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1641）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 崇祯即位后，薛国观奉命巡视北疆，严查将吏克扣兵饷事。后因先前曾附魏忠贤，被南京御史袁耀然弹劫，罢职归里。崇祯九年（1636)，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后升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再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简介

一踵体仁所为”的薛国观(详细介绍 史评 温体仁罢官之时 某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把柄终于被抓住了 命运 观点)

明史记载

简介

韩城县城墙原为土墙，国观奏请朝廷批准，改砌砖城。薛国观在任期间，各地连年灾荒，义军四起，明王朝摇摇欲坠。为镇压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筹饷，即向农民加征。薛国观极力反对，提出助饷之议，即向皇亲国戚借款。助饷之议虽得到思宗批准，但因皇族极力反对，难以推行。不久薛国观被罢官还乡，后被拘回京都，下令自缢而死，并悬尸两日。后人有《相国薛公墨辩》，为其辩屈。

一踵体仁所为”的薛国观

详细介绍

薛国观，陕西西安府韩城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此人不学无术，却善于钻营，因为“素仇东林”——一向仇视东林人士，为温体仁所赏识。温体仁罢官之前，秘密向皇帝推荐此人。朱由检虽然罢了温体仁的官，却并不怀疑他的“朴忠”，不加考虑，越级提拔薛国观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中央政府的要员。显然，朱由检是把他当作温体仁的影子来看待的。

史评

史家称他“素仇东林”，是恰如其分的刻画。他本来就是一个“阉党”余孽。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他被列入“逆案漏网”名单中，是几十名漏网分子之一。天启年间担任户科给事中的薛国观，投靠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先后弹劾操江都御史熊明遇、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遭到言官揭发，他为了转移视线，配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的行动，故意把水搅浑，诽谤沈惟炳、许誉卿“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操纵阁员增补事宜），企图逃避对他的考察。这一计谋并没有得逞，正直官员纷纷对他进行弹劾，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辞官而去。

温体仁罢官之时

利用皇帝的“遭瘟”心理，巧施计谋，使得薛国观不仅再度出山，而且骤然高升，进入内阁。崇祯十二年（1639），刘宇亮罢官，他一跃而为内阁首辅，皇帝把他看作温体仁第二，对他信任有加，头衔愈来愈显赫，先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继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果然不负温体仁的托付，全力奉行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用《明史·薛国观传》的话来说，就是“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完全按照温体仁的既定方针行事，引导皇帝推行严苛的政策。

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人过于奸诈，又不像温体仁那样善于伪装自己，皇帝对他，逐渐心生怀疑。

某日

皇帝接见薛国观，谈到官员贪婪的话题。作为内阁首辅，本应主动承担责任，然而过于精明的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反而埋怨东厂和锦衣卫，说什么假如厂卫监督得力，官员怎敢如此贪婪？在一旁的东厂太监王化民对这种嫁祸于人的指责，怀恨在心，专门派人侦查他的阴私劣迹。他本来就是一个贪鄙之徒，接受贿赂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王化民把薛国观贪赃枉法的种种劣迹，报告皇帝，使得他在皇帝面前失宠。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终于激怒了皇帝。由于内阁理财无方，导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薛国观为了摆脱困境，出了一个馊主意：向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借助”。所谓“借助”，就是要贵族官僚以“借贷”形式，捐献金钱，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他鼓动皇帝说，外廷官僚可以包在他的身上，至于皇亲国戚，非得皇上亲自出马不可。朱由检无可奈何地同意照办，于是他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首先在武清侯李国瑞（即朱由检曾祖母之侄孙）身上开刀，要他以“借助”名义捐献白银四十万两。当时的皇亲国戚都凭借特权发财致富，却毫无忧国忧民之心，李国瑞也不例外，犹如铁公鸡——一毛不拔，又不敢公然违抗圣旨，只得故意装穷：拆毁自家房屋，把家中杂物摆到大街上出卖，闹得满城风雨。这简直有损皇家体面，朱由检大为恼怒，下令剥夺李国瑞的爵禄，李国瑞惶惶然惊吓而死。然而“借助”之风愈刮愈烈，弄得皇亲国戚人人自危，破财消灾又心有不甘，于是乎造谣惑众：孝定太后（朱由检的曾祖母）在天上指责皇帝对外戚过于刻薄，要遭受天谴，皇帝的儿子行将夭折。这当然是谣言，但是蹊跷得很，朱由检的第五个儿子（朱慈焕）果然死去。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朱由检追悔莫及，为了向孝定太后有所交代，立即追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为武清侯，悉数退还李家上缴的金银。

