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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王振忠
释义
1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

王振忠,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在担任公安局副局长时期,他在主管娱乐场所、扫黄等问题上存在收受贿赂等问题。2002年5月22日,,王振忠出逃美国,2007年6月10日客死美国纽约。

中文名:王振忠

国籍:中国、 美国绿卡

民族:汉族

出生地:福建福州

出生日期:1953年

逝世日期:2007年6月10日

职业:中国在逃官员

主要成就:中国外逃最高级别的警官

人物简介

原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在中国出逃官员名单上,王振忠名列第七,也是中国外逃最高级别的警官。据说王振忠出逃带了1千万美金都不止,还传说他在美生活奢侈,住豪宅、开名车、做大生意……但是,在洛杉矶及纽约见过他的人却没听说他做生意或置产,他独自生活,孤苦寂寞。

“听说在中国时,他整天都在外面喝酒。10多年前公务人员体检时,就发现有脂肪肝。得肝癌,不算意外。”“他过世的消息,国内、国外,知道的人应该不算多。知道的人,只是惊讶。但多数人,对他没好感。”对于王振忠的死,纽约的福州乡亲如此反应。

王振忠1973年考入福州市交警支队,1991年提升为鼓楼区公安局副局长。两年后,王振忠担任了局长。

当时的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徐聪荣,是有“福州首富”之称、经营老虎机的陈凯的义父。徐聪荣于1996年提拔王振忠为分管治安的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有意识地将他作为公安局长的后备人选培养。

当上了副局长后,分管娱乐场所的王振忠的财富急速积累。单是当地两家大型娱乐场所:大世界卡拉OK,水部桑拿,王振忠借职务之便,参与分红,每年金额都超过百万。

收受贿赂

身为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又兼任市交警队队长。这是他生财的另一个重要管道———他在幕后操控,通过特定几家修车厂代办车检。一部车几百元,保证通过。此外,包含罚单、违规拖吊等业务,虽挂着政府的名义,其实都是王振忠伙同他的亲戚朋友在私人操作。

王振忠有一个结发妻,生了一个儿子。1995年,42岁的王振忠开始以“花心”闻名于警界。除了在外面包有8名情妇,他还长期在公安局包养两名“二奶”。其中,他最宠爱的是当时该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郝文。郝文1965年生,198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艺术系,身高1.68米,被福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们称为“警花”。

在徐聪荣的支持下,接任徐聪荣的王长淦局长1998年退休时,王振忠到处活动。徐聪荣的干儿子陈凯为了有个新的靠山,也拿钱为王振忠到处送人情,甚至还帮王振忠找了省市的一些领导,希望能让王谋上公安局长一职。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赖昌星从中插了一杠———赖昌星通过种种关系,把时任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长的庄如顺调到福州来,当了福州市公安局局长。

赖昌星的远华走私案败露后,闽侯县县长邹国真与“哑巴帮”的涉黑案发,王振忠感到随时有出事的可能,于是,2000年年底,王振忠和郝文想方设法弄到了两本美国护照。

犯罪出逃

逃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2002年5月22日,福建省纪委三室的负责人找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谈话,了解有关反映他在主管娱乐场所、扫黄等问题上存在收受贿赂等问题。王振忠坚决否认了受贿等问题。于是,纪委三室负责人就让王振忠先回去,就检举揭发的问题向纪委写出书面说明。

王振忠离开纪委三室后,立即用早已准备好的另一个电话卡,打电话找他的情人郝文。然后两人用早已准备好的美国护照,买了去香港的机票,于下午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离开了福州。王振忠离开福州时,还让郝文携带了四份上级要求打击**功的机密文件,为今后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作准备。郝文上飞机前打电话找来她在一家旅行社工作的丈夫,交给他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一百万人民币。她对丈夫说,这是给他和孩子留下的生活费。而王振忠则一直到出走时也未对他老婆说一声。

而此时,当省纪委三室官员再次打电话找王振忠时,竟然发现已不知其踪。福建省纪委立即向中纪委汇报,中纪委马上通知公安部发出国内通缉令,全国边境展开缉查。但一直不见王振忠的踪影。两个月后,有人在美国看见王振忠在赌场潇洒,打电话给福州,福建省委才知道王振忠逃到了美国。

