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弹词，亦叫“坐唱”，发源于明弘治年间，始作俑者为瑞安著名画家任道逊，致仕后在家乡与同邑通判吴祚、寺副蔡鼎等人组织“清乐会”，“唱和吟咏，无间晨夕”。

历史沿革

史料记载

演唱方式

走向没落

历史沿革

清咸、同年间，温州受苏、沪等地影响，也出现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弹词班，有大班与小班之分，大班为男班；小班为女班。其中女班又称“档子班”。方鼎锐《温州竹枝词》云：“弦管朝朝那得闲，歌声人语总绵蛮，当筵不爱西昆曲，更唤滩黄档子班。”徐珂《清稗类抄》：“女伶之外，有所谓档子班者，名小班，始于嘉、道间，所歌之曲书于扇，且仅演剧而不宥酒”。实际上，女班应酬最多的还是堂会，所唱以昆曲、时调、滩黄为主。

清光绪年间，瑞安出现以官僚、豪绅与文人为主体的民间音乐组织“清音社”，先后参加者有王岳嵩、周国琛、李瘦梅、池志徵、洪炳文、项崧、项寿侠、钟芷甫、池朝和、胡崧甫等人。所唱多为昆曲，包括剧曲和散曲，间有少量时调。社员大抵通晓音律，洪炳文、李瘦梅等还依据曲牌倚声度曲，自行创作节目，洪炳文所作《四时乐》乐府即专供社员演唱。他们虽未进行营业性演出，民间仍习称“清音社”为“弹词班”。

清末民初，瑞安弹词班又不断充实新人，后进者如李逸苓、洪幼园、陈鲁夫及其子陈小鲁、薛钟斗、许达初、周国琛之子周小莲、郑闳达、张组成等。民国以后，昆曲知音渐稀，弹词班日渐衰落。民国六年，瑞安成立以唱京剧为主的“琴娱社”，在薛钟斗、洪幼园、郑闳达等人的极力提倡下，瑞安弹词班便蜕变为专唱京剧的票房。

在瑞安“清音社”的影响下，永嘉县城也出现由文人组织的“蕙风曲社”，主要成员有李瘦梅、王小木（贡生）、品山（又名克书，秀才）、兰亭（生员）、阿永（军府公差）等人。其中有名“男?”者（亡其真名），擅唱旦角，所唱《荆钗记·拷婢》一折尤为人所称道。民国十年以后，先后又有名医李薏园、袁九峰、徐堇侯、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印心等人参加，并聘请瑞安许达初为导师，所唱以昆曲为主。终因曲高和寡，知音寥寥而未能代代相传。民间以营利为目的之弹词班则因生存困难，有的演变为专为红白喜事服务的吹打班。

史料记载

据民国十四年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员陈一萍《永嘉县境内杂艺调查》记载：“弹词班每班约六七人，主唱者坐在上首奏三弦，伴奏乐器有胡琴、琵琶、笛、月琴等。班有‘词（时）调弹词’和‘昆腔弹词’两种，每夜应工价在国币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词（时）调班’的曲目有《赏农》、《和番》、《醉归》等；‘昆腔班’有《刀会》，《拷婢》、《折柳》、《偷诗》等……雇唱的大都是喜庆人家。”另据有关资料，民间弹词班有正品和七品两种形式，每人操持一样乐器兼唱生、旦、净、丑、末。七品的乐器为三弦，正吹（兼萧、笛、抱月），鼓板、二胡、四胡、秦琴；正品则去四胡。

演唱方式

弹词的演唱方式为坐唱，厅堂内直排并放两张八仙桌，上端坐三弦；左侧坐正吹、二胡；右侧坐抱月、四胡、秦琴。桌面前方悬挂，桌帔上绣有班名。坐椅上挂有椅披，桌面四角摆有角灯，中间放四盘茶点，供演唱人员品尝。演唱时，先奏几首熟悉的曲牌，后唱小段，最后唱正本，唱唱停停，自在洒脱。

走向没落

由于温州弹词演唱形式过于铺张、沉闷和古板，演唱内容又深奥晦涩，1939年后即日趋没落。其常唱曲目，据1963年5位老先生回忆，仅保留《单刀赴会》、《太白醉酒》、《李亚仙刺目》等；时调滩黄曲目《断桥》、《旅店》、《隔溪秋水》（又名《思秋》、《思凡》、《尼姑梦》）、《温州景》、《昭君和番》等。

1957年，温州首届戏曲汇演期间，来自玉环县的弹词班曾应邀参加演出，但已成强弩之末，反应平平。1963年7月，为抢救濒临灭绝的弹词，温州市文化局牵头，由叶大兵、周咏然、李晓东、吴锦明、陈鸣锵等组成“温州弹词继承小组”，并从市文工团调来卢兰生、程兴弟从事作曲，同时从社会上招收黄莲香、陈旭萍、林小玲等演员，开始对曲目进行整理，主要是对旧的演唱形式进行改革，突出主唱，增强舞台动感，在乐器中增加横笛、琵琶，去除秦琴，使音乐表现力趋于活跃明快。与此同时，还创作了《瓯江口瓮中捉鳖》、《夜闯龙潭》、《沁园春·雪》等新弹词．两次去杭州汇报演出，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副省长冯白驹等领导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重视。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也慰勉有加。十年动乱，温州弹词抢救工作被迫中止。

1978年温州市重建弹词组，由于师资缺乏和演出不景气，从而再度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