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创作连载短篇小说

2 苏联1959年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执导电影

3 2001年肖洛霍夫编著图书

4 陈应松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人的遭遇》是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于1956年创作的连载短篇小说，发表于苏联党报《真理报》。这部小说的发表，被看成是苏联五十年代中后期解冻文学的信号，从此，苏联大面积出现反思社会黑暗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由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59年上映。

情节简介

创作背景

作品评价

作品意义

◎ 情节简介

1956年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苏联的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小说的名字叫《一个人的遭遇》。小说立即震动全世界，因为它发表的地方不同寻常，它发表的时间不同寻常，它的作者不同寻常，更因为它的内容不同寻常。 但是令今天的人不解的是，恰恰是因为作家写出了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才造成了这部小说的“不同寻常”。

伟大的卫国战争后第一个春天，冰雪融化，道路泥泞。“我”坐在河滩的篱笆上，等待渡船。一大一小两个流浪汉走过来。大人叫索科洛夫，小孩叫凡尼亚。搭讪几句之后，这个极其普通的男人讲述了自己不幸的命运。他是1900年生人，曾参加过红军。在1922年的大饥荒中，他的亲人都饿死了。后来他当了钳工，和伊林娜结婚以后，他开始有了幸福，妻子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姑娘，温柔体贴。十年间，他们有了一子两女，盖了一座房子。但是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第三天索科洛夫就上了前线，他永远忘不了告别妻子的一幕，他把哭哭啼啼的伊林娜从身边推开。在前线他负过两次伤，在一次往火线送弹药的时候，他的军车被击中，他成了战俘，送往德国集中营服苦役，倍受折磨。一天，他说了一句抱怨的话，被告密，于是，德国人喊他去，他的勇敢救了他一命。因为他是司机，被指派给德军的一个战地工程师开车，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德军工程师带回苏联。回家探亲时，他才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被德军炸死。他又回到部队，得知儿子也参军了，而且表现很好，做了军官。但是，就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他的儿子也牺牲了。战后，这位功臣，重操旧业，给集体农庄开车，收养了一个无人照看的战争孤儿。但是，一次他开车撞了农庄的一头牛，结果被开除了公职，他只好带着收养的孤儿到处流浪。

这就是《一个人的遭遇》的情节。

◎ 创作背景

小说的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生于顿河流域的哥萨克生活区的一个小村。中学时期，十月革命爆发，他投身国内革命战争。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创作，1924年处女作《胎记》发表。1926年小说集《顿河故事》问世，现示了作家独特的个性。1928—1940年间，肖洛霍夫陆续发表长篇巨作《静静的顿河》。小说描绘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画面，堪称世界一绝，而肖洛霍夫描写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顶尖之作。作家笔下，哥萨克亦农亦军的古老传统、哥萨克英勇豪放、粗野原始的群体性格以及哥萨克男女的大胆野性的爱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1930年代和1950年代肖洛霍夫写出《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史诗性作品，表现了顿河地区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作为军事记者，奔赴前线，并构想写作巨型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56年除夕和1957年元旦，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连载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轰动文坛，鼓动了1950年代后期苏联文学的解冻思潮。所谓“解冻”是指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的一次剧烈的“开放改革”。

这场改革，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学界突破禁区，大胆揭发社会弊病，批判官僚主义，表现被长期禁止反映的人性、人道主义，表现被长期忽视的非“金星英雄”的普通人的命运。这场文学思潮被名之为“解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这个思潮的先声之一，影响当然巨大。

