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垣，山西临猗人，字紫宸。行伍出生，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二期毕业。曾是国民党第105军副军长。

国军少将

航天专家(童年苦渡历大难 风华正茂立大志 铁肩磨成担大任 一波三折集大成)

明末官员

国军少将

杨维垣（1895—1988）

生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山西临猗人，字紫宸。行伍出生，山西陆军学兵团第二期毕业。

1920年投入晋军，任在乡军人训练连司务长。

1921年9月考入学兵团学习。

1923年9月毕业后派任在乡军人训练第1连排长。

1924年6月训1连编入先锋总队，升任第4大队大队长。10月先锋总队改编为独立第10旅（旅长蔡荣寿）第20团（团长许成蔚），改任第1营第4连上尉连长。

1925年3月升任第20团第1营上尉副营长。9月升任第1营少校营长。

1926年11月调升独立第49团第3营中校营长。12月独49团编入第14师（师长李服膺），仍任第3营中校营长。

1928年2月升任第49团上校团长。9月所部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暂编第7师（师长李服膺）第20旅（旅长朵珍）第4团，仍任上校团长。10月所部改称第38师（师长李服膺）第113旅（旅长朵珍）第4团，仍任上校团长。

1929年3月所部改称第5军（军长李服膺）第14师（师长朵珍）第40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1年1月所部战败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任第5师（师长李服膺）第10旅（旅长李俊功）第19团上校团长。6月所部改称第68师（师长李服膺）第201旅（旅长李俊功）第401团，仍任上校团长。

1935年5月2日叙任陆军步兵上校。

1936年6月调升第101师（师长李俊功）第213旅（旅辖两团）少将旅长。

1937年5月7日晋任陆军少将。11月调升第73师（师长刘奉滨）副师长。

1939年6月调任第101师（师长董其武）副师长兼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动员训练司令。

1945年8月调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官处处长。

1946年1月调任暂编第11师（师辖三团）师长。

1947年7月升任察哈尔全省保安司令部（兼司令傅作义）中将副司令兼暂编第4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

1948年9月暂4军改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仍兼任副军长。12月24日在张家口战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949年3月获释后出任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高级参谋。9月19日参加绥远和平解放运动。

1950年1月出任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兼司令员傅作义）河套军分区司令员。8月军分区改称陕坝军分区，仍任司令员。

1952年2月转业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民政厅厅长。

1955年2月调任参事室参事，并当选政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杨植霖）委员。

1988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病逝。

航天专家

童年苦渡历大难

杨维垣1940年8月出生在天津塘沽，在七个孩子里他排行老三。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最猖獗的时期，他的家一贫如洗。他记得有一次全家人实在饿得不行了，母亲托人买来一些变质的猪皮，吃了以后食物中毒，差点要了全家人的命。还有一次是费了几番周折，借到了一点点玉米面，结果被日本鬼子知道了，到家里来追查……杨维垣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渡过的。母亲由于积劳成疾，在杨维垣七岁时就病逝了，他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幼年丧母的人生大不幸。

杨维垣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船长，一生勤劳好学。从在船上当伙夫到水手、二副、大副，到后来当上了船长，开起了大船。日本人占领天津后，三番五次要他祖父去开船，都被他祖父拒绝了。杨维垣的父亲也在船上做工，一次船到上海时，碰上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被震得昏了过去，由于重度脑震荡而失去了工作能力，全家人就只有依靠祖父开的一间杂货店维持生计。杨维垣是在祖父的养育下长大的，祖父的人生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影响了他的一生。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的祖父又去开船，家里的境遇也稍有了一些好转。这时到了杨维垣上小学的年龄，家境的贫寒促使他加倍地努力学习。塘沽中心小学是当地一所出色的小学，在这里有一名出色的学生杨维垣。解放后他家由于没有劳动力，一直很贫困。不久她的姐姐上了大学，少了一口人吃饭，却无法贴补家里的生计。杨维垣上中学时祖父去世了，家里又陷入了困境。他的父亲没有工作能力，哥哥念完中专就开始找工作，靠一点微薄的收入拉扯几个弟妹，还要照料父亲。这时的杨维垣已经学会了做一切家务：挑水、做饭，包括缝缝补补、纳鞋底这些在别人家都是女孩子做的家务，只因他没有了母亲。他要穿鞋就必须自己做，在那样小的年纪他就会很留意地把家里一些旧布、碎布收集起来，这些都是做鞋的原料……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他还是在初中升高中时被学校保送到天津塘沽中学，这是当地好多中学生梦寐以求的学校。虽然生活穷苦，但在学校他一直成绩优秀，还担任了学习委员的工作。当然除了学习，他还热衷于学校的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体育项目，为他后来有健康的体魄从事繁重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风华正茂立大志

