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贯因，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民主主义者。（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系前清举人，广东澄海名宿。莲阳永新村槐泽“红宫仔”人。早年曾执教于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和澄海县景韩书院，他与潮州籍城南学堂的国文老师李秀升（清末任潮安府朝议大夫）是好友。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与好友李秀升、李南笙（潮州人）、李秀才（澄海人）4人相约于厦门参加同盟会。

1905年，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他在友人家见到《策论》一文。此文痛斥日、俄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他拍案叫绝，大加赞赏。该文是15岁的杜国庠写的，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吴贯因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从此，杜国庠在吴贯因的悉心栽培下，进步更快。尤其可贵的是，杜国庠能够在吴家阅读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类进步书籍和刊物，眼界大开，遂接受先进思想。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国庠于身边就读。三年后，在吴贯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澄海乡贤之倡助下，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之资助，东渡留日。

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1909年他负责编辑《宪政新志》。杜国庠写的文章，如《资议局记事》等多篇，都在该刊发表。

在留日期间，吴贯因还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成为好友，从此他追随梁奔走呼号，探索富国强民之路。1912年学成归国后，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1913年，梁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他则任北洋政府卫生司司长、币制厂厂长。

吴贯因：《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号。吴贯因说过:“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盖国之不存，人民且无所托命，而系论其利益也。”，国权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庸言报》第一卷22、23号登载吴贯因大著《中国共和之前途》一篇。

吴贯因与梁启超都参加到民国初期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大争议之中。梁启超则主张设立平政院作为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在其为进步党所拟的宪草第81条规定：“行政诉讼于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组织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吴贯因所拟的宪草第68条关于此点的规定，从内容到措辞都与梁氏完全相同。

围绕怎样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创建行政诉讼机制，是采纳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抑或是重点在保持我国固有的国粹，宪草起草者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致可分三派：一派是梁启超、吴贯因等进步党人的观点，主张学习大陆法系的做法，在普通审判机构外设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平政院；一派以王宠惠为代表，主张采纳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另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侧重保留传统整肃吏治的国粹——都察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阐明了理由，但都不能说服对方，这种情况，使得争议展开。

在“国有”或“民营”的问题上，吴贯因虽然不赞同“纯然放任说”（即全面的市场调节），但同样也不赞同“极端干涉说”（即全面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在普通产业方面，“则官营不如民营”，这是因为：在官营体制之下，一方面“勤劳者与不勤劳者，其分得之利实相同”，所以“执业者必不肯勤劳以从事”；另一方面，“产业既归公有，则执业者必无为公众爱惜资本之心，于是生产费之归于浪费者，将不可胜穷”。

立宪政体，立法部对于行政部，有课责之方。吴贯因认为，则并立法部对于行政部之课责，无论其关于政治或法律，概以“弹劾”该之。

1914年吴贯因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杂志撰著有梁启超、汤叡、蓝公武、吴贯因、梁启勋等；

1915年2月吴贯因发表《中国古代之社会政策》，载《大中华》1卷2期。

他在《大中华》第1卷第4、5两期发表《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一文。《大中华》至1916年3月停刊。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揭起反袁的旗帜。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1916年3月4日上午10时，梁启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转广西，同行的有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吴贯因)、唐伯珊、蒋方震等，（梁等均冒充日人），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离开上海。在船上，他蛰伏于船舱最下层锅炉旁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饮食睡眠都在其中，潮湿闷热使人难以忍受。等到夜深人静，才蹑手蹑足偷偷地来到船舷，凭栏远眺和呼吸新鲜空气，感到非常爽快，非常舒服，这使他领悟到“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船上的生活极为艰苦，为了实现反袁的目的，从军往广西，他们只能在苦中求乐。