经过这一挫折，朱由检对薛国观恨之入骨，只是不便发作。

把柄终于被抓住了

行人司官员吴昌时适逢决定升降的定期考核，唯恐薛国观忌惮他的复社身份，从中阻挠抑制，便去走后门通路子，重重地贿赂了一下。薛国观假意敷衍，答应考核时一定把他排在第一，可以提升为吏科给事中。可是走后门通路子的人太多，肥缺毕竟有限，薛国观只给吴昌时安排了一个礼部主事。吴昌时毕竟不是可以随意耍弄的等闲之辈，决计给薛国观一点颜色看看，串通密友东厂官员吴道正揭发：丁忧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朱由检立即要有关大臣审查此案，经办大臣没有摸清皇上要借此严惩薛国观的意图，作出了从轻论处的决定：薛国观致仕或闲住。朱由检心中大为不满，以为言官一定会上疏弹劾，不料言官们慑于内阁首辅的威权，多缄口不言。朱由检只得按照大臣们的决定，让薛国观退休回归故里。

命运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薛国观误以为皇上对他还颇为眷顾，离京时摆出一副衣锦荣归的派头，装满金银财宝的车辆络绎不绝，招摇过市。东厂官员得知这一情况，立即逮捕薛国观的亲信，迫使他招供薛国观收受贿赂的一系列罪证。一时间满城风雨，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朱由检马上下令逮捕薛国观。关入监狱的薛国观，自以为有温体仁的特殊关系，一定可以从轻发落，在监狱中悠哉游哉。当监刑官进入监狱，准备宣布处死他的决定时，他还在酣睡。看到来人都身穿红色号衣，才猛然醒悟：大事不好，必死无疑了。仓促之间，戴着奴仆的小帽，狼狈不堪地跪下接旨。还没有等“赐死”的圣旨宣读完毕，他早已瘫软在地，下意识地不停叩头，口中已经不能出声。临终时叹了口气：“吴昌时杀我！”随即遵旨上吊而死。悬梁两日以后，才准许家属收尸。这样的下场，是薛国观无论如何不曾料到的，对他的一生而言，无疑是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

观点

薛国观所说“吴昌时杀我”，以及《明史》所说“（薛国观）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都只是对表面现象的观察。其实，温体仁之后的内阁首辅不能为国分忧，力挽狂澜，而热衷于结党营私，皇帝深为不满。薛国观不识时务，贪赃枉法，导致政局愈发混乱，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不过朱由检大可名正言顺地定他“擅权乱政”之罪，而不必定他贪赃之罪，以至于留下同党为他鸣冤叫屈的口实（他的贪赃数额不足以构成死罪）.

明史记载

薛国观，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魏忠贤擅权，朝士争击东林。国观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皆东林也。寻迁兵科右给事中，于疆事亦多所论奏。忠贤遣内臣出镇，偕同官疏争。七年，再迁刑科都给事中。

崇祯改元，忠贤遗党有欲用王化贞，宽高，出胡嘉栋者，国观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镇医无闾，还言关内外营伍虚耗、将吏侵克之弊，因荐大将满桂才。帝褒以忠谠，令指将吏侵克者名，列上副将王应晖等六人，诏俱属之吏。陕西盗起，偕乡人仕于朝者，请设防速剿，并追论故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削应甲籍，籍其赃。国观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国观惧，且虞挂察典，思所以挠之，乃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言：“两人主盟东林，与瞿式耜掌握枚卜。文华召对，陛下恶章允儒妄言，严旨处分。誉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刘斯珣邀臣列名，臣拒不应，遂使耀然劾臣。臣自立有品，不入东林，遂罹其害。今朝局惟论东林异同向背，借崔、魏为题，报仇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遥制察典，举朝无敢言。”末诋耀然贿刘鸿训得御史。帝虽以挠察典责之，国观卒免察。然清议不容，旋以终养去。

三年秋，用御史陈其猷荐，起兵科都给事中。遭母忧，服阕，起礼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少卿。九年，擢左佥都御史。明年八月，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国观为人阴鸷溪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密荐于帝，遂超擢大用之。

