户满意单位、用户满意产品和用户满意服务单位等殊荣；2005、2006年度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中国信息产业行业采购协同办公软件首选品牌”；2005年-2008年，致远的协同产品连续四年位居中国协同管理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 用友致远的协同管理软件已成为中国用户首选协同产品品牌，消费者首选率达28.34%。用友致远拥有规范的实施体系、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先进的服务技术平台和多样的服务支持方式，逾800家合作伙伴服务网络有效覆盖全国，通过400-700-8822电话、专业的知识库等为客户提供“实时、高效、专业”的一流标准化服务，保障客户应用，相伴客户成长！ 定位中国协同管理软件专业的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 使命让协同管理软件服务每一个组织； 享受协同，快乐工作！ 目标中国协同管理软件的第一品牌，创造最佳的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 发展模式以“产品化、标准化”为基础，以“渠道伙伴”为核心，规模化交付和营运。 产品用友致远OA系列的产品有：致远M1移动协同软件、致远A8协同管理软件、致远A6协同管理软件、致远A3协同管理软件、致远A6-m协同管理软件等。 发展历史2002年2002年3月，北京用友致远软件技术有限公司（Beijing UFDIA Seeyon Software Technology Co.,LTD.）是由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提供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投资并发起成立。 2002年3月，源自客户的项目开发，探索产品化方向，推出A6协同管理软件V1.0版。 2003年2003年5月，致远承担的国家863计划一期通过验收，并在四川5个地市进行推广部署 2004年2004年3月，致远软件第一届全国渠道伙伴大会召开，正式启动渠道“春耕计划”。 2004年7月，科技部高新司信息处处长莅临指导“缩小数字鸿沟”项目 2004年12月，致远协同管理软件日销售量过百。 2005年2005年1月，致远软件获得中国信息产业2005年度协同办公软件首先品牌 2005年2月，致远软件获得中国协同软件市场成长最快企业 2005年5月，致远软件荣获科技部颁发的“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证书 2006年2006年4月，致远软件的样板客户华阳集团荣获“信息化应用典范”，标志着A6协同管理软件在客户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得到产业界和客户的高度关注。 2006年5月 用户升级行动启动，以新版本升级为契机，贴近用户，提升用户应用价值，让用户全方位感受致远产品和服务价值。 2007年2007年3月，赛迪顾问（CCID）协同报告发布，致远软件以18.2%的市场份额蝉联中国协同应用管理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 2007年5月， 金万维与用友致远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7年6月，致远软件与点击科技与致远协创结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7年11月，A8协同管理软件正式对外发布 2008年2008年2，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CCID 主办的“2008 中国IT 市场年会”上，倪光南院士为致远协创颁发“2007-2008 年度中国协同应用管理软件市场年度成功企业”奖，以表彰致远协创协同产品在各行业的广泛、成功的应用。 2008年2月，致远软件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协同应用管理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 2008年3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指导单位，北京信息化协会主办的“2007 长风杯信息北京十大应用创新成果”颁奖典礼上，A6 协同管理软件荣获“2007 信息北京十大应用创新成果——创新产品奖”。 2009年2009年3月，由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颁发的争创全国用户满意企业、争创全国用户满意产品、争创全国用户满意服务、争创全国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等四项大奖，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管理软件企业。 2009年6月，计世资讯最新的研究报告《2008-2009年中国协同软件市场发展趋势研究报告》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产品型协同办公软件厂商总体市场销售额为4.24亿元，其中致远协创以11.3%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2010年2010年3月，基于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正式更名为“北京致远协创软件有限公司”，启用“致远软件”这一新的品牌标识。这是致远发展进程中战略性的一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为打造致远软件独立品牌奠定了基础。 2010年3月，致远软件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ENI经济和信息化网等单位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了“绿色工作行动联盟”，并向社会做出承诺，做积极承担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绿色工作联盟”倡导的以“绿色沟通、绿色运营、绿色管理、绿色发展”为特点的绿色工作，为企业带来了健康的工作理念和高效的管理模式。2010年，致远软件在全国200多个城市举办了“绿色工作普及行动”，“绿色工作”的理念得到广泛普及。 2010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与致远软件共同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考志愿者生态观察站项目——达里诺尔生态观察站。项目中野外研究、环境教育与自然保护相互结合，开创了中国公众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科学考察的崭新模式。2010年，达里诺尔生态观察站共迎来了三批由致远员工、伙伴及客户组成的科考志愿者。 2010年9月，第九届“中国IT用户满意度年会”上，致远软件凭借其协同软件领域最高的用户满意度指数和突出的产品优势一举拿下协同软件领域“用户满意度综合第一”和“产品满意度第一”两项重量级大奖。 2010年10月，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年会上，致远软件与客户同获殊荣。致远软件的客户——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新世纪十大经济和信息化先进企业（2000-2010）”，致远软件获得2010协同管理软件用户首选品牌。 2010年11月，致远协同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通过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模式，致远软件将竭尽全力为中国企业信息化、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提升贡献力量。 2010年10月，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年会上，致远软件与客户同获殊荣。致远软件的客户——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新世纪十大经济和信息化先进企业（2000-2010）”，致远软件获得2010协同管理软件用户首选品牌。 2010年11月，由致远协同研究院主办的“管理落地 协同增效”协同管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致远协同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协同管理软件发展研究及趋势洞察》专题内容，对于有力推动协同软件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协同软件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对中国企事业组织未来的管理信息化发展升级等方面，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2010年11月1日，致远软件与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新媒体技师学院通力合作，联手共同打造“协同实训基地”。第一期“协同管理实施项目经理”班正式开课，来自全国的40名协同管理种子人才参与本期课程培训。“协同实训基地”将为协同软件产业不断输送优秀人才，为协同软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2010年11月，由民政部、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央电视台等权威机构共同举办的“2010年第六届中国企业公民论坛暨优秀企业公民颁奖盛典”上，继荣获“2009年年度优秀企业公民”后，致远软件再度荣膺“中国优秀企业公民”称号。 2011年2011年3月，选软件网与用友致远强强携手，共同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实用、安全、高性价比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荣誉资质致远软件，作为中国用户首选协同产品品牌、“信息北京”十大应用创新成果、中国软件十大领军企业，已经连续六年斩获市场占有率冠军，正是凭借这样的优异表现，我们获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同，奠定致远软件的领导地位！ 2008年度杰出管理贡献奖 2007渠道最佳价值产品 2005-2009连续五年中国协同软件市场占有率第一 2006-2009连续四年中国协同应用软件市场年度成功企业 2004-2009连续六年用户满意产品、满意服务、满意单位 语：致远致远：即凝神、致力于远大理想。在一部分人片面将讲究实用、追求实惠作为重要价值取向的今天，“致远”也具有特别强的现实意义。致远，体现了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它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既立足现实，又不为浮云遮望眼。办学，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做人，要站高一点、想宽一点、看远一点；做学问，要耐得住清贫与寂寞，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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