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是中国史籍对玉门关以西和帕米尔以东地区的传统称谓；罗马史家称这里为Serindia——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千百年来，西域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因而成为中国、印度、西亚、北非和希腊五大古代文明交织荟萃之地。这使西域诸国得以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最终导致新文明的产生。

西域文明概述

西域文明简史(西域的“战国”时代 班超重构西域政治格局 中原势力从西域淡出 法显抵达佛国鄯善 过客宋云 唐僧玄奘和真实的“西游记”)

西域文明相关书籍

西域文明概述

11世纪后，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逐渐改由海路进行，加上西域地理环境恶化，民族变迁等因素，具有千年历史的西域文明日趋衰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与西方史籍记录的许多西域古国先后被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吞没。它们的光辉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

1895年1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 Hed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意外闯入一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当地人称为“丹丹乌里克”。1900年3月，他在这一大沙漠东缘罗布泊西岸又发现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他把这两个古城出土的古代写卷和文物带回欧洲。经研究证实，丹丹乌里克古城即历史上著名的于阗王国的城镇，而罗布泊西岸的古城则是汉代文献和唐代诗人屡屡提到的楼兰。它们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斯文赫定的发现在世界引起极大轰动。以前人们只知道北非的埃及文明、爱琴海和克里特岛的希腊文明以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不曾想到遥远而贫瘠的中亚荒漠竞埋藏着如此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于是，瑞典、俄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纷纷派考察队到塔克拉玛干及周围地区访古寻宝，疏勒、龟兹、焉耆、高昌等古代王国的城址和寺院相继被发现。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中世纪的宝库，里面藏有数以万计的汉语、藏语以及许多未名语言的古代写卷。消息传出后，英、法、俄、日考察队及中国的贪官污吏蜂拥而至，巧取豪夺，仅8000卷汉文佛经幸免于难，运回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其余全部散失海外。

西域文明就这样被重新发现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此慨然叹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西域文明简史

西域的“战国”时代

东西汉交替之际，中原战乱频仍，无论是篡汉的王莽，还是挟武力重安汉室的光武帝刘秀，都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经营西域上。西域进入了“战国”时期。乘着这个短期的外来势力“真空”状态，西域先是由莎车①王贤称雄，不久就为两强——于阗、鄯善——分立所取代。这时那个原为汉、匈奴两极所挤压摧折的西域小国鄯善（楼兰），获得一个机遇，降伏了南道的城邦小宛、戎庐、且末、精绝，一直把国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丰县的尼雅河。

在莎车王利用汉朝放弃西域的机遇，自称“大都护”，而为其制服的西域各国，又尊称他为“单于”。大都护是西汉在西域所设最高军政长官——类似于总督。单于是匈奴王的称号，而贤一个人居然兼而有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贤给鄯善王安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阻绝汉朝进出西域之道。安不但不听从，还杀了莎车使节。于是莎车王发兵攻鄯善。安率军迎战，兵败，逃亡于山中。莎车军队杀掠楼兰千余人，便引军西还。鄯善王收拾残众，还归战后的国都，面对破败家园再次上书汉朝，表示愿意派质子入侍，并请示汉朝重新于西域设都护。如果都护不设，只能奉匈奴为宗主。汉光武帝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政务上，给鄯善的回信中竟说：目前不可能派出都护，如果西域各国力不从心，可以便宜行事。于是，鄯善又附属于匈奴。

班超重构西域政治格局

正是由于另一个与张骞齐名的杰出人士——班超，东汉势力才再次进入西域。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为假司马出塞，将兵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首战于蒲类海（即今巴里坤湖）。窦固很赏识班超的胆识才能，便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鄯善。

班超是汉代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兄弟。历史上有名的“投笔从戎”、“封侯相”、“生入玉门关”等典故，都是据他的经历概括而成。如果说，张骞是奠定了西汉时期与西域政治关系的第一人，那么班超则是东汉时经营西域的设计师。班超前后在西域长达30年，而他独立处置的第一件事，就是率36名壮士出使天山以南的鄯善。

