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又名姚江学派，创始人为明代大儒王守仁，因其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派为阳明学派，后分化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泰州王学等七派。该派提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阳明学派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一个著名流派，其学说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中文名：阳明学派

别称：姚江学派

创立时间：明朝中晚期

学术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代表著作：《王文成公全书》（38卷）

创立者简介

崛起原因

学术主张(简介 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心即理 知行合一 致良知 万物一体之仁)

学派分化(简介 浙中王学 江右王学 泰州王学)

日本阳明学派

创立者简介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他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崛起原因

王阳明在世时，其学术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和为一部分人所接受，但还不是很广泛，而且不时遭到朝廷内外的攻击和责难，更被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斥之为“伪学”，攻之为“异端”。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才逐步左右思想界，风靡一时。在教育领域里，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把熟读朱熹注的“四书”和《性理大全》等书，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出入，否则被诬为离经叛道。“王学”的出现，要求人们摆脱程朱学派章句语录的桎梏，“反求诸心”，追求自己智慧、道德的灵光，这在当时学术界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王学”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说教臻于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更便于推行和传播，所以也深得封建统治阶级青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任何一种新的和具有革新性的学术、思想流派的崛起和确立，其权威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作为“王学”的创始人和学派的首领，王阳明是充分具备这些条件的。王阳明在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和学术成就方面，如果按封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在“立功”、“立德”、“立言”等要求上都是堪称楷模的。他在平复宁王朱宸濠叛乱、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中是为明王朝立了功的。他的社会声望、道德品质、教育业绩和一代名师的风范都深孚众望，为正直的封建士大夫所景仰。他所创立的“心学”开辟了儒学的新领域、新境界。他的著作《传习录》、《大学问》等是新儒学的经典名著。据《明儒学案》载，《传习录》刊行于世后，许多不满八股道学的士子、举人、进士，乃至官吏等，如获至宝。所有这些为“阳明学”的崛起和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阳明学派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阳明弟子四处讲学，广为传播。仅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如钱德洪，不仅追随他的老师在建立阳明学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后来“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页）又如欧阳德，在王阳明死后，“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七，《江右王门学案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页）阳明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论比较简易明白（不像程朱理学那么繁琐、深奥），使之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传播得较为广泛和深入，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阳明学说的反程朱理学精神和鼓励人们冲破旧传统思想框框的叛逆性格，无疑是获得一些渴望解脱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欢迎的历史背景。

学术主张

简介

阳明学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学派分化

简介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一书中，曾以师承的地域为界限，将阳明学派粗略地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王学等七派。由于王阳明的学说中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其生前又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所以他的弟子们各执一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因此，若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征来考察，上述七派不出“现成”和“工夫”两大系。但在这两大系中仍可分为；以王畿为代表的主张本体虚无说的“良知现成”派，以王艮的泰州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良知日用”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主张“虚静为修养工夫”的“良知归寂”派，以邹守益为代表的主张“以敬事为纲领”而“戒惧慎独”的“良知主敬”派，以钱德洪、欧阳德为代表的主张“事上磨练”的“良知修正”派五个流派。其中以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王艮为代表的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和与王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泰州学派最为著名。

浙中王学

浙中王学是指与王阳明同郡（宁波和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王阳明的两个著名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王、钱二人都曾放弃过科举考试，专心就学王阳明，并成为王阳明学说的主要诠释者，被当时称为“教授师”。王阳明在世时他们对师说已有分歧。在王阳明去世后，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责难更加激烈。因此，浙中王学又分化成“良知现成”和“事上磨练”两派。“良知现成”派由王畿开其端，后来的周汝澄、管志道、陶望龄等人都是这派的主要人物。他们论学宗旨是心、意、知、物的“无善无恶”。批评钱德洪以王阳明“四句教言”（又称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定本的说法，提出自己的“四无之说”，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王龙溪全集》卷一）他说：“良知当下现成，不加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以笃信谨守，一切矜名饰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明儒学案》卷十二《浙中王门学案二·郎中王龙溪先生畿》）为了证明王畿的“四无说”，万历年间被称为“今龙溪”的周汝澄，在南京作《九解》，引经据典，反驳许孚远的《九谤》，证明“四无说”的合理性。他们还汲取了佛学思想，认为“儒即禅，禅即儒”，所以当时就有“三教合之说，自龙溪大决蕃篱”的批评。

与王畿的“良知现成”派相反，钱德洪主张“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恢宏师说，论学宗旨倾向于王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这一派除有钱德洪、张元忭外，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江右王学的欧阳德、陈九川等人为代表。钱德洪在《复王龙溪》的信中提出：“吾赏于学未免落空，初若未以为然，细自磨勘，始知自惧。日业信纸本体处说得十分清脱，疏略处甚多，此便是学问在空处。”张元忭也说“学问以必有事为主”，“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张阳和文选》卷一）。所以钱德洪主张在日常行事上，著实格物，使竭意诚心正，不停留在心的本体认上。他说：“格物之学，实良知见在功夫。先儒所谓过去未来，徒放心耳。见在功夫，时行时止，时默时语，念念精明，毫厘不放，此即行著习察实功格物之功也。于此体当切实。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论学书·与陈两湖》）欧阳德认为，“格物二字，先师以谓致知之实。盖性无体，以知为体；知无本，事物乃其实地。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之之功”（《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答陈明水》）。这表明钱德洪等人的道德实践是主张在事上“实心磨练”、“行著习察”，以达到在“人情事变”或“见在功夫”上泯灭“气拘物蔽”的目的。钱德洪等人的这些理论，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们的所谓“事”，也未能超出王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内。他们与王学的关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

