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俊（1887－1959）　原名福黎，字篆祜，福建永春达埔乡达中村人。父亲以肩挑谋生，家庭贫苦。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10岁时，父亲去世，大哥才14岁，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只有母亲为人纺织夏布、裱褙冥纸锡箔得到一点工钱，一家数人连糊口也不够。他只好辍学，和大哥打柴、拾粪，卖点钱补助家用。12岁，经宗亲介绍，到玉斗庆和药店当学徒。他诚实谨慎，深得店主喜欢。但山村小店，生意清淡，除给三餐外，薪资甚微。第二年，只得到远离家乡的德化县赤水格一位乡亲店中当店员。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得到同乡吴青云引荐，到越南谋生。

初到越南，在一家商店当炊事，后站柜台，以后被提升为经理。他略有积蓄之后，先是与人合资经营商业，继而独资创办启华英布店，任经理和董事长。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孙中山到越南西贡，并在河内设立同盟会分会。他接受了孙中山的爱国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他正担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大力发动并捐献巨款，支援反袁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列强暂时无暇东顾，越南经济有较大发展。这时，颜子俊除继续经营布店，还经营陶瓷业、戏院和书报社。在他稍有资财后，即着意举办公益事业，服务社会。他在家乡下荇独资创办鼎新小学，为达埔最早的一所侨办学校。在西贡，他资助的学校有福建中学、小学和暨南中学，并担任这三所学校的董事长。他还捐资办医院，任西堤福善医院董事会主席。1931年，家乡达埔连续数年鼠疫流行，他捐资购买预防疫苗，供乡人免费注射。

“九·一八”事变后，他发动越南侨商组织华商经济联合会，出任主席，募捐巨款，献给马占山将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作经费。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十九路军发出抗日通电，他立即发动组织、并主持越南华侨抗日救国赈济总会和南圻华侨救济总会，募款购买药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越南华侨在他的倡导下，捐款购买飞机两架献给十九路军。在西贡，他对华侨和越南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积极支持，经济有困难的，他出钱接济；遇到有危险的，他尽力设法保护。因此，受到国民党在越南代表机构的指责并被监视。他知道后，即公开声明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在越南华侨界震动很大。为了避免不利影响的扩大，国民党中央特派了一个中央委员要与他会谈，但他态度坚决，终不接见。

抗战爆发后，颜子俊任越南中华总商会主席，组织旅越华侨缩食救济祖国兵灾慈善会，号召华侨商店每日节省菜金两成为救济金，每星期收集一次，汇回祖国。次年，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号召各埠承担常月义捐，颜子俊发动越南华侨积极响应，并全力以赴主持越南华侨筹赈工作，直到日军侵入越南为止。

1941年7月，日本驻越总领事派代表朱裕朝威胁颜子俊，要他以华侨名义通电拥护汉奸汪精卫，并说如肯合作，给予三井、三菱公司在越南的总代理权，铁限三日内答复。颜子俊严守民族大义，坚决拒绝。但他又洞悉日寇的凶残，第二天，在友人翁典南等帮助下，伪装成水手，乘坐专载猪牛的“大广西”号货轮，离开居住了四十年的第二故乡西贡，到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他又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广西柳州，后转赴桂林。重庆的国民党海外部和全国救济总会先后来电，请他到重庆共商救济华侨事宜。他认为南洋各埠相继沦陷，侨汇断绝，侨眷生活困苦，必须先回福建了解情况，于是致电婉辞。旋即遄返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省主席刘建绪立即接见，表示敬意和慰问，聘请他为省政府顾问，并聘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颜子俊回到达埔故乡，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阶段，侨眷生活极其困苦，不少人靠典卖衣物和家产度日。他认为永春多山，要解决侨眷的困境，必须开发山地，垦荒种植，才是根本办法。他就联系其他归侨，共同创办达理、洑江、凤美三个农场，还组织归侨合作社，经营商业。但当时物质匮泛，政治积弊甚深，他花了数年心血，农场和合作社收效都不大，最后更因通货膨胀，连血本也亏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颜子俊返回越南西贡，重整旧业。这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立，而西贡却尚在法国殖民主义者所支持的保大政权统治之下。越盟（越南共产党前身）派代表秘密会见了他，要求他支持越南人民反对保大傀儡政权的革命斗争，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有不少从事秘密活动的越南革命者，经济上得到他的支持，遇到危险也得到他的掩护，有些还是负有重任的领导人。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越南农村民生凋敝，不少人到西贡寻求生路。颜子俊发起组织华侨救济总会，担任主席，劝募救济款，并代为介绍职业。这一工作从西贡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各地，且对华侨和越南人一视同仁。

1947年，闽粤两省发生粮荒，颜子俊以越南华侨救济总会名义，募捐大米三千吨运回赈济。他以监赈人身份随第一批运粮船回国，发赈完毕，原想重返西贡，但南越当局正在调查他和越盟的关系，搜集他与越盟往来的证据。为了他的安全，家人和亲友都劝他暂缓返越，因而留在故乡。这时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再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华侨代表人选问题，他以不久即将返越为辞，加以谢绝。

陈嘉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后回到厦门，颜子俊前往拜会。陈向他介绍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情况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华侨的方针政策。他非常高兴，确信有了强大的祖国，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了。“土地改革”开始后，颜子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错误批斗，关押审查，在海外侨界引起极大反响。1953年适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对当年受到颜子俊多方帮助深怀感激之情，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会见要求。颜子俊始得平反。1954年6月，他和印尼侨领尤扬祖同上北京，会见了蔡廷锴将军和旧友庄希泉、李铁民，并拜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8月，再上北京，在参加中侨委的扩大会议上，见到了以前在西贡秘密进行革命工作的连贯同志，欣慰异常。10月，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他，当知道他是同盟会会员时，称他是革命老前辈。

1955年3月，颜子俊被任命为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195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

1959年2月25日，因患喉癌病逝于永春医院，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