班超是东汉出使鄯善的第一个使节。一开始，鄯善王广对久盼而至的汉使招待非常周到，但不久之后，突然变得十分怠慢。班超之所以能在西域反复变幻的政局中从容处之30年，并全身而返，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的敏感——对潜在的敌意、阴谋、即将来临的灾难，具有非同寻常的直觉。他立时觉察出鄯善王态度的变化不是礼数不周，也不是一时疏忽。他召集属下，说：“你们感觉到鄯善王广对我们的轻慢了吗？这必然是因为匈奴也派了使者来到鄯善，他一时还没拿定主意取一个什么立场。果敢的人能够见微知著，更何况其心迹已彰！”于是，班超召见了驿馆接待他们的楼兰侍者，故意诈他，问：“匈奴的使者来这儿好几天了，他们住在哪儿了？”侍者以为班超已经洞悉隐情，只得说出真相。班超立即把侍者关押起来，召集了他带来的全部36名壮士。在一番豪饮之后，班超慨然宣称：“各位随我出使绝域，为的是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现在匈奴使者才来了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予理睬了。假如他把我们抓起来转交给匈奴，那么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部属都说：“眼下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都舍命听从您的指挥！”于是班超说出了自己的应变之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团的驻地。他们不知我们的底细，一定惊恐万状，措手不及，这样就能一举歼灭他们。制服了匈奴使团，必使鄯善胆破心惊，才能扭转厄运。”有人建议：“这样大的事，该和从事郭恂商议一下再动手。”班超激愤地说：“成败在此一战！郭从事是文官，听到这个计划必定手足无措以致泄密！我们死也死得冤枉！这不是壮士的作为。”

天黑之后，他们直奔匈奴人的驻地。正赶上刮起大风，班超让10名壮士拿着军鼓埋伏于驿馆后边，约好：一见火起就击鼓狂呼。其余人手执兵刃潜于大门两侧。班超在上风头放了一把火。火起，鼓噪震天，匈奴使节一片惊乱，不知出了什么事。班超亲手格杀了3个出逃的匈奴人，部下又杀死了30多个匈奴人，剩下100多都烧死在驿馆里。待到第二天，班超才通知了从事郭恂，并带着匈奴人的首级去见鄯善王广，使鄯善举国震怖。又经班超反复劝慰，晓以利害，鄯善王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背叛匈奴，归附汉朝，再次向朝廷派出质子。稳定了鄯善局势，班超便再次为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此后，班超之子班勇又建议派西域长史率500人屯驻楼兰，终于东汉之世，西域的政治格局都依班超当年的举措为依归，把楼兰/鄯善放到首要位置，作为进出西域的门户。

中原势力从西域淡出

汉代以后，中国史籍中关于楼兰/鄯善的记载比较简略零散。仅知鄯善成为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重要国家，长期雄踞南道，但一直力图与中原王朝保持良好关系。前凉时期，鄯善王元孟向凉王张骏献女，号为“美人”，为其建“宾遐观”作为住所，并在鄯善国中的楼兰城（即海头）设西域长史府。但在中原没有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时，很难把鄯善和整个西域都纳入势力范围。所以，尽管我们有资料证实，自汉末以来鄯善仍然是西域一个富有活力、影响颇广的国家，但许多丰富生动的内容都失载于正史。

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后的正史中有关楼兰的记载比较简略零乱，一些曾路经其地的人所留下的有关游记内容 ，就显得颇为重要。好在由于楼兰的地理位置，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路经其地进出西域的人。

法显抵达佛国鄯善

后秦弘始元年（339），年近六十的和尚法显从长安首途，西行求法。他是行纪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数西行者。据《隋书·经籍志》，隋朝时尚存有关法显及西行经过的著作3种，即《佛国记》、《法显传》、《法显行传》，而南朝人僧祐《出三藏记集》又著录《佛游天竺记》一卷。流传至今的法显行纪到底是上述4种书籍中的哪一种，换句话说其正名究竟是什么，学界意见尚不统一，我们在行文中暂且称之为《法显传》也只是一个变通的作法。不过，这毕竟不影响它的价值与意义。

据《法显传》可以看得出来，直到上路时，法显及其一行对旅途情况仍颇乐观。当他们离开敦煌继续西行，才开始领略到此行之艰苦。出敦煌不远，就进入干热多风的白龙堆沙漠。《法显传》中以颇为传神的笔触记下白龙堆的观感：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沿途全无正式的道路，凡遇有死人骸骨处，便知是曾经为人走过的古道。

他们一行经过17天艰苦行程，才到达鄯善国都。那时的鄯善已经较多地接受了内地的习俗，只是在着装上“以毡褐为异”。显然，鄯善国土地的瘠薄崎岖、物产不丰，给法显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更关注的，是鄯善国王信奉佛法，全国竟有僧人4000多，全是修小乘学的，寺院及一般百姓“尽行天竺法”。为此，法显一行在鄯善留居了一个月。此外，法显还记述：鄯善国内出家人都习用“天竺书天竺语”，但世俗百姓则用胡语。可惜，法显没有指明这一胡语的名称，只是附注说，西域各国“国国胡语不同”。有关鄯善所用的独特语言，直到本世纪初——1500年以后——经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古城的发掘，才为世人所知悉。

