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慈冰心之母出身书香门第。杨家世代是清朝学官。14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却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19岁嫁与谢葆璋为妻。婚事是杨福慈父亲在她9岁时，与谢葆璋父亲做诗谈文时定下的。婚后，夫妻恩爱，过着平静温馨的生活。但天各一方，聚少离多，直至谢葆璋赋闲在家，生活才有所安定。

由于历史原因，海军中福州人最多，甲午海战中，海军官兵阵亡消息不断传回福州，福州城中充满悲切、凄惨的景象，哭声盈巷，许多家庭传来亲人遇难的噩耗。杨福慈悄悄准备一盒鸦片膏，准备一旦接到丈夫阵亡消息就服毒自杀。谢葆璋之姐焦急得忙到神佛前求签，祈求神灵保佑弟弟平安。她求到一纸好签，签云：“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除是一轮月上。”果然，一个明月当空之夜，历经磨难的谢葆璋奇迹般出现在家人面前。

她一生没有多余财产，却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却能敬上怜下，获得各人敬爱。她喜欢整齐精美，精美中却不显骄奢。对家人的衣着喜欢素淡质朴，却不显寒酸。对子女婢仆，从没有疾言厉色，一家人都敬重她的言辞。葆璋称她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杨福慈不但是冰心的母亲，也是她的知友，有许多不能同父亲说的话，敢与母亲说；不能对朋友提的事，敢与母亲提。她热烈的爱着家，整天除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并鼓励女儿运动游戏，从不偷闲片刻。

谢葆璋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兄弟姐妹多，大多不成材，他们子女的教养就压在谢葆璋的肩头，杨福慈却充分帮他的忙，谢葆璋付与一份财力，杨福慈却贴上全副精神，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都由杨福慈支持应付。

杨福慈也关心政治。清朝末年，杨福慈几个弟弟都是同盟会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她出名经手。婉莹8岁时的一个大雪夜，她帮母亲把十几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用红纸条封好洞口，寄给各地，使同盟会员大为振奋。

辛亥革命时，谢葆璋辞职返乡，途经上海，他们住在上海租界的旅馆，杨福慈每天看完报就给婉莹讲报上的事，并将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

“五四”运动以后，杨福慈对新文化运动有新的认识。她看书看报，从小说、评词、到杂志、报纸，新的旧的、创作的、译述的、她都爱看，还能说出“普罗文学”之类的新名词。她不反对自由恋爱，却注重爱情的专一，对儿女们的择偶总是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

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谢葆璋同班同学黎元洪任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葆璋却没有去拜访过。当袁世凯称帝，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却将其软禁在中南海瀛台，这时谢葆璋常到瀛台陪他下棋谈话，杨福慈总是提醒丈夫：“该去看看黎先生了。”她听谢葆璋说瀛台比家里还冷，便提醒他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杨福慈从不拆儿女们的信件，也从不盘问儿女和同学之间的往来，也不积攒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送给别人。

她常教导儿女“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自己更是十分勤俭。儿女们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都是自己做。谢銮恩十分喜欢她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衣衫做得快，一天能给3个在中学读书、都是一米六七的儿子做出一件长衫，全凭手工。

杨慈福把最无私的母爱献给女儿，在一般父母都做不到的背景下，她支持女儿选择好学校，读完中学和大学，又支持女儿到万里之外的异国留学。

民国19年1月7日，杨福慈在上海病逝，葬于万国公墓。为表达对母亲的爱心，冰心剪下一缕头发，同时把母亲生前一直珍重地收存起来的她儿时的胎发以及大学毕业时得到的“裴托裴”名誉学位的金钥匙，连同父亲、弟弟、弟媳以及侄女小菊的头发都装在一个小白信封里，放在棺内母亲遗体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