小说的原文名字直译应该是“一个人的命运”，当时的苏联人一眼就看出，这“一个人”是苏联的全体。

◎ 作品评价

《一个人的遭遇》首先在题材上有所突破，它通过主人公讲述卫国战争，不表现苏军的英勇胜利，而表现失利，不表现英雄抗敌，而表现战俘受难。小说第一次比较真实地揭露了苏联的真实生活，这是充满了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生活。小说第一次描述了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的苏联普通人的生活。在卫国战争的小说里，一般写领袖和将军的英勇，但对普通战士写得很少，就是写普通一兵，也是类似《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和《真正的人》一样的战斗英雄。而肖洛霍夫把普通人写得很真实，没有拔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写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人说，作品是俄国人道主义小说的复兴——关心普通人，关心小人物。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俄罗斯文学向来以人道主义为典型特征，结果到了20世纪50年代却要高喊人道主义复兴，这是对苏联社会对普通人漠不关心的现实的一个强烈批判。小说的结尾，作者写两个流浪者“是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联系苏联的社会背景，可以知道小说的意义：真正揭示苏联普通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主人公，而是沙子。

◎ 作品意义

这部小说的发表，被看成是苏联五十年代中后期解冻文学的信号；这部小说是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读者立刻明白，政府在支持作家。从此，苏联大面积出现反思社会黑暗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这种思潮持续到1958年，后来以苏联另外一个作家“日瓦格医生”事件为标志，苏联文坛又出现了冰封时期，但是，地下的解冻文学仍继续发展。

基本信息

剧情简介

影片评论

◎ 基本信息

外文名称 Destiny of a Man

编剧：Yuri Lukin、Fyodor Shakhmagonov、肖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

主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兹·吉里茵科

上映日期： 1959年8月 苏联

◎ 剧情简介

影片的故事内容已被它的片名所概括了，它表现了一个普通的人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

战争刚爆发，木工索阔洛夫就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走过了一条苦难的艰巨道路：他被浮过；在集中营里做过受尽折磨的苦工；又机智地驾车回到了苏军阵地，还俘获了一个德国少校，带来了重要的情报。

战争使索阔洛夫失去了人间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变得冷酷无情，并没有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

影片结尾索阔洛夫把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露宿街头的小男孩凡尼亚认作儿子这场戏充分地阐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人，没有理由永久地为自己的痛楚而哭泣，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爱，去温暖比他更弱小的生命。

索阔洛夫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支柱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索阔洛夫是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来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的。他在抚慰这颗幼小的心灵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伤痕。影片作者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创作原则就是真实，这真实是严峻而残酷的。

◎ 影片评论

影片在苏联电影史上第一次呈现战俘的生活条件，同时避免陈腔滥调的英雄主义。这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对话简约，主人公以思考为主。影片表现了主人公钢铁般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苏联影片中带有普遍性。整部电影处理得气势恢弘，场面浩大，让人难以相信这是邦达尔丘克的处女作。

基本信息

简介

目录

◎ 基本信息

书名:一个人的遭遇

图书编号:154917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20.0

ISBN:702003489

作者:肖洛霍夫译者：草婴/国别：Bahamas/巴哈马

出版日期:2001-06-01

版次:1

开本:32开

◎ 简介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像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才好。我们的收入虽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琳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儿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贤慧的老婆，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这事是从猎熊开始的。

达丽雅阿姨在林子里砍柴。她走进枝叶稠密的树丛，差一点掉进熊穴。达丽雅阿姨胆子很大，她把小儿子留在不远处看守熊穴，自己一口气赶回村。回到村里，她首先跑进特罗菲姆·

尼科基奇的小屋。

“当家的在吗?”

“在。”

“我发现一个熊穴……你若能把熊打死，可以分到好处。”

特罗菲姆·尼科基奇对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将信将疑地说：

“你没胡说吧，那就带我去，部分好处归你。”

他们一起出发。达丽雅在前面快步领路。特罗菲姆·尼科基奇同儿子伊留哈跟在后面。事情坏了：他们把一头大肚子母熊从穴里惊跑出来，开枪没有打中，不知是因为打偏了还是别的

什么原因，总之让野兽给跑了。特罗菲姆·尼科基奇久久地察看他那支很旧的老式步枪，恶声恶气骂了好一阵，斜眼望望冷笑的伊留哈，最后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野兽跑掉。看样子得在树林里过夜了。”