1959年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家里急需他这个劳动力养家糊口，但当他看到中国科技大学在学校发的招生简章上面印的卫星图案时，心里充满了向往。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于1958年1月31日将“探险者一号”卫星送上天空。从此人类开始了对神秘浩淼太空的探索征程。1958年5月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杨维垣被深深地吸引了，除了对人造卫星的神奇遐想之外，作为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造卫星的人。

在养家和继续深造的路上，他选择了继续深造，生活再苦也要上大学！他做出了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当时我国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任校长，那是新中国培育科技人才的摇篮。在自动化系他有幸成为我国著名的自动控制专家杨家墀先生的学生，先生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的教学风格以及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他，以至浸透于他后来的整个科研生涯之中。在那段时间他还聆听了陆元久、屠善澄等著名专家的课程。后来，每当讲起大学时代，他的眼里总能熠熠生辉，他为自己能站在这些国家级的科技明星的身边感到自豪，这一切足以弥补物质上的贫乏给他心灵深处投下的阴影。大学五年他一直靠每月12元的奖学金读书，家里依旧很贫困。一年四季他的脚上只有同一双鞋，身上盖的是一床露着棉絮的破被子，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始终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五年的大学他当了五年班长。家境的贫寒和生活的磨难，造就了他坚韧的性格，面对困难他总能有办法化解。白天在班里要做很多事务性的工作，晚上才能做功课，常常要做到深夜一、两点钟。

大学二年级时他的父亲去世了，每当想到父亲他的心都是酸楚楚的，日本侵略者给他的小家和中华民族的大家造成的灾难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底。

1964年杨维垣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后来在中国空间技术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长龙、王南华、倪行震等十几位毕业生，他们一起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毕业后他被选派参加“四清”工作。在两年的“四清”中，他接触到中国底层的农民，联想到他贫苦的身世，这些都促使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需要强大。他热情地帮助农民，有农民生病住院没有钱，他组织捐款；农民做手术需要输血，他带头卷起袖子…。回所后“文革”席卷而来，人们被推进了一个狂热的深渊。渐渐地他感到立志报国的信念一直得不到实现，他真的想干些什么。那段时间，他参与了所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线路设计和返回式应用卫星飞行试验台的设计和研制工作。空闲的时间多起来，于是埋头学外语，倒也有几分逍遥。下了班修理自行车，后来还修理起半导体收音机，再后来还琢磨着修理电视机，还帮别人修。

1967年回天津探亲时，姐姐给他介绍了一位医生。他经历了中国20世纪中叶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的家庭组合模式：亲朋好友介绍、相亲、两地书（由于交通不发达有时在一个城市也以书信往来）、结婚。在杨维垣的婚姻组合过程中没有再多的内容，让他记忆深刻的是，1968年结婚时室里送给他们夫妻俩一套《毛泽东选集》。当时在家住了两天就赶回所里上班了。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工程组长，在杨家墀先生的指导下他负责了三轴飞行试验台低速力矩马达的设计和试验台的研制，这在当时是一项国内的先进技术。他从设计一直到去车间跟着生产，整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这个项目后来应用到返回式卫星姿态和轨道控制系统的仿真试验中，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年冬天他的儿子出生了，当时他在车间正在和工人一起研究生产方案，没能赶回家。当他春节回家休假时，孩子已经满月了，孩子出生时那小巧玲珑的样子在他的记忆里成了永远的空白。