三个月后,手持反**功的机密文件,又具有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头衔,王振忠在纽约成功申请了“政治庇护”。其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是,“因其拒绝执行镇压**功的指令,才遭到中国当局的迫害,流亡海外”。王振忠出逃后,中国公安部对王振忠发出全球通缉令,以刑事犯罪为由,希望通过国际刑警要求美方调查此案,并协助缉拿王振忠,但因为种种原因,被美国政府拒绝了。

据 南方经视《拍案惊奇》警匪“无间道”,王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案件是策划杀人。现提供资料链接如下。

客死海外

逃往美国的王振忠,与情妇郝文花了一百多万美元在美国加州买了一幢别墅,开着一辆别克跑车。一年后,王振忠与郝文在美国还生了个女儿,过着招摇悠闲的生活。

王振忠跑到美国后,因为有巨款在手,又拿到美国绿卡,天天开着别克跑车与郝文在赌场、茶楼及华人聚集的地方招摇过市。就在王振忠在美国想过有钱人生活时,以前在福州被他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在美国的“福清班”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福清班”成员找到这个在国内时地位显赫的公安局前副局长时,说过去的钱算是借款,还钱就算数,不还钱就砍郝文的手,然后砍王振忠的脚。这个不可一世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尝到了被黑道敲诈勒索的滋味。为了保护郝文,王振忠只好与郝文分居,将郝文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王振忠带了1000万美元出逃后,办案人员又在他家里搜出300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说,王振忠的赃款早就过了亿。据曾经在洛杉矶及纽约见过王振忠的乡亲回忆,遭到敲诈后的王振忠独自生活,出门都要躲警察。连遇到昔日同在美国的老朋友,他都低头假装没看见。王振忠与郝文分居半年后,郝文遇上了一位亿万华侨富翁,两人开始同居,而郝文也开始慢慢地远离了王振忠的生活。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郁郁不乐的王振忠很快被体检查出了肝癌。而这期间,郝文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他。

2007年6月,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只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警方透露,王振忠出逃后,福建省委、市委、公安部和省公安厅领导高度重视,福州市公安局迅速成立“522”专案组对王振忠涉案情况展开全面侦查工作。 2003年4月2日,福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洗钱罪对王振忠批准逮捕。专案组在国际刑警组织、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协调下,为追捕王振忠归案,开展了大量工作。现已确认王振忠于2007年6月10日在纽约死亡。

2 复旦大学教授

人物履历

王振忠,1964年10月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历史学学士;1989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士,1992年春季毕业留所,同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起担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时年35岁,是当年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和中国古代史专业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明清社会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导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年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

学术兼职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中国人文田野》编委。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徽学》学术集刊编委。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上海市史志学会理事。

曾任《原学》(该杂志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同龄学者创办的一份较有影响的学术集刊)编委。

海外经历

1997年1月-1998年1月,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客员研究员。

2004年7月-2005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05年10月-1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关注地域文化差异及区域社会之变迁,于1997年率先提出开展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构想,目前正为建立历史地理的这一新分支作不懈努力。作为国内“徽(州)学”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曾在皖南做过数十次村落人文地理调查,收集有一万数千件(册)的徽州文书,这批史料是国内该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一批收藏,对推动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的研究,将提供重要的支撑。此前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顺利结项,获评优秀并受通报表扬。参与日本国文学资料馆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曾于2005年在上海与该研究机构及东京外国语大学合作,成功主办了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对于域外汉籍亦有浓厚兴趣,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

迄今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三联书店,1996年)、《乡土中国·徽州》(三联书店,2000年)、《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水岚村纪事:1949年》(2005年)等,参与编撰《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副主编,“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1年)。另发表《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1992年)、《明清时期“绍兴刀笔”与绍兴乡土习俗的传播》(1994年)、《凤阳花鼓新证》(1995年)、《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围绕着日本汉文小说〈孙八救人得福〉的历史民俗背景解读》(2000年)和《宁绍信客研究》(2001年)等论文数十篇。另,《历史社会地理》一书将于近年出版。

