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银，1917年生，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第十二军军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文革”期间，在上将许世友的领导下，肖永银大展手脚，在南京军区任上度过了9年的时间，谱写出了一段只属于他的传奇。

中文名：肖永银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中国河南

出生日期：1917年6月

逝世日期：2002年4月

职业：少将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主要成就：1955年萧永银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

人物生平

“文革”轶事(娃娃装甲兵 救了老首长)

人物生平

萧永银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油榨村肖家湾。从小放牛，上过一年小学，后参加儿童团，当过队长。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萧永银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大队勤务员、红一司令部司号连班长、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号长。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和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天(全)芦(山)雅(安)邛(嵘)大(邑)等战役战斗。

1935年4月萧永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并两过雪山，三过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永银入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学习。翌年2月任该校第三期八连连长。4月，调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一营营长、团长。奉命率部参加袭击河北宁晋县城和大杨庄战斗、百团大战、南爻铺突围。1945年8月，肖永银任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道清战斗，消灭焦作之敌，继之攻占武陟、温县，全歼守敌伪兴亚巡抚军及矿警队1500余人，旋即解放修武、原武等地。

1946年1月，萧永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率部参加陇海路战役。在保障主力攻克兰封后，又率全旅南下奔袭杞县，歼敌800余人。该旅由于纪律严明，受到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首长的通令嘉奖。在巨野战斗中，所部涌现出善于团结互助、带领全班圆满完成任务的著名战斗英雄王克勤，后来在全军广泛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

1947年3月，萧永银率部参加了豫北攻势。在围攻汤阴战斗中，他指挥所部歼灭国民党孙殿英部暂编第三纵队和反动地方武装近万人，活捉孙殿英。6月又率部强渡黄河，参加鲁西南战役。一战定陶、二战六营集、三战羊山集，连战皆捷。嗣后，所部作为先遣队，跨过陇海路，越过黄泛区，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进入大别山后，萧永银率部为前卫，连克息县、光山、经扶(今新县)、麻城。接着东取罗田、英山，沿江横扫浠水、广济，摧垮了当地的反动地方政权和团队。参加了高山铺战斗、宛东战役和襄樊战役。

1949年，萧永银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渡江战役后，率部进军西南，参与指挥部队直出川东解放重庆。

1951年3月，萧永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代军长、军长，参与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金城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5年萧永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写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成都战役》等回忆文章。

1955年萧永银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中共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2年4月2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

“文革”轶事

娃娃装甲兵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驻在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好啊？…

…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哟！”他知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司令员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果然，一到无锡，尤太忠一见他就说：“许司令找你！”许世友劈头就说：“抓部队！把部队稳住！”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粗黑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但眉心明显郁结着忧愁。肖永银耐心等待着，知道他“秘密召见”，必然有“特殊使命”。东拉西扯一阵后，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海军中将陶勇，原名张道荣。陈毅爱其骁勇善战，为其更名“陶勇”。中国海军建立之初，陶勇受命指挥中国三大舰队之一——东海舰队。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铁腕”之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文化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在被“打倒”之后不久，突然溺水身亡。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以施“美人计”和进行敌特活动等罪名被关押起来，后屈打成招，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陶勇的孩子们流浪街头，深深地刺痛着许世友的心，许世友于“避难”中关注着东海舰队司令的遗孤（东海舰队归南京军区建制）。

听到许世友这么一问，肖永银和尤太忠像当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样，相当严肃认真地商量起来。最后商定，由离上海近的尤太忠派人把陶勇的孩子收起来，再转送南京肖永银处，由肖永银安排。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东海舰队司令的3个遗孤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最小的才13岁。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

