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庆，1938年他考取西北工学院矿业系，1942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获工学士学位。曾任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工务员、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材料司技士。建国后，历任华东钢铁公司生产技术科副科长，上海冶金局中心试验室主任，上海钢铁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中国金属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参与组织了上海钢铁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研制了精密合金、高温合金等工业产品。

中文名：傅元庆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省武进县

出生日期：1915年10月

职业：高级工程师

毕业院校：西北工学院

简历

主要论著

生平概况

主要贡献

所获荣誉

科研创始人

改革模式

培育人才

简历

1938～1942年　在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学习，获工学士学位。

1942～1944年　任重庆国民政府兵工署、经济部合办的大渡口钢铁厂炼钢工务员。

1944～1947年　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厂铸造技术员。

1947～1949年　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材料司技士。

1949～1956年　历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华东工业部钢铁处、矿冶处、华东矿冶局生产技术科、华东钢铁公司生产技术科、上海钢铁公司技术科等部门工程师、副科长。

1956～1960年　任上海钢铁公司、上海冶金局中心试验室主任。

1960～1971年　任上海钢铁研究所所长。

1971～1978年　任上海钢铁研究所革委会委员、副主任。

1978～1979年　任上海钢铁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总工程师。

1979～1983年　任上海冶金局副局长、技术顾问，兼上海钢铁研究所所长至1981年12月。

1990年　退休。

主要论著

（傅元庆论著颇多，因涉及国防尖端科技，均未公开发表，故缺。）

参考文献[1]　冶金军事工业丛书第十三分册．

[2]　冶金军事工业丛书第二十二分册．

[3]　冶金军事工业丛书第九分册．

[4]　上海钢研刊物三十周年专辑．

[5]　上海钢铁杂志专辑．

[6]　上海钢铁研究所所史．

[7]　上海科技（1948～1984）．

[8]　当代中国钢铁工业的科学技术．

生平概况

傅元庆，1915年10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清贫。1929年，他进入县立高小，随后入无锡私立匡村初级中学。1934年毕业后，他因家境困难，中途辍学，当了一年小学教员。1935年，他考取江苏省立苏州高级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七·七”事变后，傅元庆和大批爱国青年一样，离开沦陷区，辗转到贵州铜仁进入国立第三中学。1938年高中毕业，他考取西北工学院矿冶系，以工业救国的信念激励自己，奋发读书，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工学士学位。 毕业后，傅元庆先后在重庆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的大渡口钢铁厂任炼钢工务员、第十兵工厂任铸造技术员。他原以为能用自己所学的技术报效国家，但目睹政局腐败，民族钢铁工业处境困难，认清了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工业救国的理想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工作，以后，又先后在华东工业部、上海钢铁公司、上海冶金局任职，’为上海地区恢复钢铁生产作了大量工作，两度被评为冶金局先进工作者。1956年至1981年底，他担任上海钢铁公司．（后改为上海冶金局）中心试验室主任和上海钢铁研究所所长。前后25年他组织开发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冶金新材料，成功地建设了我国又一个精密合金、高温合金、钛合金、特殊钢、难熔金属等科研与生产的基地，不仅为我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科学和军工武器提供了重要的冶金新材料，还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迈进了一大

步，为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傅元庆一贯积极从事冶金学术活动，1956年至今，历任上海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荣誉会员。他还先后担任国家科委钢铁组组员、新型材料专业组组织员、上海市人大代表、市革委会委员、宝山钢铁总厂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金属》杂志主编、副主编，上海科协常务理事等。

主要贡献

傅元庆在开创冶金新材料的事业中，将技术专家的作用和组织领导的作用交融在一起。上海冶金新材料从无到有，从研制到形成科研生产基地，他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真地按系统工程的规则，既抓材料的难题，又抓相关试验条件；既抓研制开发的前期探索，又抓成果投产的后期建设。（2）在学术上掌握重点把关的原则，抓课题两头的审查，亲自主持开题论证和工艺技术方案审查，确保课题的正确方向，亲自主编和审定课题总结，确保成果和总结的学术水平。（3）注重科技与生产的结合，既要出成果为用户提供满足要求的样品，还要考虑科技向生产转移的良好途径。（4）既注意抓课题、抓项目，更重视人材培养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所获荣誉

为了表彰他的先进事迹，1977年授予他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1978年授予他全国冶金系统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科学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85年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授予他“组织管理国防军工协作先进个人”和“飞马踏燕”荣誉奖，1988年授予他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奖章。

科研创始人

50年代末，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和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受到制约，其中关键性的冶金新材料处于国外不供应、国内不能生产的状况。当时上海对军工部门提出的各种新材料，非但没有研制过，甚至连名称都很陌生。市、局领导把试制冶金新材料的这副重担交给了傅元庆。1960年2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尖端技术会议。为了军工急需，他不顾困难和风险，接受了这次会议分配的58项新材料的研制任务。从此，傅元庆走上了艰巨而光荣的奋斗历程。他从事冶金新材料研制工作的25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66年前为创业打基础阶段，1966年后为发展巩固阶段。