在从事实证性史学研究的同时,自1993年起,另有学术随笔数十篇,分别发表于《读书》、《万象》、《寻根》和《二十一世纪》等杂志,并曾在《读书》月刊开设“日出而作”专栏。

学术成果

2005年

著作

《水岚村纪事:1949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

文章

《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论坛》2005年第一期。

《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叫魂”事件》,《复旦学报》2005年第二期。

《徽州女童的战争日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二期。

《徽州文书的形成――以抄本〈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二种为中心》,载《“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成果年次报告书平成16年度》,日本,平成16-19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 基盘研究(A)(2),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档案学研究系,2005年3月。

《〈汪作黼同年哀挽录〉中的徽州典商事迹》,《安徽史学》2005年第二期。

《晚清婺源墨商与墨业研究》,载《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新安吕氏宗谱〉中的一份明初徽州户帖》,《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40期,2005年7月15日。

《历史社会地理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四期。

《琉璃厂徽商程嘉贤与朝鲜燕行使者的交往》,《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四期。

《新安江的路程歌及其相关歌谣》,《史林》2005年第四期。

《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2005年10月版,页59-100。

《清代徽州典铺伙计之信函汇集》,《历史文献》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书的几点思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十二期。

《抗战时期徽州的复旦附中皖校》,《文汇报》笔会,2005年2月27日。

《民国壬戌新安江畔的灾异图景》,《寻根》2005年第二期。

《凄风苦雨中的贞节牌坊》,《方圆法治》2005年3月。

《戈鲲化的梅花笺》,《读书》2005年4期。

《历史文学地理的构想及实践――兼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4月8日。

《婺源与徽州》,《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1日。

《清代北京的收费公厕》,《万象》2005年7月。

《水岚村:我为什么感慨?》,《文汇报》笔会,2005年8月14日。

《掌中宝》,《万象》2005年8月。

《平民莫笑堕民低》,《读书》2005年9月。

《豪富的锅巴》,《万象》2005年10月。

《我的徽州文书缘》,《中国档案》2005年11月,页25-29。

2004年11-12月

《抄本〈信书〉所见金陵典铺伙计的生活》,《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04年12月版。

《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还的徽州社会》,《徽学》第三卷,2004年12月版。

《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载Yoon Choong Nam(尹忠男)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三册(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No.3), 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001年前成果(2002年至2004年11月前成果目录待补充)

《徽州的春祈祭社——介绍一份社祭的菜单》,《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二十五期,2001年10月25日。

《民间档案文书与徽州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拓展》,《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五期。

《晚清盐务官员之应酬书柬——徽州文书抄本〈录稿备观〉研究》,《历史档案》2001年第四期。

《一册珍贵的徽州盐商日记——跋徽州文书抄本〈日记簿〉》,《历史文献》第五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

《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牍〉之民俗文化解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及商业——歙县茶商抄本〈万里云程〉研究》,《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十九世纪徽州民俗风情的素描》,《寻根》2001年第三期。

《一部徽州族谱的社会文化解读——〈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三期。

《徽州旅浙硖石同乡会与〈徽侨月刊〉》,载《福建论坛》2001年第二期。

《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清代一个徽州村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重订潭滨杂志〉为中心》,载《中国社会变迁:反观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朱峙三日记〉所见晚清武昌县民俗及其变迁》,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一期。

《上海徽州典当商生活一瞥——民国时期婺源方氏典商信函研究》,《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三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

《徽商家族文书与徽州族谱——黟县史氏家族文书抄本研究》,载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黄宾虹〈新安货殖谈〉的人文地理价值》,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五期。

《新近发现的徽商“路程”原件五种笺证》,《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稀见清代徽州商业文书抄本十种》,《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会,2000年7月15日。

《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围绕着日本汉文小说〈孙八救人得福〉的历史民俗背景解读》,1998年8月苏州社会史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后修改发表于台湾《汉学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6月。

《一个徽州山村社会的生活世界——新近发现的“歙县里东山罗氏文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版。