根据法显的见闻，我们可以对当时——4世纪前期——鄯善的国力做个大致的评估。据《汉书》，在汉时楼兰/鄯善王国有14100人，有胜兵（可服兵役的男丁）2912人。如果上述数字大致可靠，那么可知当时鄯善国的居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于女，否则不可能每4。8个鄯善国民就有一个胜兵（士兵）。即便每4个成年男丁中有一人出家为僧，那么在法显抵达时鄯善王国的人口也应有大约8万人（76800人）。位居地广人稀、物产不丰的边陲，鄯善国在300余年间人口增加五六倍，主要靠兼并土地居民、扩大版图。这就证明，那时的鄯善仍是西域大国。

过客宋云

然而，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敦煌人宋云和僧人惠生奉后魏太后之命往西域取经，路经此地时留下了惊鸿一瞥。据说鄯善“其城自立王”，但那时已为崛起于青海的部族吐谷浑吞并，并由吐谷浑国主的次子宁西将军镇守，“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据此，在法显路经时，鄯善国力正在极盛的顶点。到宋云路经，其地变易宗主、居民，而古国鄯善则已散尽遗民。宋云的西行记原本早就失传了，但是片段内容还保存在《洛阳伽蓝记》之中。

在法显与宋云之间的三个世纪，是楼兰/鄯善王国走向消亡的过程。这正是中国西北民族兴替的时期。

唐僧玄奘和真实的“西游记”

西行求法并留下经行记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经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妇孺皆知。而印度当代史学家曾指出，如果没有记载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流传至今，就没办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玄奘不像法显，从陆上去，从海上还，他来去都是路经西域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离境西行，贞观十八年（644），负经东归。路经楼兰/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行程。《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这样记述楼兰王国故地见闻：

（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到尼壤城，“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却不见居民。

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东行六百余里，到且末。“城郭岿然，人烟断绝”。

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不但未见居民，连其地也成为“故国”。

所谓“尼壤”，就是尼雅，故地在新疆民丰。“覩货逻故国”，“覩货逻”即吐火罗，故地当在安迪尔河附近。“纳缚波故国”，“纳缚波”，即纳布、纳钵，一般认为是“新”的意思。

西域文明相关书籍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中国历史学家向达的代表作，最初在民国22年（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

内容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分六章：

一 叙言。

二《流寓长安的西域人》一章详细叙述流寓长安的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

三《西市胡店与胡姬》一章叙述寓居长安西市的的回鹘商人、九姓胡商娶妻生子，经商卖酒为生，侍酒多胡姬，李白诗词中多次咏胡姬。

四《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描写长安胡风大盛，居所有胡式水帘凉亭；服装有胡衣、胡帽、胡拖裙、胡幂离、回鹘小腰衣；食品有烧饼、胡麻饼、搭纳、毕罗（印度手抓饭）、油煎饼﹔饮料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酒、龙羔酒等。

五《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一章，考证西域绘画、音乐、舞蹈对中原的影响，著名的西域乐人包括白智通、白明达、康阿驮、安马驹；著名的西域画家有曹仲达、僧吉底俱、僧加佛陀。向达认为唐吴道子的画风受西域凹凸画派影响。西域传来的乐器有龟兹乐师曹刚的琵琶，李谟的横笛,王花奴羯鼓，王麻奴觱篥等。舞曲有《阿连》、《柘枝》、《胡旋》、《胡腾》、《凉州》、《绿腰》，还有经龟兹传入中国的伊朗寒冬拨水舞《苏莫遮》，又经中国传入日本。

六《长安打毬小考》。唐太宗、唐玄宗、唐宣宗、穆宗、敬宗嗜好打毬，即今日波罗毬（polo）。波罗毬由波斯经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毬”之唐音“渠幽切”仍保留波斯语原音。波罗毬经中国传入朝鲜、日本。

七《西亚新宗教之传入长安》。祆教在北魏神龟中传入长安。长安布政坊建胡祆祠建于武淂四年。景教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诏建大秦寺于义宁坊。唐武后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传摩尼教入中国。

八 长安西域人之华化

附录一：《柘枝舞小考》 附录二：《盩厔大秦寺略记》

向达文集

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将他从1926年到1954年间发表的23篇论文整理成集，取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内容包括：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唐代书刊考》

《南诏史略论》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

《论唐代佛曲》

《唐代俗讲考》

《西征小记》

《摄山佛教石刻小记》

《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几种资料》

《方玉润著述考》

书目

向达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434-4237-X

作者简介 ······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湖南淑涌人，土家族，敦煌学家。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兼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秋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1936年秋转伦敦，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1937年赴德国访问柏林科学院及各地博物馆，考察劫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同年末赴巴黎，研究法国国立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1938年返国，先后任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中央研究院等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任考古组组长。1942年9月至次年7月及1944年，两次考察河西走廊古迹文物。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掌北大图书馆。建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等。1951年赴新疆天山南北考察东西交通遗址及石窟寺。译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着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与常书鸿等合着）；编有《敦煌变文集》（与王重民等合编）、《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