1917年秋季，吴贯因的好友李秀升18岁儿子李春涛潮州金山中学毕业，北上到北京，住在吴贯因家里。他依照父亲的嘱咐，以门生之礼拜见了吴贯因。吴贯因早就喜欢李春涛，欣然收他为门生。当时杜国库也住在吴家，李、杜两人一见如故。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吴贯因建议他到日本去留学，他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是爱国的，日本翻译的新知识的书比较多，出版也快，可供学习时选择。李春涛写信回家告诉父母，说依从吴先生的意见，要到日本去留学。其父李秀升十分高兴，他希望春涛成为有出息的人，给弟弟们做个好榜样。翌年9月，李春涛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读书。这一年，彭湃也进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两人是广东同乡，又是同班同学，同住一个寝室，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919年，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适逢杜国庠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让杜国庠住于其家，并任用杜兼编译处编辑。

严峻的社会现实还表明，中国“非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培植新式人才，无以求存图强”。可以说，“教育救国”是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一个共识。有许多潮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师范，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致力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当时出任大学教授的就有吴贯因、郭任远、黄际遇、蔡翘、方棣棠、黄天鹏等多人。

1927年弃政从学，任东北大学教育、文学院院长，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

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专家和学者。主要有：数学家冯祖荀教授、化学家庄长恭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教授、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和潘成孝教授、留美化学博士余泽兰、纪育澧等。文学院聘请的名教授有：文法专家章士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及林损、余启昌、吴贯因（梁启超私人秘书、北平华北大学副校长）、江之泳、李光忠等。教育学院则有留美、英十载的心理学家陈雪屏教授、国学家马宗芗教授、统计学家孙宗钰、历史学家周传儒教授。体育方面有郝更生、吴蕴瑞、申国权、宋君复教授等。

“东大”的人才制度，吸收了大批著名学者、教授、教育家。一时间，群星荟萃，人才济济。他们办学有方、治学有法，学术水准高，学风严谨。名师名校，东大发展异常迅速。1931年，达到鼎盛时期，全校设有6个学院，下置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生两千余人，跻身于全国名牌大学之列。

1929.12吴贯因发表《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 东北大学周刊(六周年纪念增刊) 。

1930年的《中国经济史眼》发表。

1930年6月1日，他的代表作《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在上海联合书店初版，印数1500册。吴贯因是继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撰写的，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史之梯》划分史学为五大时代，诗歌时代与小说时代均在科学时代之先。

应用统计学方法对历史上的某些现象进行归纳、统计与量化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其成果形式一般表现为各种统计图谱与表格，是计量史学的先行形态。吴贯因的《史之梯》说：“史家编史，必兼具统计学之智识，其记载世系始不越出科学常识之范围。非然者，其涉及统计之记载，必常陷于错误。”

1933—1937年，曾受陈济棠聘请，多次到广东讲学。

1935年起，吴贯因在天津创办《正风》半月刊，发表史论专著多种。

1936年，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他的代表作有《宪法问题之商榷》、《中国共和之前途》、《中国古代之社会政策》、《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丙辰从军日记》、《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中国经济史眼》、《史之梯》(又名《史学概论》)、《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变迁》、《中国语言学问题》等。吴贯因一生所著甚丰， 且擅诗文，工书法，于文史学和语言学均有研究。时人把他与“岭南诗人”侯节和知名学者许伟余合称为“澄海三才子”。

他的两位门生杜国庠和李春涛都投身革命，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富强贡献出毕生精力。解放后杜国庠以解放区民主人士首席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府委员、省文教厅厅长（至1955年）。后又任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杜国庠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担任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李春涛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1921年2月留学回国后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1922年8月，李春涛是北京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华北大学和高等女师的教授。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毛泽东是主编，李春涛任编辑，他在《政治周报》发表了《东征纪略》、《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等重要文章。1925年底周恩来任命他为《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电令汕头国民党右派，于4月14日诱捕了李春涛被，4月27日李春涛被反动军警强行装进麻袋，用船运到汕头石炮台外海，用刺刀乱戳杀害，抛入海中，壮烈牺牲，他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