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武工队 |
| 释义 | 武装工作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分队。简称武工队。 与游击队的区别(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 词语释义词目：武工队 拼音：wǔgōngduì 英文：[armed working team] 释义：武工队组织精干，装备简便，行动灵活。一般由30～50名优秀的军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组成。通常隶属于军分区，并受中国共产党同级地方委员会领导。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权，打击和瓦解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根据地。武工队对粉碎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武装工作队在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实行民主改革的斗争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组织简介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中共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 武工队的产生和发展武工队是在华北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后在斗争中产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处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也就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的冀中十分区已经无法坚持，其它分区的局面也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到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特别是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亦越来越多起来，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至五个甚至更多。 关于武工队的名称，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没能够统一，“前方工作队”、“敌后工作组”、“敌后突击组”等名称仍在混杂使用。也有的为了隐蔽，则故意使用“X县游击小组”、“X联县工作组”、“X大队”、“X支队手枪队”等队号，以混淆敌人视听，但其性质却都是一样的。 武工队的组织体制武工队由军分区派出并由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组织关系则同时接受中共同级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在职能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余人。如冀南的武工队，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东的武工队，规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队，开始时十到二十人，后来是四十余人，最艰苦的冀中十分区的武工队，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东的武工队，亦在十人以内，太岳的武工队，人数在十几人上下，晋绥的武工队，最少的八九个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据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为最常见。 武工队设队长、政委或指导员。有的人数较多的武工队，队下还设小队。一二九师政治部曾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其它军分区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这和近期影视作品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支书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的德故武工队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或武工小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 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团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至于队员，则是从军分区敌工、锄奸、侦察、民运等部门的专职干部和作战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支书、排长及敌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中挑选的，同时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装如县大队、公安局、武委会等部门的干部参加。也有的为了对日军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语的干部，有的甚至吸收了个别日本反战同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 对于参加武工队的人选，在全面素质的要求上是十分严格的，文的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要求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有独立活动能力，具备各种军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则是必须要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这一点，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恶劣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 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手段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曾明确地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为： 1，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收复人心； 2，与地方党政联系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敌后秘密武装； 3，进行敌伪军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下层）； 4，铲除汉奸； 5，掩护交通及进行经济斗争”。 一二九师政治部则在1942年9月3日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则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为： 1，切实照顾和保卫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 2，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 3，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晋察冀军区则规定为： 1，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伪属座谈会，瓦解伪军； 2，大力惩治汉奸，摧毁敌伪政权， 3，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 一一五师规定为： 1，深入的系统的进行敌伪工作； 2，破坏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打击特务便衣活动，截击敌人的运粮队； 3，广泛的小规模的宣传活动。