到早晨才看清，母熊穿过枝叶繁茂的小松树林向东往格里尼歇夫林跑了。错综的脚印清楚地留在新雪上。特罗菲姆父子俩沿着脚印走了两天两夜。他们又饥(干粮第二天就吃完了)又冷，直到三天后才在一棵孤零零的白桦树下把那头没有提防的母熊打死。这时特罗菲姆·尼科基奇才瞧着正在翻动十七普特重母熊的伊留哈，说：

“小伙子，如今你有力气了……得替你娶媳妇了，我老了，没有力气，打不动野兽，眼睛又流泪，开枪也瞄不准。你瞧，这野兽怀孩子了，生后代……人也有这样的使命。”

伊留哈拿沾满血的刀插在雪地里，把汗淋淋的头发从额上往后一甩，心里想：

“呵，开始了……”

从此以后，父亲和母亲没有一天不是反复对伊留哈说：结婚吧，结婚吧，是时候了，母亲老了，干不动活了，家里需要一个年轻的女当家，帮帮老太婆……诸如此类的话。

伊留哈坐在炕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不作声，但后来小伙子被狠狠训了一顿，他就背着老人悄悄把锯子装进口袋，拿起斧头和其他木匠工具，准备出门。他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首都，去找在“莫赛尔面包店”当伙计的叶菲姆叔叔。

母亲依旧唠叨个没完：

“伊留哈，我可给你看中一个媳妇了。她对你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人长得简直像一个成熟的苹果。她又能下地干活，又会说话，招待客人。咱们得去说媒，要不会被人家抢走的。”

小伙子心里烦恼，情绪低落。他真不想结婚，再说也没有一个称心的姑娘；附近不论哪个村子都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而当他知道要给他说媒的是小店主费久申的女儿时，不禁大为恼

火。

早晨，他马马虎虎吃了点早饭，同家人告了别，就大踏步向车站走去。分别时母亲嚎啕大哭，父亲扬起两条灰眉毛，恶狠狠地说：

“伊留哈，你喜欢游荡，你就走吧，可别再往家里钻。我看你是染上‘公青团’的毛病了，老是同那批坏蛋厮混，你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可不再管你了……”

他听见儿子随身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从窗口望着伊留哈沿着又直又宽的街道大踏步走去，同时听着老太婆生气的哭泣声，皱起眉头，叹息了好一阵。

伊留哈走出村子，坐在河边，想到要给他说媒的娜斯嘉，笑了。她可真像个修女：两片阴险的嘴唇闭得紧紧的，老是唉声叹气，画十字，仿佛古时候的老太婆，从不错过一次祈祷，她这人真像一块发过头的发面。

我叫伊格纳特·普基津，是普罗瓦托罗夫镇的哥萨克。我是个合格的哥萨克：腰里插着一支木柄毛瑟枪、两颗手榴弹，肩上扛着一杆步枪，子弹呢，除了弹药盒之外，几个口袋都装满了，这样，灯笼裤上没法挂犁刀，我就用绳子把犁刀系在腰上。我的一双眼睛很灵活很快乐，甚至有点吓人，娘儿们见了都害怕。出门跟谁随便聊聊，一旦熟识了，她就会说：“嘿，伊格纳特，您那双眼睛太野了，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

别的倒也没什么，就是说话声音很低，而且有点沙哑。

当时我在吉普金镇征粮。

这是一九一九年春的事。在普罗瓦托罗夫镇同我一起征粮的是高尔丁同志。他跟我级别相同，跟我也很熟。他出身犹太家庭。他不是个一般的小伙子，性格火暴，极顶狡猾。我为人直

爽，不耍滑头，征粮方法简单粗暴。我带我那些宝贝去找富裕哥萨克，总是开门见山，向他下最后通牒：“粮食!”——“没有。”——“怎么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混蛋。”我对他当然毫不客气，手枪对住他的肚脐眼，干巴巴地说：“枪里有十颗子弹，我可以打死你十次，埋葬你十次，再十次把你挖出来!交吗？”他回答说：“好吧，愿意效劳，我交!”

