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清代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也是桐城派后期作家。同治四年进士，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了名校桐城中学。

中文名：吴汝纶

国籍：中国

出生地：安徽桐城

出生日期：1840年

逝世日期：1903年

职业：文学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深州、冀州知州

代表作品：《东游丛录》

人物经历

文学主张

文学成就

桐城文派最后一人

代表诗作

人物影响

人物经历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后遭人忌妒，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曾任深州知州。光绪七年(1881年)至十五年又任冀州知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诏办大学堂，经大臣张百熙推荐，加汝纶五品衔，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其翻译的《天演论》作序言。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汝纶奉清廷令，赴日本考察学制，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寓居省城安庆时，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

光绪二十九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4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今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学主张

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论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于《史记》者尤深。不过因求文者众，应酬之作稍多。

吴汝纶论学，也师事曾国藩，由训诂以通文辞。晚年尤着力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答黎莼斋》)。然而说经实非其所长，”往往私造训诂，自立一义，不足为训“（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但其点勘，注释古籍多种，务在畅通大义，颇便于初学。

吴汝纶的思想比较开通，主张研习西学。他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天演论序》传诵尤广，在清末思想界发生很大影响。

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学之道，由训古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先贤方苞、刘大 、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用力评点校勘。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天演论》作序。

文学成就

吴汝纶生前曾刊刻《深州风土记》、《东游丛录》等。殁后一年，其子吴闿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付刊，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 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后来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挚甫诗集》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

吴汝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他为文力追雄奇瑰伟之境，为诗则以杜、韩为宗，笔力矫健，具阳刚之气，诗应酬赠答之作较多，也有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如《依韵奉酬廉卿》等，慷慨沉郁。经他诠释的经有： 《易说》2卷，《吴氏写本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1卷；点校的史有：《国语》、《国策》、《史记》 、《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有《文集》4卷、《诗集》1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后将著作与点勘诸书，合刊为《桐城吴先生全书》，皆行于世。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匾额楹联，高悬于桐城中学校园。

桐城文派最后一人

道光二十年（1840）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枞阳县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一个私塾先生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同治二年（1863）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汝纶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 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在冀州，经常邀请当地贤达，每月到书院议论一次时政，征求对州内每项大事的意见是否便民利民，以定兴革。他采纳了众人的意见，开通了60 里长的冀衡大渠，排除低地的积水入滏阳河，不仅使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做官，而热心教育事业。当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辞职时，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了冀州知州，于光绪十五年(1889)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他认为：“开学堂以西学为主，所以取人之长，补我之不足。”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当他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作纪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

在日本，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家乡桐城创办桐城小学堂，又名桐城学堂，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汝纶在家病逝，享年64岁。民国4年(1915)，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今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汝纶既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官僚，吴汝纶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在“桐城派”这个团队中，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好友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指郭嵩焘）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吴汝纶辞世后，严复曾撰联吊唁：“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

代表诗作

【游本愿寺】

一镫传过海，祖印提来未。低头拜空王，乞与转轮慧。大木作高栋，一国不能两。若无百围柱，颓坏欲谁仰。

旧日园林胜，三年问劫灰。临流惊结构，疑是钓鱼台。

天上止一月，自可印千池。那用凿邻壁，光辉共有之。

舟势已欲转，扶危杖柁工。紫藤在彼岸，祇借一帆风。

【题姚伯山木叶庵图】

宦成归作湖山主，老木萧萧荫满门。请剑除奸前日事，罢官还犊去时恩。

白云终古留前岭，黄叶江南失旧村。一幅画图无限感，百年遗老几人存？【北征别张廉卿即送其东游】

昔人各有千秋抱，百不施为乃著文。牝掷黄金真误我，缟穿强箭独怜君。

堂前莫漫嘲轮扁，后世安能无子云。元凯盈朝身暇豫，且须呼酒叩皇坟。

我歌伐木行求友，钟虡莛摧不肯鸣。海运鲲鹏通变化，气联龙虎有逢迎。

汉阳晴树帆初远，钟阜秋云酒共倾。早晚探奇窥禹穴，傥因朔雁一传声。

人物影响

吴汝纶既是“桐城派”后期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国近代一位功不可没的教育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作为一位沿着科举之路拾级而上的封建官僚，吴汝纶却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西学”，谋求“教育救国”，这让他在“桐城派”这个团队中，更显独树一帜、高人一筹。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这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桐城学堂的创办过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无论是对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以至于对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中国走向世界过程的研究都很有意义。

吴汝纶因其爱民勤政，在衡水一带口碑载道，并有3件善事载人地方史志。一是编撰《深州风土记》22卷，被清代方志界奉为近世方志佳作。二是为光复冀州信都书院，他筹银万两，延聘名师，广置书籍，并亲往书院授课，使信都书院“文风巨变，经术文采极盛一时”，为一州5县培育出一大批“发明成业，卓然能树者”。三是为治理衡水至冀州间千顷易涝洼地，报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划拨帑金十万两，自光绪十年至十二年连续3年挑挖疏浚，修成一条南起冀州南尉迟村、北至衡水县三杜村，总长60余里的排沥河道，引导低地积水流人滏阳河。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人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既方便了往来商旅，又使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之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称作吴公渠。时至今日，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村约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