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建立我们的情报系统。 根据上述各根据地对武工队任务的规定，最典型的斗争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宣传函意说到宣传，好多年青人会很烦，会认为这是极左的东西，有些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们也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也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其实这是武工队的一项摆在首位的工作，也是评比考核武工队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二九师开展了一次对敌政治攻势，在攻势期间，有一组数字：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的武工队，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1200余次；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的武工队，散发宣传品70余万份，书写标语5万条。这组数字有没有水分先不去说，但它透露了武工队对宣传战的重视程度这样一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最感受兴趣的信息。其实，武工队的宣传，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战，它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攻心为上；一是对群众宣传，鼓舞抗日信心。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这其中的方式方法，纯纯粹粹地属于中共特色。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等，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宣传手段，全都用上了。 冀南军区有一个武工队，经常截住过往邮车，将两枚木制的图章往来往的信封上盖印，对于伪军伪组织成员的信，就盖上“及早回头抗战，将来不算旧帐”，对于一般的百姓的信，就盖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各地武工队，几乎全部对伪军采取了“善恶簿”、 “回心抗战证”的作法，帮助八路或百姓做了好事登记上，做了坏事也登记上。好事做多了发给证件，有了这个证当了八路的俘虏也好说话；坏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脑袋了。对伪军还搞过“良心大检查”运动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都起到了很好作用。除了对伪军做工作，还对其家属做工作。各地武工队都将对伪军属的工作列为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都实施的比较到位。冀东的武工队，就经常于深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冀中的武工队，还举办有专门的伪军属夜校，在深夜将伪属集中起来上政治课。 由于伪军多是当地人，他们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当地，此举配合以武工队的锄奸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也十分的有效。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敌宣传也用的比较多，一般敌占区的伪官，大概没有谁没收到过武工队的信，甚至在天津市警察局长、河北省省长的办公桌上，也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信件。打电话受条件限制，用的不多，但只要条件具备，也会抓住不放。安次县的县长、固安县的公安局长、天津市的市长，保定市的商会会长，都曾在深更半夜接过这样的电话。给其本人和家属造成极大的恐怖，对于动摇伪政权人员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心战效果。 渗透对敌伪的渗透，最突出的特点是拉关系。抓住伪军伪组织当地人居多，关系网复杂，害怕八路报复等特点，武工队与地方党配合，积极地活动，广泛地交朋友，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十分的活跃，而武工队交朋友的手段，也是随着环境和地区的风俗而定的，有拜把子，有认干爹干妈，有参加红白喜事送礼等。通过这种在当时当地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与当地各种颜色的武装组织和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形成一张无形的关系网。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有的一个小队甚至一个中队都是武工队的关系。到了后来，局面稍稍好转后，地方伪军中能够与武工队交上朋友，竟然成为一种时髦。对于此点，日军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武工队也在对他们进行心战，有时他们也需要伪军的这种关系。 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的目的，无非这么几个，一是获取情报。在农村扎下根的武工队，由于关系网庞大，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因为不知道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就会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二是寻求掩护。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是进行经济战。冀中的十分区是抗战中最艰苦的地区，听一些老人说，当他们在作战中缴获或从敌人的军火库中盗出长枪时，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们用长枪，便与伪军兑换成短枪，当短枪足够用时，则将长枪暂存于伪军据点中，或将其卖给伪军。当作战需要用长枪时，还可以向伪军借来使用。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许多紧俏物资，是武工队通过伪军搞到的。四是有利交通工作。当武工队保护党的重要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许多也是买通驻地伪军放行的。 当然，这些伪军伪组织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地下人员，而是“关系户”，他们与武工队，往往构成某种口头上的协定，即武工队不在他的辖区给他们找麻烦，他们也对武工队的活动睁一支眼闭一支眼。有的纯粹就是见钱眼开，针对这样的财迷伪军官，武工队有时送钱送礼向其行贿，就可以很方便地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些伪军还有一种心理，即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因而一般不愿意得罪八路。而武工队因为环境的关系，也一般不找伪军打仗。 锄奸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死心踏地为鬼子效劳的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武工队并不滥杀，能够交上朋友为我开绿灯的，一般是不杀的。武工队杀的只有三种人：一是日军直接豢养的武装特务，这些人一般很难争取，故多数给以除掉。二是一般伪军伪警中民愤极大又不听警告的也坚决杀掉，以杀一儆百，使其他人老实点，也为群众解气，以更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变节分子。