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新文化运动 |
| 释义 |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运动介绍总纲 英译：New Culture Movement 概念：思想解放运动（革命） 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进行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救国。 时间：1915年9月 标志：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 主要领导人物：李大钊、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内容：①前期：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②后期：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主要阵地：《新青年》 活动基地：北京大学 旗帜：“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 精神：向儒家学说猛烈开火，宣称“打倒孔家店”。 作用：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的大解放运动。 2.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4.为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5.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6.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起止时间前期：1915-1919 后期：1919-1923 兴起背景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 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1）政治方面：①帝国主义加紧侵略；②军阀统治，日趋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2）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 （3）思想文化方面：①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②北洋军阀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观念和尊孔复古逆流势不两立）。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袁世凯《大总统祭圣告令》 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运动过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 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青年杂志》 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出版。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等。此后，《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和李大钊等人举行了五四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儒家学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蔡元培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胡适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大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是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率先提出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还试作白话诗。 鲁迅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狂人日记》是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李大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 刘半农刘半农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钱玄同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 周作人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 反对者辜鸿铭据辜鸿铭自己说，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他有13个博士学位，他嘲笑英国人，讽刺美国人没文化。在众人皆呼打倒传统文化声之际，他成了异类，逆潮流而动，高调的宣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我们来超拔他们”。所以，这样一个人物站起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倒也不奇怪。 林纾在辜鸿铭之外，反对新文化运动者还大有人在，比如林琴南（即林纾）。林琴南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了170多部外国文学著作，最著名的要数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白话文运动狂飙之际，以《荆生》、《妖梦》暗讽，全力捍卫古文，这自然难逃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攻击，于是这位中国古文历史上最后一位古文大师也被打倒在地。 杜亚泉还有一位叫杜亚泉，这也是一位爱辩之人，他本来醉心于西方文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现实惊醒，于是重新审视中国固有之文化，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发表《迷乱的现代人心》一文，批评那些认为要救济中国，必须依靠西洋文明的人 这当然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的反抗，7月，陈独秀发文反驳，认为新（即外来西方文明）旧文明天然冲突，二者不相容，必去其一。 当然，除这几位外，反对新文化运动者还大有人在。 运动论述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好像得名自孙文（中山），其思想主导是胡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将文言文称作半死文字，白话文才代表了社会前进方向，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汇编为《尝试集》，此外，胡适在对旧文化的批评中也发表了很多影响一代青年的文章，当时他以26岁（大概，我记不太清楚了）的年龄即暴得大名，被誉为“青年导师”（毛泽东当时深受胡适影响，其创导的《湘江评论》每期都要送胡）。在倡导科学和民主的同时，他和当时的很多文人受易卜生的影响，针对当时中国国情，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的自我拯救；妇女解放──救出他人；打破家庭孝道──救救孩子；和社会自由──人人平等的奋斗途径。当时的很多文人也都基本上是按照这4个途径开展文学创作的，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的很多小说都扣住了这4项内容。新文化运动后期，鉴于当时空谈各类舶来主义的多，研究实际问题的少，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眼见为实，当时毛泽东为响应还准备成立问题研究会，所定章程曾交胡修改），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大批学者逐渐转向自由主义，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人士则转化为革命派，信奉了共产主义。 