进入70年代，型号任务多了起来。他负责了东方红二号卫星消旋分系统的设计、研制和试验，负责了东二甲卫星消旋分系统设计并参加了姿态控制系统研制。东二甲研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杨维垣在这项目中立三等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有了一点点成绩，但他不满足，他要做更多的事。

1980年他被派往美国宾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宇航系作访问学者。他的才智和谦逊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马歇尔·卡普兰教授的高度赞赏，教授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并一再表示要帮助他解决入籍问题。杨维垣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后来说：他想到了祖国、想到了那些还在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他想用自己的才智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富强的国家啊！1982年他又被杨家墀先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史密松天文物理中心参加系绳卫星等课题的研究。这时有人在他的背后议论了：他还会回来吗？

1982年12月课题研究一结束他就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祖国，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后来他自己说：我所生长的环境、我所受的教育和我的思想基础决定了我必须这样选择。在美国工作的三年为他后来的工作垫起了一个台阶。他回所时东三卫星刚立项，他就负责了姿态控制系统方案的论证工作，后来又参加了风云二号卫星方案姿态和轨道控制系统方案的论证工作。这期间他们组成了一个技术引进小组，与德国人商谈有关技术引进的项目。几轮谈判下来，德方对他们这个小组的技术以及语言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那是中国刚开放的时期，外国技术专家对我们的技术专家了解甚少的阶段，杨维垣带的这个小组很快就在德方树起了合作的信心。他已经进入了角色，他感到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已随着他思想的成熟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一天天地近了。

铁肩磨成担大任

1988年，我国开始酝酿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卫星的事项。当时闵桂荣院长提出了人选框架，能担此任的应当是一个业务尖子：外语一定要好，还要有相当的管理水平。渐渐地人们的目光停留在杨维垣身上。他在学生时代就当班长，至今已是502所二室的副主任，他出过国，组织过技术谈判，有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业务水平是得到杨家墀先生首肯的。他就这样被圈定在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的战车上。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是在1986—1988年我国自行论证的方案基础上，经过两国专家作了适应性修改后确定的，杨维垣参加了合作的全过程。这是一项瞄准了国际上同类卫星80年代末期先进水平的设计结果，除了两台遥感相机对设计、工艺、试验设施有极为苛刻的要求外，高数码速率的数传、帆板展开机构，姿轨控共计5项被列入攻关项目。

1988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需求和方案论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ST）和巴西空间研究院（INPE）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巴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CRERS）的工作报告。同年的8月22日中巴两国又签署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ST）和巴西空间研究院（INPE）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RERS）的协议书。协议书包括从组织机构、权利、承诺义务、许可、税收、关税、人员交流、违约、不可抗力、运输、争议、工作语言等16个方面的内容，并且形成了8个附件。

巴西地处南美，是南美的最大国家，国土面积80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在南美有很大影响。在杨维垣看来，中巴两国合作，需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平等协商，通过协调和努力，作到双赢，这是双方能长期合作的基础。

1988年杨维垣担任资源卫星总调度兼合作管理组长。这中间处理过多少问题，经过了双方多少次沟通已经记不清了。

研制已进入C阶段了，红外相机的遥感器还在更换定点单位；装配及试验环境条件迟迟得不到落实；技术引进手续繁杂，经费和外汇不足；刚刚落实了经费，许多测试仪器又不能及时到位，使攻关工作雪上加霜；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以及设备的运输通关十分复杂；巴西领导人频繁更迭，新上台的领导提出新的要求……