高尔丁呢，十分灵活，他从你的一个鼻孔进去，又从另一个鼻孔出来。这家伙像鹅一样身上不沾一滴水，但粮总是比我征得多。不过人家对我们两人都一样尊重。人家尊重高尔丁，因

为他温柔，因为他总是像姑娘一样文静，而我普基津，看你能不尊重我!我是个直爽人，说话总是不留情面，还会说些鼓动的话。他们笑我做作，年轻的哥萨克故意不交粮，他们要惹我发

火。他们说，“我们的普基津发起火来像只百灵鸟。”哼，他们就这样叫我百灵鸟。好吧，真有意思。我们就这样向南线第九军提供粮食。这时候，我们听说起义者在维亚申斯克镇同谢克列焦夫将军交上了火，并且迫使他们后退。我们冲过去，他们就阻挡不住。我们来到库尔斯克省法吉日县。那边征粮很顺利。我们跑了一个月，两人一起干。我们去之前，他们只征到一万斤黍子，我们一去，就征到两万。高尔丁这时越爬越高，有一天我们醒来，他已像小鸡出壳一样，当上了南线军粮供给委员会全权代表。真有意思。我带着一队水手在法吉日县征购黍子和麦子。高尔丁把我叫去，悄悄地对我说：“你啊，普基津，是个严肃的人，你力气大，能把木杆弯成轭。可是你是个怪人，你身上没有肉。”说我能把木杆弯成轭我不太懂，至于肉，我身上确实很少，我只有骨头。我要肉干什么?难道我是婆娘还是怎么的?人家又不会因为我的肉而交粮。他说：“你待我客气些。”我就回答说：“你知道吗，十月革命时我在克里姆林宫打退过士官生?”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吗，在冲锋时士官生的子弹打中我的膀胱，如今它还像鹅蛋那样在里面滚动?”他说：“我知道，我也很尊重你膀胱里的那颗子弹。”我说：“嗯，好吧，你不用为我的子弹担忧，因为它周围都长了脂肪，它不是打在脚后跟，不会把血吸到别的地方去。你倒是应该可怜可怜我们的战士，他们在前线作战，可不能让他们挨饿啊。”他说：“走吧，”接着摇摇头，重重地叹着气。这是不是说他也怜悯起战士来了?真有意思。我回去继续征粮。我们拼命征粮，征得农民只剩下一层皮。他们简直什么也没有了，几乎连毡靴也被拿走，但这时高尔丁被调到萨拉托夫去了。过了一星期他突然来了一份电报：“致顿河粮委会，我命令你们去萨拉托夫。”后面的签名是：“萨拉托夫省粮委全权代表高尔丁。”

我们乘列车去到那里。真有意思。

在顿河岸上，在被酷烈的阳光晒得秃了顶的小山上，我跟扎哈尔老爹两人躺在野生乌荆子的荫下。一只褐色的鸢，伴着鱼鳞般的云片，在天空中盘旋飞翔。乌荆子的叶子，斑斑点点地撒满鸟粪，并没有给我们一点凉意。耳朵热得嗡嗡作响，你要是向下望望顿河水面上的涟漪，或是脚下干瘪的西瓜皮，嘴里就会有粘腻的唾液渗出来，可你也懒得把它吐掉。

在干涸的沼泽附近的谷地里，羊群分成几堆，紧紧地互相依偎着。它们懒洋洋地扭动屁股，摇摇肮脏的尾巴，因为吸到灰尘而紧张地打着喷嚏。在堤岸旁边，一只强壮的小羊，用后脚站着，伏在又黄又脏的母羊身上吃奶。它偶尔用头撞撞母亲的奶子，母羊咩咩地叫着，蜷缩起身子。我觉得，它的眼睛里似乎充满痛苦的表情。

