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 |
| 释义 | 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杨明柱、杨光、李宝源等人于2008年翻译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原作者是萨米尔·阿明。主要讲述世界范围内新型的国际专业化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正是外围国家贫困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 基本信息作者:(埃及)(Samir Amin)萨米尔·阿明 译者:杨明柱 杨光 李宝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码：464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509704264 装帧：平装 开本：16 丛书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外文书名：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定价：79.00 内容简介欠发达是所有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吗？欠发达的外围国家可以单纯依靠技术革新成为发达国家吗？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填补了欠发达国家的资金短缺吗？《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世界范围内新型的国际专业化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正是外围国家贫困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不改变不平等交换带来的“资本积累不平衡”，不改变欠发达的外围资本积累受制于中心的依附性结构，欠发达国家就不可能走出贫困的境地。 作者简介萨米尔·阿明(SamirAmin，1931一)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颇负盛名的学者。 1931年9月4日生于开罗。1952年及1956年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研究所。1957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应。1966年获得经济学讲师资格。1957～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1963年担任非洲马里政府计划部顾问；1963～1970年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担任教授。1970～1980年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主任。1980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以及世界多途径论坛主席(worldFortimforAlternatiyes，简称WFA或FMA)。 阿明的著述颇丰，主要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不平等的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帝国主义与不平等的发展》(1976)；《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今日阿拉伯经济》(1980)；《脱钩：为了走出世界体系》(1985)；《欧洲中心论批判》(1988)；《混沌帝国》(1991)；《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1993)；《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时代旋律的批判》(1997)；《资本主义的幽灵》(1998)；《自由主义病毒》(2003)；《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等。 目录中文版序1 序 言1 一 分析的范围2 二 流行经济理论的概念工具4 三 流行的“欠发达”理论6 四 从社会科学到管理艺术9 五 欠发达的理论应是世界规模的积累的理论12 六 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16 七 是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斗争，还是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18 八 外围发展的条件22 九 能否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26 十 本书的结构和结论综述27 第一章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和国际资本流动1 一 总问题1 二 世界贸易和国际资本运动的基本演变3 三 国际交换理论6 四 国际专业化的形式和交换条件24 五 对外贸易和市场问题45 六 结论综述81 第二章 外围资本主义的形成84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的过渡：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形成84 一 商品关系的产生：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88 二 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殖民地贸易）95 三 以外国资本投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形成103 四 “欠发达”的类型学108 第二节 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欠发达的发展111 一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与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扭曲112 二 国际专业化与倍数机制的转移157 三 垄断与国际专业化169 四 “欠发达”的“结构性”特征188 五 过渡受到阻碍220 第三节 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223 一 美洲和东方的外围形态225 二 非洲的外围形态226 三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征238 结论综述249 第三章 外围的货币机制和世界货币体系252 引 言252 一 货币在积累机制中的作用254 二 外围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机制265 三 外围国家银行信贷的实际运行和金融市场的局限性285 四 外围的货币紊乱和通货膨胀292 五 遥远的历史：外围加入世界贵金属市场312 六 当今的历史：国际清偿危机与欠发达国家316 结论综述325 第四章 外围在世界行情中的作用326 引 言326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周期和行情的理论328 二 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行情：“独立”或“传导”的行情338 三 行情是世界现象：体系的中心和外围的各自作用347 结论综述362 第五章 外围国际收支的调整363 引 言363 一 国际收支的构成364 二 国际收支“自发”调整机制理论366 三 满足中心积累需要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结构调整381 四 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的简史391 结论综述401 再版后记402 参考文献422 人名译名对照表452 译后记463 …… 序言一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发展与历史形态 自古以来，历史就呈现出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但只是到了近代，两极分化才成为全球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处不在的副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过程中，近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相继呈现出以下几种形态： （1） 工业革命以前的重商主义形态（1500～1800年），其表现为商业资本在大西洋主要中心区域盛行以及外围区域（美洲）的出现，它的出现完全符合商业资本积累的逻辑。 （2） 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所谓经典模式，它成为此后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相比之下，外围——逐渐加入其中的先是拉丁美洲，后来是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和非洲——却保持农村状态，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因此，这些地区通过农业生产和矿业生产参与世界分工。这一重要的分化伴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化，即一批核心工业体系的形成。它们是一批全国性的自我中心型体系，是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国家建设同时出现的。总之，这两大分化说明了民族解放思想的主线，那就是回应两大分化的挑战。①工业化被视为解放进程的同义语和“赶超”的手段；②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也是受到中心国家模式的启发。现代化思想就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从工业革命（1800年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体系的特征就是这种经典的两极分化形态。 （3） 战后时期（1945～1990年）见证了以上两大分化的逐渐销蚀。这是一个外围国家工业化的时期——当然是不平等的工业化。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工业化是主导因素——在那些刚刚重新获得政治自主权的外围国家，民主解放运动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这同时也是一个逐渐摧毁那些自我中心型的全国性生产体系，并且使它们无法作为构件重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生产体系的时期。这种双重销蚀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表现。 （4） 这种转变的累积，使战后生产体系的均势瓦解。这种发展并没有导致以新型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导致了“全球动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种混乱，产生于世界体系的三大败局：①它没有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社会组织；②它没有建立一种经济政治关系，使新兴的具有竞争力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外围区域的工业化崛起与追求全球增长相协调；③它没有建立一种不排斥非洲外围的关系，非洲外围没有参与竞争性的工业化。这种混乱在世界所有地区，在政治、社会、思想等所有方面都显而易见。这也是欧洲建设困难，无力实现市场一体化和建立平行的一体化政治结构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在东欧、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和最近被边缘化的第四世界所有外围地区动荡不安的原因所在。当前这种混乱，反映了世界体系极端脆弱，不能保证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 （5） 我们不能因这种混乱占主导地位，就不考虑“新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世界秩序”的未来有多种可能。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被全球化不可避免和必胜主义过度粉饰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的不确定性已经昭然若揭。 我认为，争论应当从深入探讨世界体系的新特征开始。这些新特征是先前的世界体系销蚀所引发的。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自我中心型国家的销蚀，以及由此引起的再生产领域与积累之间关联性的消失，政治社会控制也随之削弱。这种社会政治控制至今严格局限在自我中心型国家的疆域之内。 （2） 工业中心与非工业化外围区域之间的差别不再明显，世界分化出现了新情况。 竞争力是多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场不公平的斗争中，中心国家利用了我所谓的五大垄断。这些垄断挑战着社会理论的整体。 （1） 技术垄断。这需要有巨额的经费投入，只有富有的大国才能做到。没有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军费开支——这是自由化论调所没有提到的，这类垄断大多都难以为继。 （2） 世界范围内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由于金融规制的自由化，这种垄断具有前所未有的效力。直到不久以前，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储蓄还只能在一定地区——主要是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之间流通。今天，这些储蓄集中到了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机构手中。我们所谈论的是金融资本，它是资本全球化中程度最高的部分。 （3） 对获取全球自然资源的垄断。现在全球都面临资源被肆意开采的危险。资本主义基于短期理性，不能克服这种轻率行为带来的一系列危险。因而，进一步巩固了发达国家的垄断。它们的考虑是，不让其他国家也像它们那样不负责任。 （4） 传媒和通讯垄断。它不仅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还会为政治操纵提供新的手段。现代传媒市场的扩张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进程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 （5） 最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垄断。这种垄断在两级格局下曾经受到抑制，但如今美国又像1945年时那样成为独家垄断者。“扩散”风险的失控说明，在没有民主的国际控制情况下，这是与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垄断作斗争的唯一方法。 以上这五大垄断总体上决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所有这些垄断条件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的体现。所有这些垄断的影响，抵消了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影响，使外围地区的生产活动贬值，使新的垄断活动增值，并且使中心从中获益。结果就是，在世界规模的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一个新的——比从前更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外围地区的工业成为附属品，并降低到分包商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原理，预示了未来的模式。 然而，南方——至少是许多南方国家——的处境已经与1955年万隆会议时不同了。那时，它总体上完全不具备掌握工业化技术的能力。今天，北方的五大垄断是可以被打破的。南方掌握了现代技术，甚至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发这些技术。南方可以控制对重要自然资源的获取，使北方调整消费结构，减少浪费。南方能够退出金融全球化进程，能够发展自主的贸易网络以及资本和技术转移，也能够发展军事实力以应对北方的威胁。 