傅元庆1956年筹建上海冶金局中心试验室，1960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上海钢铁研究所。当时条件十分简陋，技术骨干只有十余名，工艺试验条件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工厂，实验检测条件也只有一些简单的分析仪器。自确定研制上海冶金新材料的发展方向后，他就遵循以“任务带学科，以产品带水平”的指导思想，承接国家级的高难度的研制任务，争取上级领导支持，创造研究条件，培养技术队伍，又聘请钢铁研究院柯成、高良等精密合金、高温合金专家讲课授艺……他在创业阶段，组织领导技术攻关，填补了上海冶金新材料的空白，在短时期内获得成效。1959年，傅元庆得知黎明机器厂急需航空用不锈钢管，该厂派员往各地求援，均未解决。他认识到抓好这项高要求的军工新材料就可为开创冶金新材料事业奠定基础，因此接受了任务，集中优势兵力组织攻关。为此，他安排了不锈钢冶炼和管坯穿孔工艺方法的研究、不锈钢管高精度冷轧三辊轧管机的研究、不锈钢管热处理接触式加热装置的研究、不锈钢管冷拔表面润滑的研究、不锈钢管生产工艺的研究、不锈钢腐蚀机理和腐蚀试验方法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他亲自下车间、研究室，组建课题队伍，组织非标准的检测仪器和工艺设备的试制，落实科研经费和有关的工作条件，审查各项重点课题的工艺技术路线，组织实施重大的工艺试验等等。经傅元庆和课题组科技人员的努力，终于在1962年按时完成任务，交付黎明机器厂使用。为此，1964年航空不锈钢管的研制课题获得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联合授予的工业新产品一等奖。这段时间傅元庆组织研制的新材料还有精密合金、高温合金、高温钎焊材料、高性能硅钢薄带等，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飞机以及雷达等提供了重要冶金新材料，该所有20项冶金新材料获得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颁发的工业新产品奖。

“文化大革命”中，傅元庆受到迫害，1970年恢复工作，着手进行第二阶段冶金新材料的发展、巩固、提高工作。一开始，他虽然没有职务，但却义无反顾地把因“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工作秩序艰难地恢复起来。他抓的第一件事是挽救比苏联一号合金熔点低100℃的高温钎焊新合金的研制课题。这项国家专项课题曾进行过二年多，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这时他把课题组的主要技术骨干从劳动岗位上解脱出来，恢复他们的工作，组织力量搜集和修复被破坏的仪器仪表，搜集整理失散的技术资料，重新研究恢复课题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组织力量到使用单位的现场试验，以及审定技术报告的编写和课题的总结等。他们所研制的成果，成功地用于东风31、同步卫星等尖端工程。他们研制的高温钎焊材料，已形成了系列，使该所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高温钎焊材料的供应点。1986年，国防科工委授予该所高温钎焊合金系列国防专用材料特等奖。在第二阶段的工作中，他不仅抓了以往科研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和新材料的巩固提高，同时还发展了材料领域，如钛合金、难熔合金、耐蚀材料、核能材料等，使上海冶金新材料领域进一步完善，品种进一步齐全，成为我国新材料科研、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傅元庆任职期间，该所共取得科研成果366项，其中307项获部、市级奖励，完成新产品试制任务5228项，生产精密合金占全国总量的40%，还有特殊要求的不锈钢、钛合金、难熔金属、高温合金等，为我国国防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冶金新材料。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所职工的共同努力和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但傅元庆之功不可没。

改革模式

成功地探索研究所科研与生产结合的体制模式

1956年以后，傅元庆在创办上海冶金局中心试验室和上海钢铁研究所时，他分析研究了研究所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考虑到地方办研究所不可能过多地依赖国家拨款发展科研，必须自力自强才有出路。他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科研方向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发展重点以争取上级支持外，研究所自身必须有很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傅元庆当时提出了两个观点：（1）研究不能只出些成果和样品，它自身要有生产产品的能力；（2）研究所要有自己的经济实力。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在建室、建所时，他探索研究所如何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并逐步形成科研、试制、生产三结合的体制。具体做法是，在研究所内不仅设置研究室、试验室、实验工场，还建设了生产车间，研究所的科研成果除了向社会推广外，还在生产车间进行中间试验，生产批量产品，满足市场需要。研究所内建设生产车间在当时较为少见，上下都有不同意见。建设生产车间要有较大的投资，有些领导下不了决心；研究所生产产品，管理很复杂，科技人员也怕生产冲击了科研。傅元庆敢于在冶金新材料工作上研究开发，也敢于在科学管理上试验探索，在办所道路上另辟蹊径，克服困难，开创新路，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当初提出设想时，他得到了局领导的支持。50年代后期钢铁企业规模都不大，他在全市进行了调查，吸收了炼钢、热轧、拉管、冷轧、热处理等一些专业对口的小厂，作为建设研究所生产车间的基础，而后加以改造发展，逐步形成了能够批量生产的车间，而且形成了与一般研究院所不同的格局。这种体制结构的研究所，在实践中体现了出成果快、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快的优点。该所的科研工作从实验室研究、中试到生产性研究，许多在所内就能进行。因此，工作节奏快，科研周期短得多。一般冶金新材料的科研项目，往往在科研阶段后期，就可以小批量向用户提供产品，因此所内科研成果85%以上均得到推广应用。如1966年前，该所的精密合金还处于研究开创的时期，5年时间研究了82种材料，取得了81个成果，有20个获得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计委颁发的工业新产品奖，同时有52种材料转入了生产。这5年向国家提供的精密合金产品，约占全国总量的55%。在比较普通和困难的条件下，一个地方研究所能在短期内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反映了傅元庆探索的科研所科研与生产结合的体制模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当然在体制模式的探索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矛盾，如研究所内部机构复杂，科研管理打乱了常规的格局，科研、生产以谁为主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打起了“以厂养所”是修正主义的旗号进行重点批判。傅元庆不怕种种责难和打击，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体制的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在他任职期内，除了获得的科技财富外，所内的直接经济效益，总产值达14．91亿元，上交国家利税4．1亿元，相当全所固定资产的6倍。该所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建设了具有国内健全和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而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如金属物理实验、磁学实验、粉末测试、腐蚀试验、化学分析等在当时都达到了国家重点科研院所的水平。

