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圆和（张元和），俗名张永义，原籍四川南部县马王乡人，生于公元1909年7月11日。家庭为贫苦农家，1933年9月20日因病到成都青羊宫跪请出家修道。初到道观内，因无文化且身体瘦弱，被观、内执事所看不起，只指使干些粗杂劳作之事，颇吃了些苦头。这样整整干了6年，到1938年才应允成为正式道士，礼拜原青羊宫监院陈永栋为师，取名张元和，为全真龙门派第十九代玄裔。以后便常住青羊宫，先后曾任该宫经主、巡照、高功。解放后，市园林局以青羊宫为中心建立花圃林园(后改为文化公园)，青羊宫中有种植花木技能的道士便被吸收参加工作，张元和便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参加园林工作，但他仍生活在青羊宫内，仍是全真教徒，也仍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还担任青羊宫民主管理副主任职务。1961年他被成都市西城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吸收为政协委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朴直诚恳，工作认真负责，是当时成都市道教界人士中较为先进的人物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青羊宫受冲击，神像被推倒，匾额被砸毁，经书被搬走，文物被打坏，连青羊宫珍藏的《道藏辑要》木刻版，也被当木材拿走400多块，园内的树竹被任意砍伐，宫内的道士被撵出，勒令还俗。由于张元和在解放后不久便参加青羊宫文化公园的花木种植及事务工作，因而仍得以住宿于青羊宫内。他作为道教嗣子，目睹当时的情景，十分痛心。他利用他是公园的工人而又留住在青羊宫的条件，尽力保护道教文物，特别是仍存放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刻版。这部道教经籍汇编的刻版，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由成都二仙庵严永和方丈发起并募捐开始雕刻的。严方丈仙逝后，又由宋智和与王复阳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承继下来，历15年之久，至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才告竣工。其底本系采用清代康熙年间的《道藏辑要》刻本，但新增了贺龙骧编《道藏辑要》五卷，并另刻有《道藏辑要续编》。其字板全用梨木雕刻，每块两面刻字，一面两页，总共有一万四千多块。此部经版在抗日战争前曾印刷，以后保存在二仙庵，1961年搬到青羊宫内保存。早年，张元和曾多次参加煮经板和晾干、收藏经版。张元和虽然自己文化程度低，但他深晓这部经版的珍贵。在“文革”期间，他千方百计加以保护，向那些“造反者”细说经版的文物价值，向那些蓄意抢夺者冒险交涉，竭力保护，总算是把绝大部分经板保护下来了。1978年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贯信仰虔诚的张元和，决心在党的宗 教政策的春风之下，恢复青羊宫的原貌。他与一同在文化公园工作的5位道友，辞去工作，回到了青羊宫，由他带头担负起了依法接管青羊宫殿堂、新塑神像、维修房舍的工作。在人力、财力均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他四处奔走，请求帮助，真可谓千辛万苦、历经坎坷。不几年，他募资将青羊宫修葺一新，殿堂、神像、陈设、绿化都恢复到了“文革”前的面貌。现在青羊宫已有近50位常注道士。张元和感到现在道教经籍缺乏，决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经版发挥作用。1984年，他与四川巴蜀书社达成协议，联合重印《道藏辑要》。他带领道众清洗每一块经板，晾干，再检查缺少了哪些，登记清楚。尔后，又按原刻印本补刻了四百多块经板。这样，整部经板齐全，我国唯一幸存下来的清代刻版《道藏辑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正是由于张元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维护了这一刻本，尔后又历经辛劳使这一刻本得以行世，他维护了国家文物，维护了道教重要经籍的刻板，受到社会学术界人士的尊敬，更是受到道教界人士的尊敬和赞誉。在《道藏辑要》重印行世时，张元和撰《重印＜道藏辑要＞纪实》一文(刊载于1987年《中国道教》第3期)，诚恳地说：“《道藏辑要》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一部分，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保护它。我作为道教的嗣子，更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对今天《道藏辑要》的重印出版，感到无比的欣慰。当然这首先要感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感谢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为出书付出辛勤劳动的青羊宫道友们。” 由于张元和在道教界的声誉和影响，1980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l982年起任成都市第九届、十届人民代表。同年当选为成都市道教协会副会长，1984年当选为会长。他今年虽已82岁，但仍然在为辅助青年监院管理好青羊宫而操劳，竭力培养和勉励青年道士爱国爱教，争取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