由陶勇的孩子开始，便发生了以后被人称作“招兵买马”的事件。各地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很快便获悉了这么一块净土，于是从四面八方送来了自己已力不能保的爱子娇儿：被“火烧”的云南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官贬河南某农场、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几个孩子……乘火车的，坐轮船的，步行的，纷纷投奔而来。肖永银无法拒绝这些昔日战场上的“战神”们的后代，下了一道命令：“男的，只要是军队上、地方上干部的子弟，家庭不行的，就收起来。”于是南京军区装甲兵的营房，倏忽间来了许多“娃娃兵”，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

然而，尽管收容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造反派们仍旧嗅到了蛛丝马迹，通过内线情报传递，弄清了“狗崽子们”的藏身之地，几个造反派组织准备联合行动，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军营去抓人。这些将军的后代听到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肖永银眉头紧锁。他必须制止这场流血，他是受他们父辈之托保护这些孩子们的，他必须对得起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打算连夜秘密把孩子们送过江去，在长江以北，有一片荒野山地，是装甲兵的训练基地，对外属军事禁地，一旦转移到那里，孩子们也就进入了安全之境。

“给我两条船，夜晚用一下。”他进了军区作战部，开门见山地说。对方怪异地看着他：“船么？一条也不能给！非军事目的不能随便动用。”装甲司令火了，一拍桌子：“我渡长江时，百万雄师就是坐木船来的！不给船，照样能过江去！”当晚，肖永银派人找了两条民用小木船，把孩子们送到了装甲兵训练基地。

第二天，造反派们意外顺利地长驱直入，然而兵营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小孩子。造反派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

几天以后，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南京军区，总理办公室查问有无此事。军区其他负责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就此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答。有人忿忿地说：“找肖永银来！祸是他惹的，兵是他招的，让他自己来回答。”

肖永银应召而来。听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内容，他却轻松地笑笑：“总理问嘛，如实报告情况！我签名！如果总理找我去，当着群众的面，发脾气，甚至打我两耳光，我没意见！总理那么忙，我不应该给总理找麻烦！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门一关，我就要说：‘总理啊，这是后代哟！’”说完，肖永银草拟了一份电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了“招兵买马”的情况。电文拟完，他提笔签名：

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

周总理似乎默许了装甲司令的“招兵买马”，此后再未过问此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天，在军区司令部里，一位首长脸上带着不冷不热的表情扔下一句话：“我到了北京，上级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说不知道。”炮兵司令扯扯肖永银的袖子，不解地问道：“他这是什么意思？”肖永银心里明白，首长是反对这件事，他微微一笑，话里有话地对蒙在鼓里的炮兵司令员大声说道：“他的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炮兵司令摇摇头，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哑迷。这时，又有一个领导说话了：“不像样子！收的兵不够格，弄几百小孩子，干脆办‘儿童团’算了！”会后，某领导就此事发电报上告，副总参谋长亲自过问此事。总参谋部来电：你们装甲兵招了多少新兵？查查。够格的留下，不够格的清退回去……

“肖司令，我看事情难办呐，”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满面愁容地说，“即使我们想留，怕也不能全留下。真可惜，这些娃娃有的是太小了”

“娃娃嘛，总会长大。我们这么大的装甲兵，养几百个娃娃算什么？过几年就是一条六尺男儿。要当兵并不是反革命，红军时代得一个兵不易呢！……不能清退回去，退回去，他们好多人家已经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参谋长拍拍桌子上的电报。

肖永银一字字，一行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嗨，有了！你来看，核心是不是这几个字？”他用手点着“够格”“不够格”：“我们全都合格，不就完了！”

装甲兵很快起草了一个报告：共招新兵多少名，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考试及格多少名，在此期间，共发展党员多少名，团员多少名，多少名经过训练已补充部队，多少名还在继续训练……报告有鼻子有眼，完整详尽，无懈可击。果然，上面在接到这份报告以后，再没有“继续追查”。

“黑兵”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许世友从大别山回到了南京。“哎呀，许司令，真难呀！我死顶呀！”肖永银一见许世友，连连跌足长叹。许世友哈哈一笑：“你顶，就顶住啦！”