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影响一直及于1949年左右，其主要成果有三：在文化氛围上，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以改良过的欧美新文化替代了旧文化，进一步启迪了民智，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对西方的理解更加深入了一个层次；在思想上，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思想，传播了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也塑造了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并使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列为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更是主导；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关心国事、图存图强的现代人才，同时也形成了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势力，对钳制当政者专制冲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指的是“Democracy”（民主），“赛先生”指的是“Science”（科学）。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 一、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主要内容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而进行的具体实践活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有具体一例可观：就新文化方面，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这样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进步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局限性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 影响（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不过，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其实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应该互相地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 意义作用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孔子思想当辜鸿铭站出来为孔子辩驳时，陈独秀在一边冷笑，称其为诡辩，但难掩才华，这不禁让人想到了一句出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真的是要打倒“孔家店”？据北大教授王东考证，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代表人物，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到最激进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要“打倒孔家店”，而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只是提出了要“打孔家店”，至于说打倒“孔家店”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据《五四精神新论》） 在前文所提到的陈独秀解释“新文化”一文中，陈独秀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从这样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实陈独秀并非要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只是觉得太过狭窄了，需要进行扩充。 同样的态度，在李大钊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1917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可以想见，李大钊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孔子本身，他要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 其实不难发现，所谓“打倒孔家店”只过是后人添油加醋，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也并未真正要打到孔子，不过是借“打孔子”之名推行新文化的主张罢了。 历史认为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在此运动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基。 另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部分青年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激进文人之间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但彼此对西方文化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大相迳庭，所以这个运动迅速分解并依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组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中找到源头；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1949年后中共推出了简体字，但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完成，废除汉字是新文化运动分子的广泛主张。 在近代以来从西方思想崇拜出发试图打倒中国文化的动流中，太平天国起事、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三个高潮。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还是对人们有反思的意义。 伊斯兰教新文化运动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对内加强专制统治，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西南和西北穆斯林反清起义、义和团运动等等，结果都失败了，最后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中国人民所企盼的民主、和平、统一的时代并没有降临，他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穆斯林的处境尤其艰难，经过清朝政府200多年的摧残，特别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使他们元气大伤，造成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精神上压抑。从而使其变积极为消极了，变开放为保守，把自己封闭在清真寺里面，把自己局限在念经、祈祷、斋戒等宗教功修里面，而很少关注外界的事物。最终陷入了越保守越落后、越落后越保守的怪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穆斯林当中的一批先进分子目睹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促使他们面对现实，思考问题，寻找出路。他们认为，导致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如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高压，尤其是对历次起义的残酷镇压，把劫后余生的穆斯林从内地月巴沃的土地(如八百里秦川)和繁华的城市，赶到贫瘠的边远山区，使他们祖祖辈辈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使他们总是为生存而奔波，根本顾不上发展。至于内因，正如上面提到，由于受到历代统治“汉化”政策的威胁和影响，由于受到历次起义失败后的残酷打击，使他们对汉文化产生逆反心理、抵触心理、甚至恐惧心理，一提汉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一概排斥。从而导致与主流文化的绝缘。与主流文化绝缘的结果，使自己无法享受主流文化的精华，使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养分，使自己总是处在边缘状态。有鉴于此，穆斯林的先进分子提出改良经堂教育，主张中阿（中阿并授，是指中文(汉文)和阿文并授，培养既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各科知识，又具备扎实的汉文化修养的新型人才）并授。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等主张。