二另一种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相比于目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我认为，通过市场实现全球化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并从社会主义视角提出一种人性的全球化替代方案。 资本主义与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体系一样，在其上升时期发挥了进步作用（相对于它们之前的政治体系而言）：把个人从以前的体系所强加的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以空前的规模发展了生产力，把五花八门的社区融合为我们所了解的民族，奠定了现代民主的基础。然而，所有这些贡献都表明并局限于它们的阶级属性：“自由的”个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富有的资产阶级男性”。而父权制的长期存在却使占人类半数的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民主的受惠者只限于男性。自然资源的开采总是与受短期利益支配的金钱盈亏逻辑有关，并且引发长期的严重威胁。国家的权利都留给了占支配地位的中心的人们，而那些处于被支配和被殖民化地位的外围地区的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权利。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进一步成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也逐步增加，它今天已经处于悲惨境地。 当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不再是人类追求个人和集体解放的适当框架，无论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以剥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体系，而且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 现代帝国主义不能为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提供任何东西，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占全世界的80%。在这里，帝国主义的继续发展可能只是让少数拥有特权的群体受益，在某些情况下还导致其他群体（尤其是占人类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的严重贫困，特权群体中许多人甚至会考虑采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措施。由于资本继续对整个外围进行统治，那里的人们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这个“风暴区”如今被世界体系的操纵者用刑律术语称为“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巢穴”），因此全球化需要军事化。这种进程排除了真正的民主化，不能使这些地区的人们真正有可能实现社会进步。 就全球范围来看，在资本追逐利润的排他性逻辑主导下进行积累，意味着加速破坏全球生命繁育的自然基础，损耗不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石油），以不可恢复的方式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最终甚至威胁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这里必须澄清的一点是，这些破坏短期内会给特权群体带来“好处”，但这些“好处”的获取却越来越不平等。当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决不妥协”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说，任何“赶超”国家——亚非拉三大洲的人们都不要心存幻想，要让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其次才是欧洲和日本）独占性地挥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 为扩大现有的富豪统治地位而强行开放新领域——公共服务部门（教育、医疗等）， 以及对满足基本需要的生产（水、电、住房、交通等）实行私有化，结果总是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和大众阶层的基本社会权利被破坏。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敌人。所以，必须视之为一种“过时的”世界体系，我甚至要说它是“老态龙钟”，尽管它表面上还在成功地扩张。为了保卫人类，我们要根据一些基本原则采取措施。这些原则不同于支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积累和再生产原则。 三人民的斗争必须彻底化 在金融富豪统治的控制下，全球垄断资本的侵略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持续不断的抵抗，有些反击说明，反攻确有可能。然而必须看到，迄今为止的这些抵抗和还击均以失败告终。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富裕国家，这些反抗仍然以捍卫利益为主，但由于自由政治的开展而日益萎缩。在一些外围国家，这种反击表现为开展一些向后看的文化性项目，肯定不足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现在，许多反击富豪统治新力量的运动，并没有质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资本主义基本原理正是这些运动所号召动员的群众遭受社会灾难的根源。这些反抗活动与世界体系发生冲突，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体系的形成机制。正因为如此，它们的斗争还没有成功地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民众阶级的转变，否则它们早已在这里或那里赢得重大胜利。 斗争的彻底化——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这一特征——决定着它们是否有能力拿出积极的替代方案，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有可能的。 尽管进入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客观条件极为不同，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盼望社会进步、盼望真正的民主化、盼望和平。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把挑战的不同内容综合到一起，而不是分裂开来。具体说就是： （1）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商业、学校、邻里和国家生活等所有方面的管理中推进民主化，要与所有人的社会进步相结合，要从最贫困的社会群体入手。真正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密不可分。捍卫人权、工作权、所谓男女到处“机会均等”，可能都是合情合理的（的确是合情合理的），但却是不够的。把它们纳入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球性计划中来，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应当尊重，因为这样可以丰富人们的思想。 （2）尊重国家、民族、人民的独立和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国际体系。就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各国人们的国际主义而言，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具备这一重要条件，才能减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引起的利益冲突，以谈判的义务取代激烈的权利之争，消除充斥我们这个时代的南北双方的无休止战争。