1993年杨维垣担任资源卫星副总指挥。

这种高技术的国际间合作是研究院的第一次，杨维垣作为负责人处理过的问题可谓五花八门。要让两个国度、讲两种不同语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从事同一个研制项目，听起来似乎简单，但操作起来就成了一件综合性太强的事情，据杨维垣的统计，从资源项目立项开始到第二颗星发射成功，历时16年，中间经历了大大小小近200次谈判，处理和解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一个型号总指挥的职业范围。所涉及的问题有：工作分工、反承包、安全和保密问题、巴西人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发射阶段在基地的活动、文件资料的安全、公开的宣传内容及程度的把握、设备及整星在国内和国际间的运输、人员和设备的保险、通关及进出口手续、如何确立一种统一的技术语言等等，同时还要保证卫星的研制质量和进度，而且是在两国之间、两种语言、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协调。他几乎成了职业翻译；可是在协调两国资源星合作的关系中却又像个外交官；在讨论设计方案以及具体研制过程中，他又是一位资深的专家；在对200多队员的培训阶段，他又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不知道的人会误认为他是一名专职培训师；而在异国他乡的聚餐会上他又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

1999年10月14日第一颗资源卫星发射成功，很快就收到了传回的图像。江泽民主席和卡多佐总统互致贺电，赞扬CRERS是南—南合作在高科技领域的典范。他们的评价极大地鼓舞了两国的科技工作者，同样鼓舞了杨维垣，他决心把CRERS搞得更好。

2002年第一颗资源卫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国防科工委金奖，杨维垣个人获集团公司航天奖。

一波三折集大成

由于巴西方面的要求，第二颗资源卫星在巴西总装测试。这其中涉及到我国的知识产权、各方的经济利益、两国的体制、双方技术力量的分布等等。1990年前后两国就此问题的谈判几乎陷入僵局，杨维垣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沟通，谈判桌上的官方语言谈不通，就在下面和技术人员谈。同时他还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上尊重巴西人的感情和意愿，这中间我国也在一些制度和政策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就这样杨维垣用他极大的耐性协调了近3年才把这项跨国卫星总装测试项目确定下来。

第二颗星在巴西总装，中方先后派出200多名专家奔赴巴西，组成了一只庞大的技术队伍，历时14个月。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还表现在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在200多赴巴西的人员中，很多队员的英文水平有限，要在工作中与巴西技术人员面对面的交流有很大困难，于是他总结了培训队伍的三个阶段的三种方法：“填鸭法”通常一周时间，完全听老师讲课；“影响法”通过对信息和技能的学习，提高对受训者的影响力，加深对受训内容的掌握，通常一个月；“行为/经验法”为受训者提供模拟或演习，通常在两个月时间。他就这样把200多程度不同的队员，从语言、文化、技术、对外政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做了一次全面的培训，提高了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他的管理方法柔韧中带着刚性，他说：“管理严格并不是等于看上去吓人，动不动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他主张用制度约束队员，大家都遵守一个制度，公平合理；用感情影响队员，使大家工作和谐愉快。基于这种思想，他在临出发前编制了《五院资源卫星巴西总装测试人员手册》细分为9大方面的内容，还要求赴巴西人员反复学习，遵守手册中的规定。

2000年杨维垣担任资源卫星总指挥，当年8月杨维垣带着中方的728箱总装测试所需的仪器设备和200多名队员飞往巴西。在巴西的总装测试中仍然离不开协调，但却要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比如有一次他们去会见INPE院长，居然在办公室外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使我方技术人员没有想到。后来一了解，这并不是巴西人有意怠慢，只是一种习俗而已，巴西人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一切都可以慢吞吞的，周末从来不加班，这些习惯都给研制工作带来相应的难度，很多情况下是你急巴西人不急。在巴西还常有罢工的事情发生，对研制进度也有不小的影响，有时赶上罢工了，就只有耐心地等待。

除了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出国前还要策划包括人员的人身保险、医疗保险等生活上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一位中方技术人员一到巴西就出现严重过敏，两度住院；还有一位同志到巴西第二天就摔伤，到医院检查为股骨头断裂，并作了手术。

除了协调和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杨维垣还要丰富队伍的业余生活，他经常组织队员去郊游，饱览异国风光、领略异域风情，解除紧张工作所造成的疲劳。去得最多的是大西洋沿岸的一些风景区，由于组织得当，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2001年11月在巴西的总装测试终于结束了。资源02星回到了国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真是一波三折。