为此，掀起了设学校、创社团、办报刊、搞研究和派留学生的热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名汉族学者顾颉刚先生热情称赞它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 创设社会团体团体是促进一项事业的组织保证。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穆斯林当中的有识之士非常重视创立社团。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年)，全国各省范围的穆斯林社团达100多个。这些组织发起最早的应算1906年由穆斯林知识分子童琮在镇江创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2月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任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活动时间最长的是1913年由蔡大愚、马邻翼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 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社团按其职能来划分的，主要有三种类型：教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 教育团体是穆斯林有识之士有感于穆斯林教育落后而设立的，以图振兴穆斯林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南方镇江的童琮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开立教育团体之先河。同期，北方杨仲明阿訇在京设立“清真教育会”。留日穆斯林学生则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探讨穆斯林教育发展的大计。然而这时的社团还处在艰苦的探索阶段，各种限制尚未解除。民国建立，中国才有了结社的自由。王浩然阿訇于1912年7月率先在京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组织——“中国回教促进会”。该会以“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认识，增进回民福利”为宗旨，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和支持。王浩然阿訇在考察中东各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意教育不足以图存”，大声疾呼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引起各地穆斯林的共鸣和响应。1913年，蔡大愚、马邻翼创立“兰州回教劝学所”(后扩大为“甘肃全省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并在各县设立分会，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型人才。1921年，马麒在青海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提出其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后来该会先后改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1年，马步芳任会长后，扩大了该会的分支机构，在贵德、湟中、化隆、大通、门源、民和、循化、。互助、湟源、乐都、同仁、共和等县，分别成立了该会分会，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1929年9月陕西也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陕西分会”。1934年，陕西又成立了“西北回教文化促进会”以“阐明回教教义，以文化活力融合回汉情感，使回民向心力集中于国家”为宗旨。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一时间，教育社团遍布各地，提倡教育的气氛空前浓厚。这为发展穆斯林教育做了舆论准备，并提供了组织保障。 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二类社团是学术团体，是与教育类社团紧密相关的。中国穆斯林的学术活动向来是零散的个人行为，没有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保障。用这种零散研究的方式，虽也出现了前文谈到的明末清初和后来云南地区汉文译著的繁荣，但在一个专制制度之下，这种个人的努力往往会受到环境、财力、物力和社会氛围的限制。有鉴于此，民国时期的穆斯林有识之土，利用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学术团体，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1913年、1917年，在北平先后成立了“清真学会”和“清真学社”，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回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1922年，王静斋留学埃及攻读伊斯兰教各科经典，回国时带来600多种学术典籍，潜心研读，带动了国内学术研究之风。1925年，由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该会以“阐明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为宗旨。设文牍、交际、编辑、教育、调查、会议、庶务、宣讲等八股，分工负责。并成立学会所属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发行会刊。此后，各地也竟相仿效，纷纷设立团体。1929年北平各大学穆斯林学生联合创立“伊斯兰学友会”。1933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宣传所”。第二年，太原成立“伊斯兰布道会”，上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8年又成立“上海伊斯兰妇女协会”。同年，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其中1931年成立于南京，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还设有专门的“回民学术研究会”。这些学会、研究会等，积极开展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活动，编辑、发行学术刊物，为繁荣伊斯兰文化，促进穆斯林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到了较大作用。 第三种类型的团体是救国团体。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动荡的、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使得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积极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当中，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热情地赞扬中国穆斯林说：“回族(实指穆斯林)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以绝大之保障。（见《突崛》1934年创刊号）”救国类团体创立最早的应推1911年4月成立的“上海清真商团”和同年6月成都成立的“清真保路同志会”。商团以“勤力操练，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同志会”的各项活动被时人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忱”。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穆斯林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团体，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山东组织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天津穆斯林团体则积极要求加入当地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北伐战争后，北平成立“中国回民公会”，以“从事中国境内民族的广义团结”为宗旨。华北产生了“以精诚团结，维护本教荣誉”为宗旨的反对1932年《南华文艺》和上海北新书局“侮教案”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大规模侵华，民族危机加重。