扎哈尔老爹在我的旁边坐起来。他拉下身上的绒线衫，近视眼一样地眯缝起眼睛，在衣服的褶襞和接缝的地方摸着些什么。老爹再过一年就是七十了。光裸的脊背上古怪地布满一条条的皱纹，肩胛骨尖尖地从皮肤下面凸出来，可眼睛还是清彻的，年轻的，两条灰眉毛下的眼光，也活泼而有神。

他捉住一只虱子，困难地用哆嗦而粗硬的手指夹着，小心翼翼地夹着，然后把它放在离自己较远的地上，向空中画了个小小的十字，低低地咕噜道：

“去吧，小东西!你大概也很想活命吧?啊?对啦……瞧你的，吸饱血了……地主的婆娘……”

老爹哼哼着，拉上绒线衫，接着仰起头，从木头水壶里喝着微温的水。他每喝一口，喉结就向上一跳；从下巴到喉咙，垂着两条柔软的皱纹；胡子上流着一滴滴的水；透过下垂的、番红花一样的眼皮，太阳现出淡淡的红光。

他塞上水壶盖子，斜瞅着我，在捉住我的眼光以后，又干巴巴地嚼动嘴唇，向原野眺望。在谷地后面，迷迷糊糊地呈现出一片幻景；在晒焦的地面的上空，风送来了薄荷的甜香。老爹沉默了一下，推开牧羊杖，用烟卷熏黄的手指在我旁边指指说：

“你看见这山谷后面的白杨树梢吗?原来是托米林老爷家的田庄，叫托波列夫卡。那边还有个小村子，就叫托波列夫卡村，住着些庄稼汉，过去都是农奴。我的父亲给老爷赶车，赶了

一辈子。我小时候，他对我讲过，叶夫格拉夫·托米林老爷是怎样用一只养服了的鹤，向邻居地主那儿把他换来的。父亲死后，我就接他的差使，当起车夫来。那时候，老爷本人已经快六十了。他是个胖子，血气很旺。年轻的时候，在沙皇身边当过近卫军，后来服满了役，就到顿河边上来养老。哥萨克夺去了他在顿河一带的土地，可是公家在萨拉托夫省又划了三千公顷地给老爷。他就把这些地租给萨拉托夫的庄稼汉，自己住在托波列夫卡。

“他是个怪人。总是穿一件薄呢的棉袄，带一把短剑。有时候出去做客，车子跑出托波列夫卡，就吩咐我说：‘赶呀，混蛋!’

“我给了那些马几鞭子。车子飞跑起来，快得连风也来不及把脸上的眼泪吹干。一路上有不少积满春水的小坑拦住道路。要是碰上这样的坑，前轮倒没有什么，后轮可就会——哗啦一

声!……跑了一里路，老爷就大声喝道：‘回去!’我就掉转头，拼死命地向那个坑赶去……往往一连三次在那该死的地方冲来冲去，一直弄到弹簧撞断，或者轮子弹出去，方才罢休。我的老爷那时就哼哼着爬起来，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我就拉着马跟在他的后面。除了这以外，他还有一种玩意儿：我们从田庄里出去，他跟我一起坐到车夫的座位上，又从我的手里夺过鞭子。‘让中间的马快跑!……’我就拼命地赶那中间的马，快得连车轭都一动不动，他自己就抽边上的一匹马。车子上套着三匹马，旁边两匹是纯种的顿河马，身子长得像蛇，头垂在一旁，好像在啃着地面似的。