对队伍内部出现的变节投降分子，中共的制裁历来是无情而又严厉的，只要出卖了同志的，不论男女，坚决予以追杀，这也是那个残酷的年代与残酷的环境所逼而必须采取的手段。 处死汉奸的方法，如果有条件的，都是活捉后，公开处决。为了达成警告的效果，有的还将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该死的汉奸一同捆绑到某一执行地陪绑。有的则选在深夜，在需要警告的伪军的据点外面，用高音喇叭宣判其死刑。执行地多选在距群众村庄较远的地方甚至据点附近，既不使群众为难，又给敌伪以镇慑。无法活捉的，则选择适当的机会设法接近然后将其刺杀，或者在赶集时趁人多混乱将其刺杀，或者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其住处“掏窝”，或者侦知其所要经过的路段，事先隐藏在青纱帐或稠密的树冠中，远距离狙击射杀，或者利用关系潜入其据点中，寻机将其处死。尽管是秘密处决，但一般都要张贴布告宣布其死刑，这有点象世界恐怖组织中声称对某次袭击事件负责。因为武工队的关系多，因而对这些目标往往也掌握的比较透，加之武工队员多是本地人，又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所以想杀谁，基本谁就跑不掉。 有些对当地渗透得十分彻底的武工队，甚至对还未被我俘获也还没有杀死的汉奸提前判处死刑，并将布告在集市村口甚至县城里张贴，布告中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一般这样写明的，武工队早就心中有底，该汉奸往往早就在其掌握中了，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因武工队处死的多是史册上无名无姓的小汉奸，象什么维持会长呀、警察分所长呀、特务系长呀等等，故不好举例。保定附近的武工队抓捕杀掉汉奸特务松冈太郎、何茂、张伯正以及“神社”、“西元寺”等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大概就算是比较著名的了吧。说到这，让人又想起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对伪军伪组织中的人来说，武工队的锄奸活动，可以说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动”。 武工队的特点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盒子炮，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有些武工队甚至还装备掷弹筒和轻机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汉奸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而实际上，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经常要应对的，只是他们绝对不会恋战，更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对打。 当然，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伪军下层，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要条件具备，也绝不放过任何的机会给敌以打击。保定、天津城里就经常被武工队进进出出，河北省长吴赞周办公桌上的传单，天津市长温世珍深夜里的电话等，便都是武工队的杰作，但与他们在农村的成绩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四二年秋组建，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总是出现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伪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市长省长。似乎只有这样拍，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戏子们的嗲声嗲气，才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让自己的口水满意地流出来。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共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 群众防共组织 ”，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冯志《敌后武工队》小说原著中，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喜欢尊重历史却又打着弘扬历史主旋律牌子的编导们给糟蹋了。 武工队既有着基地组织搞恐怖活动那样的让人防不胜防，又有与当地人民群众亲爹娘一样的血乳交融，还有着那个时代祖国万岁人特有的洁身自好与铁一般的组织纪律。然对于敌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这几者结合起来，就是武工队。 与游击队的区别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 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班排长中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会不会做敌军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最低限度你得会写标语传单，你得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影视作品里模仿西方枪战片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硬拚血战的场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另：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随着形势的转变和斗争的发展，武工队的体制也有变化，到了一九四三年秋以后，斗争环境改善了，有些武工队已经开始扩大编制，端岗楼，拔据点，打游击，此时已与游击队无异，但仍称武工队。到了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武工队的威名太盛还是其他原因，许多县、区也纷纷组建武工队，甚至有的村民兵队也组建武工队，有的游击队、手枪队干脆就直接改称叫武工队。现在也找不到哪一部文件可以证明上级机关曾经出台过这样的许可，但同样也没有谁明文不许可，而实际上各类型的武工队是被各根据地默认了，到了现在也不好说哪个正规哪个不正规。不过这后来的武工队从体制编制到人员配备到武器装备便都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武工队了。上文所说的只是四三年秋局面打开以前最艰苦时期的典型意义的武工队。 与特种部队的不同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这是只有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电视剧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 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 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了。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影视剧中的武工队电影《敌后武工队》（吴京安主演）：部分情节与原著不符，影片情节显得有些虚假。 1999年电视剧《敌后武工队》：虽然这部电视剧请介绍与原著相比有非常大的改动，但是情节相对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此剧在原著基础上改动太大，把贾正演成光荣牺牲，因此而导致贾正原型——老英雄贾正喜的强烈不满，而片方给的回应也十分让人难以接受。 2005年电视剧《新版敌后武工队》：此剧与此说是改编自原著，不如说是改编自1999年的电视剧。这个版本情节更加虚假，与原著更加不符，一点也不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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