团结抗日成为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中国穆斯林除了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抗日活动以外，还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后一度当过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电请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四大阿訇及唐柯三、孙绳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云集武昌，共商建立穆斯林救国团体事宜。1938年2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任理事长。该会成立后，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抗日运动。该会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及“西北问题研究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广青年服务团”、南北两路抗敌“巡回工作团”、“编评委员会”，等，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为宗旨。该会还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中国回教朝觐团”等，开展民间外交，向伊斯兰国家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觊觎边疆的阴谋，求得其对我抗日的理解与支持。该会所属的山西、云南、宁夏等省分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山西分会干事长马君图率“回民抗日义勇队”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重创敌军，1940年在晋城遭敌人拘捕，以身殉国。这类组织，较早的还有1937年成立的“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同年成立的包头“西北回民救国会”和1938年2月成立的“甘肃回民救国协会”等等。这一时期，穆斯林青年组织也很活跃。1938年6月成立于武汉的“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救济、宣传、收容难民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提倡新式教育中国穆斯林的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零散的家庭教育到经堂教育(清真寺教育)再到新式学校教育。 新式教育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经堂教育在弘扬伊斯兰教、培养宗教人才、维系穆斯林社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它为了抵制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进行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忽略或无力顾及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久而久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对此，穆斯林的许多教育家都有深切的认识。中国穆斯林现代教育家马松亭阿訇指出：“这种保守的教育，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课居多，于义理典籍比较少。至于社会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上什么时代精神、国民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明显的。（《禹贡》第5卷第11期）”中国现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针对经堂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的偏差指出：“回教社会固然需要精通伊斯兰教义和教律的专门人才，来主持宗教的事务，而为一般教胞的导师与顾问。但此类专门人才的培养，颇不容易；必须选择天资聪颖、性格纯善、志趣高尚的青年，而授以专门的学识，再加以宗教的陶冶，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学识、有思想、有眼光的学者……但回教社会所需要的宗教人才是有限的；穆斯林子弟固然不是个个都适于作宗教师，即使统统都可以成为宗教师，势必会发生供过于求的现象，而大多数的毕业生必定失业……回教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社会愈进步，分工愈细密，则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愈多。凡是回教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回教社会的需求。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回教社会有培养此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回教社会有督促各种人才各尽其职的义务……中国的伊斯兰教胞因为不明白这条规律，所以历来不注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钱的不肯出钱，有力的不肯出力；以为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能获得真主的赏赐；有子弟的，不问其资质如何，个性如何，志向如何，总要强迫他到宗教学校去；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尽其为父兄的义务。大多数的子弟都因秉性不相近，而中途废学，不但不能为宗教服务，甚至没有谋生的技能。同时，回教社会感觉人才缺乏；回教社会所需的技师，不能不仰给于教外的同胞。”（见马坚译：《回教教育史·序》） 这种先天不足而保守的经堂教育在封闭的社会尚能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如故地维持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外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国门，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至沓来。尤其到清末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思想流行开来，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并将它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穆斯林当中的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目睹国弱民愚、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感到忧心如焚，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认为应该打破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育，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内容的新型教育，或者说是宗教伦理道德与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的教育，史称“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的最早创办者是童琮，他于清末(光绪年间)在镇江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同时，办起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后蒋森书在南京创办钟英中学；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办清真偕进小学；张子歧在营口办初级小学。然而，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阿訇所进行的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活动。 王浩然(1848～1916年)，名宽，浩然是他的“字”，北京人，以“王五阿訇”为大家所熟知。自幼聪颖好学，接受过系统的伊斯主教教育，并常常跟随其有学问的叔公崇名，学问日渐增长，不但具有伊斯兰教的各科知识，而且国学底子也很深厚。他曾先后到外地及牛街清真寺讲学，深受欢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带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顺便游历埃及、土耳其等中东各国，考察教育。