……

◎ 目录

胎记

牧童

粮食委员

希巴洛克的种

伊留哈

阿廖沙的心

看瓜田的人

道路

野小鬼

漩涡

有家庭的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顿河粮委会和副主席普基津同志的厄运

歪路

两个丈夫的女人

委屈

死敌

小马

蛀孔

浅蓝的原野

雇农

套鞋

高尔察克、荨麻和别的

人家的骨肉

同一种语言

学会仇恨

一个人的遭遇

发表情况

《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刊载

《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

《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转载

作者

陈应松

当代作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别让我感动》，小说集《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陈应松小说》、《陈应松作品精选》、《巨兽》、《呆头呆脑的春天》、《暗杀者的后代》、《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大街上的水手》《星空下的火车》、随笔集《世纪末偷想》、《在拇指上耕田》、《小镇逝水录》、诗集《梦游的歌手》等30多部，《陈应松文集》6卷。

他凭借对文学理解的定力，借助生活所赐予的情感财富，做出的令人信服的回答。这回答直指当下文学界的孱弱、苍白、自恋和封闭，也直指我们的浮躁、惶恐，直指我们远离生活，蹉跎岁月，使文学人生“安乐死”的严峻。他的实践和思考，不仅足以使我们感到震撼，而且足以使更多的同行深思。

故事梗概

是个上访的典型。下岗职工刁有福的酒厂被淹，又被参股人暴打，坏掉了一颗肾，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令人瞠目结舌……

作品评价

直面生活现实，剖析生存真相——评陈应松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文/陈劲松

1956年的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苏联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55年后，一个名叫陈应松的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同题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北京文学》2011年第3期刊载，《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3期、《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转载）。作者陈应松是否读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并因此受到启发，我无从得知。但两者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阅读思考，那就是，在剧变的时代面前，处境卑微的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洪流是否将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冲到了弱小者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指向：以写实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满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真实生活。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的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正处于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欣欣向荣的背后，光明与黑暗同在，繁华和堕落共生，真实同虚伪并存。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文学何为？作家何为？陈应松认为，“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作家，他必须将自己交给与现实有关的一切。……作家在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欲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职业活动中，与现实拥抱在一起。”[1]这无疑告诉我们，优秀作家的代表作，与时代、人心和现实存在，不应抱有故意或无意的疏远与隔离，而要直面和深入。诚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一个作家，如果他的写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2]《一个人的遭遇》让我看到了作家陈应松的确“与现实拥抱在一起”，他的文学姿态也的确是“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