江右王学

江右王学是指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邹守益，字谦之，号或廓，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宗羲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正传”，指的就是邹守益。其他主要人物还有委木、刘邦采、王时槐等。江右王学与钱德洪等人一样，讲学以宏扬师说、传授王学为指归。邹守益为学“生平自精神心术之微以达于人伦事物之著，皆不离良知一脉运用”。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周郭颐的“主静”，程颐、程颢的“寡欲”，以及思孟的“戒惧”，“皆致良知的名也”。他提出：“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故道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邹东廓先生文集》卷七《答徐子融》）他希望通过“主敬克己”的功夫，达到良知本体的主宰作用。他批评主静派一味强调“未发之时”的“寂然之本”，因而偏于内；批评日用派的“已发之后”的“百姓日用”，因而偏于外；只有他自己的“主敬”才能克服“偏内偏外”之失。王时槐也表示“敬内无所不该，敬外更无余事”（《明史·儒林二》）。浙中王学的季木干脆表示“自信东廓其说”。后来的顾宪成、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主敬”派理论的影响。邹守益无论在任官或家居期间，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于江南各地。讲学对象不限于士子，“田夫市侩”也“趋而听之，惟恐或后”，听讲的人数有时以千计。可见江右王学在传播师说、扩大王学的影响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泰州王学

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王学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说，在当时思想学术领域和社会上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如以聂豹、罗洪先等江右弟子为主要代表的“良知归寂派”。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永丰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因直言谏净，与严嵩不睦，后以老疾致仕。他一生未尝在王阳明门下受教，而是以书信往来问道。王阳明去世后，他设位，北面再拜，自称门生。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吉永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进士，授翰林编修。后革职为民，终身不仕。他也没有在王阳明门下直接受教。“良知归寂派”继承了王阳明早期的思想，主张通过“主静立极”，才能达到“归寂以通感”。但由于他们的学说过分强调“寂然不动”、“隐而未发”，当时不仅信从者寥寥，而且还受到其他王门各派的诘难。

日本阳明学派

日本的阳明学派是日本江户时代信奉王阳明学说的儒学者集团。它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他们开始大多是朱子学家，但在研究朱子学过程中，产生怀疑以至批判，转而钻研王阳明学说，成为阳明学的崇拜者和宣传者。阳明学者多半是民间学者，致力于平民教育和社会教化，并建立“乡学”。

中江藤树（1608~1648），江户前期儒学家，日本阳明学的创始人。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少年时爱好读书，11岁读《大学》，17岁读《四书大全》。青年时代视《大学》和《论语》为金科玉律，笃信《孝经》。1634年为侍母而弃官返乡，在家开办私塾，从事社会教化和教育工作。早年专攻朱子学。1644年读《阳明全集》，改信阳明学，致力于阳明学的日本化，成为阳明学教育家。其教育精神在于诲人不倦和感化指导，对愚鲁拙笨者亦耐心教导，被乡里尊奉为“近江圣人”。后人将其私塾命名为“藤树书院”。他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并辑有《藤树先生精言》问世。中江藤树在发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中是下了功夫的，并培养了一批日本阳明学的学者。

熊泽藩山（1619~1691），日本江户时代前期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生于京都，1642—1643年就学中江藤树门下，研修王阳明学说，积极提倡儒学。日本各地学者慕名投其门下。1656年辞官隐居芳野，专心读书著述。将教育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学校为教授圣人之道培养有用之才的场所。主张设立学校，并亲自主讲。重视女子教育，并著有《女子训》、《女子训或问》等专书。熊泽藩山的重要著作《集义和书》，共16卷。分为书简、心法图解、始物解、义论等篇。用问答体和图形，对学问、思想、时势专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论述，反映了作者的阳明学观点。作者认为，人类的“性”、“心”是一致的，“吾心即太虚也，天地四海亦在我心中”。这正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发挥。熊泽藩山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学或问》共2卷，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作者主张学习礼、乐、书、数及武艺，以培养文武兼备之士，世间有用之人，同时还主张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日本的阳明学派的传播，比较注意将中国阳明学的内容与日本的客观需要相结合，并加以选择、改造，着意避免中国阳明学派末流的弊端在日本重演。

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虽也谈“致良知”的德性修养，但占主流的乃是注重“知行合一”，重视事功，关心政事、经济实务，即知即行，勇往直前的倾向。这使得明末日渐衰微和缺乏生气的阳明学却在日本经过改造变成一种生机勃勃和富有革命性的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