回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便在牛街清真寺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除宗教课以外，还开设了普通学校中开设的文化课和汉语课。1908年，他和马邻翼等办起了清真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招收穆斯林子弟读书。还在群众的资助下，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淀分设小学四处，以图教育的普及。1912年，王浩然、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促进会”，用团体的力量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全国穆斯林中的普及工作。 通过穆斯林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号和上述社团的组织号召以及穆斯林刊物的宣传、鼓动，在全国各地穆斯林聚居的城镇、乡村，先后办起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新式学校。 兴办新式教育有影响有成绩的人物很多，其中马邻翼、达浦生、马福祥、马松亭、哈德成、白崇禧等较为突出。 马邻翼(1864～1938年)，字振五，湖南邵阳人。清末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东渡日本，专攻师范。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追随孙中山革命，加入同盟会。1905年底回国，与黄兴等人在湖南兴办教育。第二年，在家乡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王浩然在北京创办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时，他在学部主事，遂被聘为该校监督。1912年，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部首席参事。民初教育制度，多出自马邻翼之手。1912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教育司司长，和四川蔡大愚同赴兰州。经和提督马安良商议，1913年成立兰州回教劝学所。劝学所开办5所小学，1935年分别改名为清华、明德、尚德、崇德、进德小学。到1949年，这几个学校先后培养出小学毕业生2000多人，中学毕业生800多人。马邻翼在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和青海东部农业区)共创设穆斯林学校100多处，马邻翼还热心师范教育，在兰州、临洮、平凉、西宁、宁夏设立师范学校多所，以培养社会急需的师资力量。 达浦生，名风轩，江苏六合人，是王浩然的得意门生之一，曾在北京牛街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任教。1913年到临夏，促成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成立，次年创办清真高级小学1所，初级小学4处，奠定了临夏穆斯林新式教育的基础。后来在这里发展到3所中等学校、10所完全小学和40所初级小学。达浦生阿訇还在上海等地与穆斯林有识之士合作，兴办师范教育。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马千龄四子，马福录四弟。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为武举人。1900年随兄马福录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之役，先战于廊坊，后战于正阳门，保卫京师。马福录死后，他指挥军队继续战斗。后奉命护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西安。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宁夏护军使。1918年，他在宁夏创设蒙回教育劝导所，大力提倡教育。他在宁夏各地创立清真小学，为突出穆斯林教育的特点，这些小学在讲授文化课的同时，还聘请阿訇教授阿拉伯文，效果极佳。马福祥还在经济上给这些学校大力支持。自民国4年以后，马福祥在宁夏境内创办中等师范学校1所(蒙回师范学校)，高、初级清真小学60余所。蒙回师范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派到各县清真小学任教、解决了各地小学师资缺乏的问题，使宁夏穆斯林教育，初步走上了一种良性循环的轨道。马福祥还捐资在陕西、甘肃临夏、包头等地设立或修缮穆斯林新式学校。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曾用他捐的款派遣10多名学生到内地求学。除此之外，北京西北公学、北京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也都得到过他的资助。 在甘肃、宁夏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1921年在青海，甘边宁镇守使马麒发起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其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并着手筹备“宁海清真学校”。规定在所办学校，除设立普通学校的一般课程外，“加授回教经文”，以星期五为休息日，以方便回族、撒拉族穆斯林师生去清真寺参加聚礼。后来，“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先后改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1年，促进会在各县设立并扩大了该会的分会，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随即促进会拨专款在省会西宁划出地皮，修建促进会第一附属中学。各县、镇分会在原“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所设清真小学的基础上，重新设立初级和两级小学(即初、高级兼有的完全小学)。其中大通县14所、门源县7所、化隆县6所、循化县29所、民和县10所、湟源、乐都、同仁各1所，西宁、贵德各2所。到1945年，该会15个分会设完全小学达85所、初级小学245所，在校学生总数达1万多人。 在云南，于民国初年陆续成立了中国回教促进会滇支部及下属的80多个分会，其中有30多个分会设立了新式小学。该会创办的明德中学，在当时与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齐名，曾培养了不少人才。 各地穆斯林新式小学的课程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样，有：国、语(汉语文)、算术、党义、历史、地理、卫生、美术、体育、音乐、劳动等。所不同的是，为了突出穆斯林特色，加授15%的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文课程。 在新式小学的基础上，各地先后办起了一批新式中学和中等学校。 中学以北京的西北公学和西宁的昆仑中学最为典型。西北公学的创办人是孙绳武、马松亭、马邻翼、马福祥、白崇禧等人。1928年，北伐成功，孙绳武、马邻翼、马松亭等穆斯林知识分子商议，计划在北平创办一所穆斯林中学，以解决当地穆斯林子弟升学问题。此时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及白崇禧等国民政府中的军政要人都在北平，他们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随即提出申请，呈报市府，不久办学申请得到批准，定名为北平清真中学，以白崇禧为董事长、马福祥、马邻翼为副董事长，孙绳武为校长，于1929年9月开学，办学宗旨为“收纳回民子弟，教以艺能，厉其晶节，广开进身之途，藉储国家之用。”开办之初，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特别是办学经费不足。各项开支一靠募捐，二靠政府拨款。而政府拨款不久停下来，困难加重。马福祥、孙绳武等慷慨解囊，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又争取市政府的支持，对学校进行扩建，修建西式大楼10间，并于中学内附设小学，学生人数达700余人，中学从1个班增加到4个班，学生人数达160余人。同时，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31年，国民党政府对教会学校进行整顿，便将校名由北平清真中学改为西北公学，所设课程与当时的普通中学一样。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所需经费，单靠社会各界捐助已无法维持。董事长马福祥和校长孙绳武乃向国民党行政院提出拨款申请。1931年，行政院第十六次国务会议批准了拨款申请(1200元)。从第二年起，给西北公学的经费每年追加到2400元，国民政府行政院认为：“西北公学为教育回民之惟一学校，情形特殊，况且该校办理成绩甚佳，而所请增拨经费，为数亦属不多，拟予照准。