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是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经胡适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的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讲究学术渊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有种种武断的成见”和“可笑的迷信”。针对这些，他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

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像的狭窄范围，将一直被视为不入流的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与这些经典一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就使研究对象极大地丰富，并且必然填补许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提出“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这种专史研究又细分为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这十个方面。也只有分专史研究，国学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即要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则，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先秦名学史·导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

整理国故运动作为20世纪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传统顽强生命力的要求。不管在史料保存与挖掘上还是它体现的学术氛围，它对我国史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