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上海市长（1946.2-1949.3）。曾任蒋介石秘书。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1953年5月“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中文名：吴国桢

别名：峙之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北建始

出生日期：1903年10月21日

逝世日期：1984年年6月6日

职业：政治、军事人物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主要成就：上海市市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代表作品：《建始文史资料》;《档案时空》

重要事件：吴国桢事件

主要经历

人物生平(周恩来对其影响 赴美留学 学者生涯 笔墨官司)

回国之后

戏剧性婚姻

早年时期

汉口时期

重庆时期

重要地位

台湾时期

吴国桢事件

辅佐外交

应对白皮书

晚年生活

家庭情况

主要经历

吴国桢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吴国桢后来一直在美国居住，从事教育和写作。1984初年曾接受《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采访，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1984年6月6日，吴国桢在美国病故。

人物生平

周恩来对其影响

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都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1914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16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1982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60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赴美留学

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思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学者生涯

吴国桢初到美国，以演讲和笔耕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为其撰写评论，同时他也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吴国桢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学府任教，其实，凭借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他应该是诸多高等学府争相聘请的对象。但在50年代，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同时，一些名牌大学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讲坛，操纵刊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国学者。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于1949年4月来到美国，本来也打算在美国东部的大学里谋一教职维持生活，正由于人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学讲坛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适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300美元，每日埋首故纸堆里编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这种背景下，吴国桢想在大学中谋一教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伦理观、道德标准以及渊博的学识都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学院改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情地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1965年，吴国桢应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笔墨官司

来到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吴国桢即与《亚洲研究》杂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版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40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

回国之后

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蒋经国经济上的铁碗手段以及其掌握特务大权后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的白色恐怖做法，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他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

在50年代初，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戏剧性婚姻

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吴国桢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当时一位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吴国桢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紧接着，吴又追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于是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黄小姐是黄的长女黄卓群，当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因天生丽质，被誉为该校校花。黄放假回汉口时，在这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被老板私下添印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结果引起吴国祯的注意。

后来，在吴国桢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1930年，二人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吴国桢和黄卓群的这段姻缘非常美满，两人相依相伴走过了一生。半个世纪后，吴国桢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的一位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文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

吴国桢的仕途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曾做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吴国桢也携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并继续在台湾官场中任职。后来，由于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1953年5月，吴国桢夫妇离开台湾飞赴美国，并最终在美国定居。吴国桢从此在美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学者生活。

早年时期

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汉口时期

1926年吴国桢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夏斗寅的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吴国桢任蒋中正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长，时年29岁。1936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重庆时期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台湾时期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15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韩战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中正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吴国桢事件

逃台初期，蒋介石曾以“改造国民党”为由，铲除了CC系等党内异己。但是，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对于党内异己势力，蒋介石的做法是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坚决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

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当时，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整顿日益混乱的经济秩序，同时也为了给蒋经国培养日后接班的资本，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年轻气盛，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不法投机商人，引起了外界许多非议和上海商界的反弹。对蒋经国的做法，市长吴国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上的高压于事无补。两个月后，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事后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的不合作。到了台湾后，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在50年代初，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因此对于吴国桢尚能容忍。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美国拒绝。

辅佐外交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2年12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应对白皮书

1945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7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8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晚年生活

“吴国桢事件”告一段落后，吴国桢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在美国期间，吴国桢著有各种著作，其中包括详细分析中国神话与早期历史的《中国的传统》（Chinese Heritage）一书。

1984年6月6日，因心脏病病故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寓所，终年81岁。死讯传到台湾，再次引起极大震荡，《雷声》、《夏潮》等刊物借机大做文章。作家刘宜良生前一度有意撰写“吴国桢传”，但是尚未写作，刘宜良便被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授意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董桂森、吴敦等人暗杀于旧金山。

1984初年曾接受《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采访，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1984年曾决定应邓颖超、杨仁静的邀请，于9月回国，参加国庆大典，未及成行，同年6月卒于美国萨凡纳市。

1950年8月7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头像曾经刊载在《时代周刊》的封面。

家庭情况

1928年，吴国桢在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结识汉阳铁工厂技师长黄金涛之女，毕业于上海晏摩氏女校的黄卓群。1931年在汉口结婚。吴国桢与黄卓群育有二女二子：Eileen Hsiu Young Yu, Edith Hsiu Hwei Li, H.K. Wu 和Sherman Wu 。2002年黄卓群去世。

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吴国桢结识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夫妇。当上海局势不稳时，吴国桢将两个女儿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麦考密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