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福清烈士

烈士简介

吴源生（1917―1941），原名韵思，又作问思，别名大风、陈乞、达峰等，福建省福清县音西镇玉塘村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在省立福州中学就读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4月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受上海共青团组织的“中国青年抗日义勇军”的派遣，赴桂林与国民党桂系军队谈判“义勇军”入桂抗日。同年冬，受中共南方工委派遣回闽，任福州工委委员，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2月赴香港中共南方工委工作，是年10月底任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秘书，随张云逸来闽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8年2月，新四军北上抗日，吴源生任第三支队留守处秘书，在新四军驻榕办事处工作。同年4月调新四军军部担任宣传工作。后受党组织派派遣前往白区开展统战工作，在湖北、河南等地改造宗教会道等民间武装参加抗日斗争。1939年底任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的编辑、主编。不久被派往皖南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党政军干部训练班担任少校指导员。国民党要员赏识他的才干，阴谋拉拢利用他。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品仙多次召见吴源生，听取他对时局及各党派关系的看法。之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也召见他。1940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安徽党政分会秘书长张岳灵以约谈的名义，设计秘密逮捕吴源生，强迫他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在安徽金寨县洪家湾集中营，吴源生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折磨，始终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41年9月英勇就义，时年仅24岁。

生平经历

吴源生生于福清音西镇玉塘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吴启瑶是福建师范学院教授，其母何啸湖也是教育工作者。他7岁随父母进福州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毕业后，进省立福州中学续学。他好学敏求，成绩优异，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从小知文识理，10来岁就踏上革命征途。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国忧民，潜心攻读马列著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翌年，在省立福州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白杨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民国23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受破坏，“白杨社”等抗日组织亦被解散，他往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民国25年6月，他参加上海共青团组织的“中国青年抗日义勇军”，旋即受命赴桂林与国民党桂系军队谈判“义勇军”入桂抗日问题。此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8月，因蒋介石分化瓦解两广军队，致谈判无结果，李宗仁只好送他出桂。是年冬，他受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遣回闽，任福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福州大众社”，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民国26年2月，中共闽中特委遭受破坏，他赴香港找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认识了张云逸。是年10月底，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为代表来福建，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源生受命担任向导，并任张云逸(时为新四军参谋长)的秘书，在新四军驻榕办事处工作。

民国27年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在浙江开化改编为新四军江南第三支队，源生任支队留守处秘书。4月，他调往新四军军部担任宣传工作。后党组织派他去白区工作，他从汉口出发，到湖北经扶加入当地以“民先队”为主体的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游击队司令部移驻河南横川，国民党中统特务郭寄生潜入该部当教官，从中作梗，使“民先队”解体。是年冬，源生转移到安徽亳县，与驻涡阳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取得联系，参加争取会道门(皖豫一带农民抗暴斗争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工作。源生深入会众，宣传教育，不断提高他们觉悟，把会道门性质的组织改组成向导队、侦察队、锄奸队，去打击日伪。

民国27年底，源生离开亳县到金寨县，任大别山革命刊物《中原》月刊编辑，旋被提为主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他议论透辟精到，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对问题的高度洞察力。不久，他被派往皖南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党政军干部训练班，担任少校指导员。他巧妙地通过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旧部陈敢的关系，进行革命活动，不断发表进步言论和文章。国民党要员赏识他的才干，阴谋拉拢利用他。李品仙召见国民党高级官员时，亦召见源生，要他发表对时局及各党派关系的看法。之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也召见他。民国28年冬，国民党政分会(在安徽省立煌地区)任他为干事，欲拉拢他不成。不久，该会秘书长张岳灵派人送便条约他谈话，当夜，敌人逼他就范不果，便把他押往安徽金寨县洪家湾集中营。

源生入狱后，敌人急于破获共产党在立煌地区的地下组织，对他威逼利诱，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用竹筷搓指头、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灌辣椒水、上电刑等残酷折磨他；派充当特务的叛徒诱他“省悟”；把他带到山边灌木丛旁假枪毙威胁他等等，但他始终正气凛然，不为所动。为国家、为人民，源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国危无救家何计，生命能轻死不辞。”在狱中，他对难友说：“干革命工作的人，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肉体生命，一种是政治生命。当这两种生命不能并存的时候，只有牺牲肉体生命来保存政治生命。不为志士，便为烈士，没有第三条路。”敌人对他无可奈何，便于民国30年9月杀害了他，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