傅元庆探索研究所科研生产结合的体制模式，在初期就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曾得到领导的支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1964年上海市科委主任让傅元庆总结办所经验，上海钢铁研究所“以厂养所”的路子在全国传开，很多地方研究所如北京、山东、上海、江西、武汉、浙江等都到该所学习，并采纳了这种做法。当前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证明这种研究所的体制模式更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培育人才

将研究所办成科技实用人才的摇篮

傅元庆在创办上海钢铁研究所时，科研骨干是中心试验室留下来的十几名技术人员，当时国家分配给研究所的大学生很少，要承担开创上海冶金新材料科研、试制、生产任务，所内严重缺乏科技力量。他认识到，作为搞应用科学的地方研究所，在当时条件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一批科技实用人才。所谓实用人才，即是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更有实际操作技能的科研人员。他征得领导部门同意后，招收了140名1958年高中毕业生，并决心担负起把他们培养成冶金技术专业研究人才的繁重任务。这批人进所后，他组织他们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学习，以后便把他们分到课题组，由老技术人员当老师，在科研、试制、生产的岗位上，让他们实践、锻炼、成长。他给这批青年创造了比一般科研所更多的科研实践的机会。一般研究人员每人只负责一个材料课题，而这些人往往要承担2～3项材料研制项目，一般研究所材料研制一年2个周期，而给他们创造条件，一年多达3～4个周期。这就要给他们消耗更多的材料研究、工艺实验和性能检测费用，但也就使他们比一般研究所人员多了一些实践经验并快一些增长专业本领。同时他既组织外单位专家来所系统讲课，也派他们出去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习，还组织他们读夜大、函大。在傅元庆的领导下，当时研究所学习之风很盛，每天晚上灯光通明，大部分年轻人留在办公室看书学习。重实践辅以理论学习的方式，对地方科研所培养实用人才是行之有效的。这批年轻人在经过4～5年锻炼后，很快成为课题的骨干，有的成为课题负责人、专业组长，有的以后成长为高级工程师。

傅元庆对培育科研人才，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激励他们奋发学习，努力工作，取得优异成绩。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科研人员下放车间，顶班劳动。1971年傅元庆恢复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到车间找科研人员谈心，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推心置腹地温暖科研人员受到伤害的心，鼓励他们重新开展科研活动，甚至有胆略地将一些人停止“劳动改造”，调出来参加课题组工作，逐步恢复起研究队伍的建制。对一些有出身、社会关系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傅元庆敢于放手，大胆地让他们担负重要职务。如一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科研人员，长期受到“怀疑”，傅元庆坚持让他承担重要课题，并委以研究室主任职务。这位知识分子30年来取得了很多重要科研成果，已成为上海冶金领域里有影响的专家。1973～1974年，上海接受了周总理下达的研制核电站的光荣任务，其中核反应堆大型压力壳的材料研制任务，由该所负责。研究工作要从几百毫米厚的大锻件开始，上海没有这样的试验条件，经研究决定请齐齐哈尔钢厂协助。而齐齐哈尔钢厂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身困难重重，临时插进这样研究性的试验，更加不易。傅元庆手术后不久，他亲自北上齐钢参加试验，组织全体课题组成员，到试验现场，向齐钢领导和工人讲述试验目的，并组织课题组人员深入老工人家中做工作，争取支持。经过齐钢领导和工人的共同奋斗，排除了“左”的干扰，按期完成了试验工作，为核电站压力壳材质研制赢得了宝贵时间。傅元庆不避艰险、处处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人们。如一位长期协助他主管科研的青年干部，家中父瘫、母盲、妻病、子幼，家庭负担很重，但被傅元庆的事业心所感动，激发了他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始终坚持做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