救了老首长

1968年初的一天，在南京的肖永银接待了两位特殊客人。客人来自河南，上前递上一张盖有大红印鉴的介绍信：河南项城县农场革命委员会，要求外调“走资派”王近山的问题。

肖永银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楚。王近山是他的老首长，两人同年加入红四方面

军，又同时在刘伯承、***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是六纵的司令员，肖永银是六纵第十八旅旅长，后来，王近山是十二军军长，肖永银是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放战争后期，王近山家庭闹“改组”，喜欢上了自己妻子的嫡亲二妹，闹起了离婚，兵团政治部查下来，肖永银作为唯一在家的军领导参加了陪审大会，没想到两人因此产生误会，远在川东受到“缺席审判”的王近山以为这一切都是肖永银让他难堪，此后的20年内两人一直疙疙瘩瘩，一切都公事公办，形同路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但是肖永银还是听说了王近山的一些事情：“改组”事件最后闹到毛主席那里，王近山由中将降为大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降为河南某农场副场长…… 外调人员开口便说：“王近山是我们农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希望你能揭发他的历史问题。”

肖永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两声：“你那个农场，万把人吧？王近山当个副场长，你们觉得官儿够大了吧？要我看来，王近山是解甲归田了！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你们没有理由去揪他，斗他！”

那些造反派在当时的小报上刊登了《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一文，落魄中的王近山看了大恸，随即让二儿子来看望肖永银。王近山的二儿子对肖永银说：“肖叔，我有两件事：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肖永银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肖永银沉思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你回去，替我带三句话给你爸。第一句话，我问候他；第二句话，叫他不要参加造反派，要是参加了，将来新账旧账一起算，对他不利；第三句话，他的问题是中央定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中央，等时机成熟，直接致书毛泽东。”至于给毛主席信的内容，肖永银出主意道：“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作点贡献……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世友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二儿子回去把肖永银的嘱咐说了，王近山听了，也信了。

1969年春，中共中央“九大”即将在京举行，王近山写了3封信，让人捎给肖永银。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许世友，一封给肖永银。3封内容一样的信掂在肖永银的手中，第一句话是：“我叫王近山，今年53……”肖永银拿着信就去找许世友：“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封信，另一封是给毛主席的，只有你能见到主席……”许世友立刻说：“好，我把它直接交给毛主席。”许世友没有食言，王近山的信没有经过“二传手”直接到了毛泽东手里。

“九大”会议期间，一天休息时，毛泽东心情极佳，面带着微笑把许世友召到自己身边：“许世友哇，你不是要王近山吗？”许世友立即点头称是：“是哇，我要，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毛主席爽快地说：“那就把王近山给你吧！”就在这谈笑声中，挥手之间，王近山的命运决定了。

远在河南农场的王近山闻知详情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连数日，他喃喃自语：“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这么好的老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像是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一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就已躬身迎候在站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老部下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六纵主帅王近山。

王近山看到了肖永银等人，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拉着肖永银的手，说：“过去……我错怪你了！”肖永银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他扶着王近山找了个地方坐下，很动情地说：“不要再提过去，你清楚就行了。你现在的问题，首先不是当官，是解决党籍。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你先到江苏建设兵团去，当个副参谋长，那儿上上下下我都打招呼了，你在那儿恢复党籍。”按照肖永银的安排，几个月后，重新恢复党籍的王近山回到了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此时，肖永银已调任军区参谋长，成了老上级的直接上级。

陪伴被半夜“绑架”到南京的刘伯承

1970年的一个深夜，许世友告诉肖永银：“刘帅来了，你去接吧！”原来，那天晚上，时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正在“流放地”济南的家中睡觉。突然，房子周围响起了一片喊杀声，红卫兵小将们前来攻打“帅府”，准备将“老军阀”拉出去游街示众。但是，刘伯承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的耳朵聋了，一点都没听见。警卫员急了，几乎像绑架一样，把睡得迷迷糊糊的老元帅从后门架出去，半夜拉出来送上火车，装甲兵副司令带兵掩护，警卫部队随行，星夜直奔南京，以求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庇护。