2002年4月离卫星发射越来越近了，突然有一天停放地发生火灾，使卫星受到污染。杨维垣指挥试验队的同志们，转移怀柔，集中去污。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硬是把卫星上千个零部件来了一个大拆卸和清洗，而后又重新进行总装、测试。

在国际合作中，如何确保严格的质量控制，是对管理者一项极大的挑战。当卫星进入发射场准备发射之前，发生了一件重大事项。巴西使用了级别较低的穿心滤波器，造成了DC/DC二次电源短路，违反了产品保证要求关于元器件等级的规定。造成了内在质量问题，而事前巴西没有向中方通报。杨维垣这位总指挥在这样重大的关键时刻，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组织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在质量绝对第一位的原则下，最后决定中止发射，卫星撤出发射场。事发后经反复研究，巴西重新购买了400只宇航级穿心滤波器，然后又是重新装星，为此事这颗星推迟发射一年，中巴双方都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2003年春天，02星测试最为紧张的时候，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非典”袭来，巴西的人员产生了恐慌，他们要求撤离中国。试验队为保证大家的安全，采取了极其严谨的防范措施。当时的各企事业单位都已放假，但资源卫星的测试现场全体队员还在戴着白色口罩紧张地忙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02星在发射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缺陷和故障。

2003年10月21日，第二颗资源星终于发射成功，传回的图像有极大的改进。胡锦涛主席和汝拉总统互致贺电，并决心把资源卫星的合作进行下去，进一步扩大高科技合作的领域。中国和巴西都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依赖别的国家的遥感卫星图像，价格昂贵不说，还要受到各种限制和约束。自从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上天后，两国地面站都接收了数十万景图像数据，目前两颗星共计接收归档的数据已有70余万景，可以覆盖两国的全部领土，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遥感图像处理和应用技术的发展。由于价格低廉，甚至免费提供使用，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巴方来说，为其国民经济发展及亚马逊热带雨林的保护起了巨大作用。对于我国来说，资源卫星数据产品应用范围覆盖了我国农、林、水、国土资源、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灾害监测等诸多领域。比如图像数据成为我国新疆棉花种植面积遥感监测系统中的主要数据源，提供了棉花种植地区的分布及面积。另外还有西藏林芝地区森林资源调查、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森林资源分布、西北荒漠化地区的生态建设、河西走廊地区荒漠化演变规律等调查，以及我国城市规划、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对地震灾害、水旱灾等环境监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研制的成功，还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科研和生产实践等各方面大踏步地迈出国门，为我国今后高科技领域的国际间合作打好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这也是我国航天高科技投入所带来的不可计量的特殊价值所在。今天我们不仅有了人造卫星，我们还能在国际间合作研制卫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其中也凝聚了杨维垣和他的战友们无数的心血。

2004年杨维垣因对资源卫星研制及国际合作的贡献卓著，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在资源卫星的国际合作成功的鼓舞下，五院的国际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目前正在为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研制商业卫星。中国的航天事业蓬勃发展，大踏步地走向世界。难怪杨维垣经常对自己在美国工作的儿子说：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讲，中国比美国的发展空间更广阔……

明末官员

杨维垣，文登人，明万历进士，官御史，协助大阉（太监）魏忠贤，力排东林党人，后入逆案，被贬到淮安府任职。

魏忠贤欲借刘一巘株累刘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贤大恨。卜年、一巘事具《纪》、《一燝传》中。熊廷弼、王化贞之下吏也，法司诸属二十八人共谳，多有议宽廷弼者。大章因援“议能”、“议劳”例，言化贞宜诛，廷弼宜论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迁兵部去，无异议也。会王纪劾罢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党疑纪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亲御史杨维垣讦大章妄倡“八议”，鬻大狱，大章疏辨。维垣四疏力攻，言纳廷弼贿四万，且列其鬻狱数事，反覆诋讦不休。大章危甚，赖座主叶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验问，都御史孙玮等白其诬。帝以大章渎辨，稍夺其俸，大章遂引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