一直以来，从《松鸦为什么鸣叫》到《马嘶岭血案》再到《一个人的遭遇》，陈应松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可贵品质，分享着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内心承受的深重苦难。他不啻做这个时代真的猛士，摇旗呐喊，奋勇前行，犹如鲁迅所说，还“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满正义，富有铁骨；蕴含力量，贯注思考。残酷里包裹柔软，深刻中透出悲悯。真实而又丰沉，复杂而又丰厚。在丰富的内容表达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无比真实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来自底层的上访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实，名为有福实则无福。小说开头就将他置于命运的多舛之中：从国有酒厂下岗后的刁有福，自己开了个小酒坊。然而一场大水，把什么都淹没了。两个参股人以为他耍赖，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这两个人，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他的不幸遭遇，由此开始。随后，厄运接二连三地到来。去医院诊治时坏掉了一颗肾，输血却染上了乙肝，遭母亲与舅舅毒打反被他们登报说“养儿不孝，母遭子打”。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上访之路。想不到的是，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信访局建议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却因法院的袒护和草率输掉了官司。自己的事情还没有眉目，他又阴差阳错地被选为上访代表，为以前厂里的下岗工人替天行道。在刁有福看来，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让他“必须上访，必须还咱们下岗职工一个公道，解决生存问题。上访就是把咱们的实情递上去，让上面知道，上访就是陈情，把问题搞清楚。上访就是给大伙一条活路。” 就这样，他只好一路去省里、进京城上访。然而，等待他的，不是公道，不是活路，而是屡上访屡被遣返，落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更可气的是，遍体鳞伤的他最后还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入狱两年半。出狱后，他仍然想去上访。可是，刁有福去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响应。“大家看着他拄拐棍，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口里说你为大伙吃了苦，都有点避他。”连自己的妹妹也不留他吃饭，因为他有肝病，让他治好了再来。那一刻，刁有福面对茫茫大湖只想哭。倔强的他，决心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一番折腾后，当地信访局迫于上面的压力，部分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说的震撼力无疑是强大的。原生态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让我感到压抑。从来都在写底层的陈应松，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岂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刁有福们，曾经遭受过、正在经受着、将要经历着同样的不幸？小说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岗了，想凭借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却处处碰壁。平时的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因为“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因为“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苦难”一直是陈应松文学写作的关键词。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无比真实的向下姿态，叙写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个人遭遇，但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谁能说这背后牵扯到的，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刁有福的那些下岗工友们，现在都没有单位，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的摆地摊，有的卖菜，有的捡破烂，还有的像他这样，回到过去的老家乡下，没田没地，比农民还不如，农民还有几亩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杀了，家庭的幸福远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与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轻率……随意性太大，又袒护报纸。”而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难怪刁有福百般无奈之下想走极端。小说中，他和信访局官员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须臾不要忘记，文学除了叙写个人的悲欢，还应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达一己之私的生活经验，更应关注广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3]以此观照《一个人的遭遇》，其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结局耐人寻味：信访局这次不仅让刁有福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譬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帮他儿子安排工作，贷款五万元给他恢复生产。于是，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继续养猪搞酒坊。儿子、妹妹、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边。“生活似乎又开始了。”读到这里，我那颗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缓，眼前仿佛出现了童话故事里常见的一幕：从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于天真，还是作家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小说刻意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许，写惯了死亡的陈应松，此时面对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满矛盾。遭遇了那么多苦难的刁有福，无疑代表了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若他面临的唯有死亡，那余下的普罗大众将情何以堪？苦心孤诣的陈应松，面对底层的残忍和疼痛，虽有悲悯之心却无改变之力。事实上，他和广大读者一样，并不能为刁有福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着，探索着，尝试着。刁有福在绝望之后放弃了上访，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归于平静。在这场“个人”与“体制”的较量中，刁有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表面现象。两者和谐的背后，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为代价。小说中，信访局的人曾对刁有福说：“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体谅。你们不能提到当官的就都姓贪，官员们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这种误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找到误会的根源，误会的化解不过是官员们或者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在作家陈应松看来，“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4]《一个人的遭遇》既是他上述小说观的写作实践，也是其具体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读出强烈的生活真实感、现场感，充满力量，蕴含复杂，让人疼痛。他还认为，“文学创造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警醒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怒、警醒和不满，让他一直试图贴近底层，关怀人性，表达悲悯，也让我在他的小说中，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神圣和艺术的尊严，充分感知到文学的骨气与小说的精神。批评家谢有顺曾说：“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5]一个文学写作者，倘若没有开阔的胸襟，没有悲悯的情怀，没有高远的文学抱负，没有坚定的文学信念，是决然写不出触动灵魂、让人有痛感的作品来的。当我理解了陈应松的小说观，看到了他为此所作的努力，并读到了他的《一个人的遭遇》时，我坚信，无论时代的风貌如何变迁，也不管文学的气息怎样流转，必定还会有一些作家，以直面现实、正视苦难、深入真相的勇气和自觉，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引领时代精神走向的开掘者，且用他们的良知和道义，唤醒我们的悲悯之心，拯救我们的迷途之魂。

参考文献：

[1]陈应松.与文学有关的几个词[J].长江文艺,2008(6).

[2]谢有顺.此时的事物[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0.

[3][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72.

[4]周新民,陈应松.寻找精神存在的方式[J].文学界·专辑版,2011(2).

[5]谢有顺.文学的常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48-249.

（来源：新华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