这就意味着，要围绕共同目标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恢复不结盟运动和三大洲运动的建设；以其他的全球化管理机构取代现有的全球化金融资本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还有诸如美洲自由贸易区、涉及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组织等地区性合作项目）。有些地区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和南方共同市场以及亚洲的上海合作组织。我们还远未成功地击败现有机构，但它们已经在各国人民的眼里丧失了合法性。不幸的是，在投入战斗的抵抗运动中，许多积极分子，特别是在帝国主义中心区（即由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应列入此方、西欧和中欧，以及日本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富裕国家，仍然拒绝捍卫国家的想法，轻率地视之为激进的沙文主义。我认为，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听，这些人都是拥护全球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 关于彻底化，我已经指明了它的构成因素，它是斗争政治化和确定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同义语。政治化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没有一种社会运动可以宣称具有“政治”特征，尽管这种社会运动可能合理地反映出现有政治力量及其所属政党笼络民心的逻辑。许多大大小小的政党都打着“先锋队”的旗号，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否定这种自封的称号。 目前，彻底化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挫败为富豪统治下的全球化服务的全球军事控制计划。 文摘它们之间的贸易就越发达。“劳动”是农业国相对“富足”的要素，而在工业中，占有这种地位的则是“资本”。因此，农业国在它的生产中可能比较有利，因为它的生产是“轻型的”。工业国在它的生产中亦然如此。如果不考虑可能发生的资本运动，则交换将一直继续到要素的相对报酬平均化时为止。现在假定，工业国继续进行它的扩大工业化的运动。在工业国中，“资本”重新变得相对富足。对外贸易将一直发展到这种新的不平等被消除时为止。因此，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增加。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比率都发生变化。但是，就革新国而言，对外贸易和总收入都增加了；而就被动国而言，对外贸易的绝对额增加了，增加的数量与参加交换的另一方相同，因为假设国际收支是平衡的，但是它的国民收入却几乎保持不变。如果我们现在假设，欠发达国家与先进国家相应的发展，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的不平等几乎保持不变，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都增加，那么，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比率将发生同样的变化。所以，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比率的不等量变化是不平等发展的征兆。这里所描述的模式完全合乎实际，因为在全体发达国家同全体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中，欠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国民收入比率有快于发达国家的趋向。 对于这个符合实际的模式，应当着重强调如下：即便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有差异，但是它们之间绝对的和相对的贸易量都很小。相反，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问的贸易量却很大。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不再把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看作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前者的平均进口倾向比后者增加得更快。这一点从世界贸易中制成品与制成品的交换逐年增加的事实中反映出来。①发达国家进口的平均总倾向的提高只不过意味着这些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更大程度上加入了国际市场。这并不奇怪。扩大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规律。地方市场变成全国市场，然后变成世界市场。 某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会增加它们的绝对和相对的进口量。他们举例说，英国的“白人自治领”的发展就是与它们的进口的巨大发展并驾齐驱的。然而，不应当把这些国家特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变化——这种十分特殊的例子——推广到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后记本书的作者萨米尔·阿明于1931年出生在埃及，1957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1963年先后在一些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担任政府高级经济顾问，1963～1970年担任法国的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教授。此后，他还担任过联合国非洲计划和发展研究所所长、联合国非洲未来战略局的主要负责人。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发展理论，发表过数十部学术专著，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依附论”的创立者之一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至今仍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 《世界规模的积累》是萨米尔·阿明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依附论”的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依附论”进行了精心构建和系统阐述。他通过对李嘉图以来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扬弃，并把“外围”的剩余价值外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相结合，为其“依附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利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剥削“外围”，从而实现其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而“外围”的经济发展则因此被“滞阻”，并处于对“中心”的依附地位。在作者看来，这是发达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欠发达国家只有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才能获得经济发展。 国际学界对“依附论”固然褒贬不一，但萨米尔·阿明及其代表作《世界规模的积累》享有显著的学术地位，并曾对一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实践产生显著影响。这本书1970年在法国用法文第一次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多次再版，并从1974年起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至今，这本书仍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教学与研究中被列为重要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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