十一年六月，进礼部尚书。其冬，首辅刘宇亮出督师，国观与杨嗣昌比，扌冓罢宇亮。明年二月代其位。叙剿寇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先为首辅者，体仁最当帝意，居位久。及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继之，皆非帝意所属，故旋罢去。国观得志，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而才智弥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颇信响之，久而觉其奸，遂及于祸。

始帝燕见国观，语及朝士贪婪。国观对曰：“使厂卫得人，安敢如是。”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侧，汗流沾背，于是专察其阴事。国观任中书王陛彦，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以漏诏旨、招权利劾之，并下诏狱。两人老矣，毙廷杖下，其家人密缉国观通贿事，报东厂。而国观前匿史褷所寄银，周、杨两家又诱褷苍头首告。由是诸事悉上闻，帝意渐移。

史褷者，清苑人。为御史无行，善结纳中官，为王永光死党。巡按淮、扬，括库中赃罚银十余万入己橐。摄巡盐，又掩取前官张锡命贮库银二十余万。及以少卿家居，检讨杨士聪劾吏部尚书田唯嘉纳周汝弼金八千推延绥巡抚，褷居间，并发褷盗盐课事。褷得旨自陈，遂讦士聪，而盐课则请敕淮、扬监督中官杨显名核奏。俄而锡命子沆讦褷，给事中刘焜芳复劾褷侵盗有据。又尝勒富人于承祖万金，事发，则遣家人赍重赀谋于黠吏，图改旧籍。帝乃怒，褫褷职，褷急携数万金入都，主国观邸。谋既定，出疏攻焜芳及其弟炳芳、炜芳。阁臣多徇褷，拟严旨，帝不听，止夺焜芳官候讯。及显名核疏上，力为褷解，而不能讳者六万金；褷下狱。会有兵事，狱久不结，瘐死。都人籍籍谓褷所携赀尽为国观有，家人证之，事大著。国观犹力辨褷赃为党人构陷，帝不听。

帝初忧国用不足，国观请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内戚畹，非独断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国瑞为言。国瑞者，孝定太后兄孙，帝曾祖母家也。国瑞薄庶兄国臣，国臣愤，诡言“父赀四十万，臣当得其半，今请助国为军赀”。帝初未允，因国观言，欲尽借所言四十万者，不应则勒期严追。或教国瑞匿赀勿献，拆毁居第，陈什器通衢鬻之，示无所有。嘉定伯周奎与有连，代为请。帝怒，夺国瑞爵，国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五子病，交通宦官宫妾，倡言孝定太后已为九莲菩萨，空中责帝薄外家，诸皇子尽当殀，降神于皇五子。俄皇子卒，帝大恐，急封国瑞七岁儿存善为侯，尽还所纳金银，而追恨国观，待隙而发。

国观素恶行人吴昌时。及考选，昌时虞国观抑己，因其门人以求见。国观伪与交欢，拟第一，当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礼部主事。昌时大恨，以为卖己，与所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发丁忧侍郎蔡奕琛行贿国观事。帝闻之，益疑。

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督师，有所陈奏。帝令拟谕，国观乃拟旨以进。帝遂发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议奏。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等不测帝意，议颇轻，请令致仕或闲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独给事中袁恺会议不署名，且疏论永淳徇私状，而微诋国观藐肆妒嫉。帝不怿，抵疏于地曰：“成何纠疏！”遂夺国观职，放之归，怒犹未已。

国观出都，重车累累，侦事者复以闻。而东厂所遣伺国观邸者，值陛彦至，执之，得其招摇通贿状。词所连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梦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彦诏狱穷治。顷之，恺再疏，尽发国观纳贿诸事，永淳、奕琛与焉。国观连疏力辨，诋恺受昌时指使，帝不纳。

至十月，陛彦狱未成，帝以行贿有据，即命弃市，而遣使逮国观。国观迁延久不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属吏，国观自谓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监刑者至门，犹鼾睡。及闻诏使皆绯衣，蹶然曰：“吾死矣！”仓皇觅小帽不得，取苍头帽覆之。宣诏毕，顿首不能出声，但言“吴昌时杀我”，乃就缢。明日，使者还奏。又明日许收敛，悬梁者两日矣。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法司坐其赃九千，没入田六百亩，故宅一区。

国观险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赃又悬坐，人颇有冤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