肖永银驱车到南京火车站。站在灯光朦胧的月台上等待火车进站的时候，他想的很多。刘伯承是肖永银的老领导，1937年刘伯承担任援西军司令员，接应突围出来的西路军将士，接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步行2000多里、餐风露宿120多天的肖永银，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从此，肖永银就在刘伯承麾下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他深深牢记着刘伯承对他的教导。而今，老师长过来了，他非常兴奋。

刘伯承觉得很窝火，都70岁了，被些毛孩子逼得半夜“逃亡”，以至见到了他当年的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时，仍旧绷紧个脸，只是从鼻孔里“唔”了一声。

待两人坐进车里，刘伯承仍是好久没有说话，等到他长长叹息一声后，才悠悠地说：“唉，我老啦，来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肖永银鼻子酸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许久，他开口了，非常动情地说：“刘帅啊，你怎么说这种话？那不成了我们是主人，你是客人？你不能工作，我们干就是了！你以前怎样对待我，现在还是怎样对待我，这样我心里舒服！你这么客气，我……不好过！”

刘伯承仿佛得了些宽慰，神情和悦了起来，又开始像当年对待老部下那样侃侃而谈起来：“肖永银呐，你当了参谋长，很好。要记住，当参谋长，就要把自己放在影子的地方！”刘伯承见肖永银似乎没明白什么叫“把自己放在影子的地方”，就以自己为例说：“我三任总长，一败两罢官。指挥江西几个战役，我从来没有用过我的名字，签朱总司令、毛主席的名字……”

就这样，刘伯承住进了中山陵5号。

刘伯承元帅到南京后，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心想使老元帅快活，亲自设宴为刘帅接风，交待各部门各兵种请客，军务不繁忙时，陪刘帅聊聊天，又嘱咐部下轮流前去探视，以免刘帅心中郁闷寡欢。许世友却粗中有细，观察几日后，他发现刘帅不愿接见人，爱跟他的副手打交道，同他的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一起时，心情似乎比较愉快。于是，他把肖永银召去，交待说：“你经常去看看刘帅，得空便去，他不愿跟别人打交道，爱跟你聊天，你多陪陪他。”“好呀好呀。”肖永银满口应承。

在中山陵5号，刘帅见到自己的老部下，又开始谈笑风生了。肖永银道：“刘帅，中山陵情况很好，没事，你长期住下来。你爱吃什么，尽管说，由我去给你搞。”老元帅生活奢望不高，就想吃点斑鸠，吃几碟镇江小菜。这好办，山上有的是斑鸠，警卫部队下网捕捉就是了；派个人镇江跑一趟，各种镇江风味小菜便应有尽有了。有了斑鸠和镇江小菜，刘帅在南京期间日子过得倒也惬意。

一天，谈兴正浓时，刘伯承突然开口问道：“我问你……”有一个极大的停顿，刘伯承俯过身，眼睛死盯着对方。肖永银心里一怔，这是刘帅准备发出重大诘问的前兆信号和预备姿势。他瞪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刘伯承，“你说，一个排长起多大作用？”

肖永银愣了一会儿，按照军事常识回答说：“一个排长嘛，大概就是起一个排长的作用。”

刘伯承听了，不再往下说，把身子向后一仰，头枕在沙发背上，仿佛假寐了。肖永银直纳闷，刘伯承问题提得怪，结束得也突然。猛然间，他想通了。刘帅的问题有所指。当时正值林彪的巅峰期，为了树立“林副统帅的光辉形象”，全国的各种宣传机器，不惜违背历史真实，把“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等等光环往林彪头上垒，而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刘伯承分明记得历史的真相：南昌起义时，林彪是一个排长。一个排长，能起决定作用吗？——刘伯承是在对如日中天的“林副统帅”指天发问呢！“九一三”事件后，刘伯承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