（见《月华》第6卷第22～24期）”马福祥利用自己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地位，四处活动，要求增加边疆民族教育经费的议案被通过，这也在客观上为西北公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西北公学也遭大难，师生流亡外地。1938年，分别在成都和兰州建立了分校，继续坚持上课。 昆仑中学为“青海回教促进会”所办。青海地处偏远，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穆斯林的宗教素质虽然较好，但读书学文化的观念比较淡薄。“青海回教促进会”的成立，就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1936年，“青海回教促进会”会立高级中学更名为西宁中学，设初中班14个，高中班3个，另设简易师范班1个，学生人数达1200余人。1940年，“青海回教促进会”会立西宁中学正式改为会立昆仑中学，取昆仑山的大气磅礴之意，并扩大了学校规模。此时的昆仑中学已有初中班15个，高中班4个，师范班6个；附设小学16个班，幼稚园6个班，在校学生人数达2000多人。1945年又分别办起了昆仑中学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市内另设女子小学5处，幼稚园2处。共计117个班次，学生8516名，教职员646人。学生以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为主，兼收汉、藏、土、蒙古等民族学生；教师也是如此，来自五湖四海。昆仑中学校长除首任校长为李德渊(汉族)外，继任者为马霄石(甘肃徽县人)。马氏离职后，校长一职始由当时的省主席马步芳兼任，另设副校长具体管理校务。后来的校长依次为邵鸿恩(汉族)、马寿昌、马振武、高文远、马玉龙、马英富。 昆仑中学的课程与当时的普通中学一样，依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开设，通常有史地、国文、数理化、音体美、党义等课。不过学校为突出民族特色，并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子弟入学开设适量的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文化课程。昆仑中学的经费最初靠募捐和中央与地方政府补助，后来大多由当地经营的企业资助。昆仑中学在各界人士，各族师生的努力下，为社会造就了不少有用之才。昆仑中学校友中有很多人上了国内有名的农科、工科、医科、文科等大学，一些人成了上述各科专家、学者。另一些人成为党政干部。比如，章勉现已成为台湾大学医学教授；马福林由于其教育方面的才华成为当时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教育长；逯登泰因其文学功底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海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马乐天曾任青海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韩有文因率部起义有功，后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霄石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著作甚丰；高文远在台湾成为回族伊斯兰文化学者，著有《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运动》一书，影响很大；韩应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任青海省政协主席…… 同类的中学还有1926年孙吉士在杭州创立的穆兴中学；1935年由马书城资助，马松亭、杨新民、赵振武、王梦扬、陈志澄等人在北平创办的新月女中(这是中国穆斯林第一所女子中学)；还有30～40年代在甘肃、宁夏等地创办的云亭中学、青云中学、知行中学、力行中学、五区联立中学等。 普通师范学校主要以宁夏蒙回师范学校为典型。该校由马福祥于1919年(民国八年)创办，附设高级小学1所，教职员19人，规模与当时甘肃省立第八师范(设在银川)相差无几。校舍建筑费及其他办学经费均由马福祥提供。1919年秋开学。两年后，办师范班，招收学生64名。开设的课程有：修身(相当于德育课)、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经学、理科、体操、手工、图画、音乐、英语等。为照顾蒙回学生特点，每周还分别开蒙文和阿文课2节。1930年该校改为小学，1932年停办。1934年，在东大寺开办宁夏私立中阿学校，由马鸿逵提供经费。该校有一个研究班，招收满拉(清真寺里的学员)，研修宗教课。另外的100多名学生则学习普通师范课程，只是每天有1节阿拉伯文课。1936年该校改名为回民师范，经费由省政府教育厅拨给。1937年，又改名为云亭师范，迁回蒙回师范学校旧址。 类似的学校还有1941年改为国立的平凉陇东师范和重庆的成达师范。 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北平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为代表。成达师范原在济南，于1925年4月25日创立，它是一种改革经堂教育，开创伊斯兰现代师范教育的尝试。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是全国建立较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伊斯兰中等师范学校，在中国伊斯兰教现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向。当时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东门清真寺任教长的马松亭阿訇与时任山东济南道尹的唐柯三商议，拟创办一所中等伊斯兰师范学校，得到唐的赞同与支持，并有许多热心人士响应。便推唐柯三为校长、马松亭具体主持校务。创办时第一个班只招10名学生，因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作为预备班上了1年，第二年才算为初级一年级。后扩建校舍，扩大规模，准备大展宏图时，1928年，发生济南“五·三”惨案，社会动荡，被迫停课，众人引为遗憾。正在这时，唐柯三了解到马福祥热心于穆斯林教育事业，便赴北平见马福祥，向他介绍了成达目前的处境，马福祥很愿意支持成达，并力主将成达迁到北平，表示愿将自己在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为筹建穆民大学而建的几十间房子无偿提供给成达师范做校舍。唐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约马松亭商议成达师范迁址事宜。1929年成达师范正式迁到北平。所需办学经费一半由马福祥资助，一半由中国回教促进会北平分会在各寺穆斯林中募捐。1931年，马福祥从蒙藏委员会的日常经费中每月拨给700元，这已算是当时成达师范惟一的大宗经费来源。成达师范在经费比较充足之后，规模逐步扩大，隔年招收1个班约60人，到抗战前共招6批。1929年，成达师范重新组成了董事会，由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兼任董事长，聘请著名教育家马邻翼(振武)和北平穆斯林著名人士侯松泉为副董事长，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唐柯三仍兼校长，马松亭为教务主任，聘请北平各界热心人士60余人组成董事会。当时成达师范高级班开设的课程有：《古兰经》注、圣训、教义学、教法学、教史、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国文、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学校管理法、教授实习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成达师范南迁，1938年在广西桂林复校，1941年7月改为国立学校，学生学习普通师范课程。后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北平。马松亭阿訇于1948年另建回民经学院。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哈德成、达浦生、马福祥于1928年以中国回教学会名义在桃园清真寺旁创办。马福祥任董事长(主要资助者)，达浦生任校长，哈德成阿訇亲自任教师，全力以赴，以培养穆斯林师资和学术人才为己任，可谓呕心沥血。在课程设置上，除其他课外，强调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四文”并重。类似的学校还有1929年云南回教促进会创办的明德中学，1928年由周级三创办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和1938年在宁夏吴忠建成的中阿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都为培养师资和学术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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