《抄本〈便蒙习论〉——徽州民间商业书的一份新史料》,《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二期。

《徽州文书所见种痘及相关习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一期。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全文约4万字,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2期、第3期、第4期。该文为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6期全文转载,收入《’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获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被推选为复旦大学学术年刊优秀论文。

《新近发现的徽商信函所见“徽侨”及相关史实》,《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徽商展墓日记所见徽州的社会与民俗——以〈(歙县)大阜潘氏支谱附编文诗钞〉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同善堂规则章程——介绍徽商与芜湖的一份史料》,《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晚清民国时期徽州文书中的“兰谱”》(修改稿),《寻根》1999年第2期。另见《安徽史学》2000年第三期。

《抄本〈三十六串〉介绍——清末徽州的一份民间宗教科仪书》,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十四期,1999年1月15日。

《明清徽州民间典当业札记》,《创大アジア研究》第19号,日本创价大学アジア研究所,1998年3月。

《“徽州朝奉”的俗语学考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四期。

《释“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三期。

《〈淮南宴客记〉小考》,《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一期。

《康熙南巡与两淮盐务》,《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

《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三期。后以《明清徽商与扬州城市文化的特征和地位》为题,收入冯尔康主编《扬州研究——江都陈轶群先生百龄冥诞纪念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8月版。

《凤阳花鼓新证》,《复旦学报》,1995第二期。

《徽州“五通(显)”与明清以还福州的“五帝”信仰》,《徽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一至二期。

《明清两淮盐商与苏北城镇之变迁》,《历史地理》第十二辑,1995年3月版。

《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 ──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原学》第二辑,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月版。后收入《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版)。

《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五期。该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转载。

《明清淮南盐业与仪征民俗》,《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复旦学报》,1994年第四期。

《河政与清代社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二期。

《明清浙江盐商、徽歙新馆鲍氏研究──读〈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徽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二期。

《歙县明清徽州盐商故里寻访记》,《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二期。

《明清时期“绍兴刀笔”与绍兴乡土习俗的传播》,《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版。

《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复旦学报》,1993年第六期。

《徽商与两淮盐务“月折”制度初探》,《江淮论坛》,1993年第四期。

《清代两淮盐务首总制度研究》,《历史档案》,1993年第四期。

《袁枚与淮、扬盐商──十八世纪士、商关系的一个考察》,《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

《清代汉口盐商研究》,《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

《谢肇淛》,《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

《齐召南》,《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1993年7月。

《清代江南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与邹逸麟合作(第二作者),《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近五百年来自然灾害与苏北社会》,《江淮水利史论文集》,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江苏省水利学会、淮阴市水利学会,1993年5月。

《清代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区域之变迁》,《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四期。

《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城市的地域结构》,《历史地理》,第十辑,1992年7月版。

《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复旦学报》,1992年第三期。该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近代史》转载,《客家》杂志等摘编,并获“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论文奖”二等奖。

《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该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转载。

译校

[日]中岛乐章《围绕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纠纷与同族统合》,李建云译,王振忠校,《江淮论坛》2000年第二、三期。

[美]何炳棣著《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陈绛校,《历史地理》第十一辑,1993年6月版。

书评

《论述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力作——〈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评介》,《明史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9年5月版。

《中国商人阶层研究的新构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八期。

学术随笔

《地域文化与文物遗存》,《东南文化》2001年第8期“世纪论坛”。

《太平天国战乱中逃亡日本的徽商》,《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3月29日,该文为《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4月22日全文转载。

《读〈越歌百曲〉》,《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26日。

《老房子》,收入田维谦主编《名家笔下的黄山与徽州》,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

《徽州行》,收入田维谦主编《名家笔下的黄山与徽州》。

《读书》2000年第二期,《九连环》(下)。

《读书》2000年第一期,《九连环》(上)。

《读书》1999年第二期,《牌坊倒了》。

《读书》1999年第六期,《老鼠与黄猫儿的官司》。

《读书》1998年第七期,《洗澡》。

《读书》1997年第六期,《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8)《读书》1997年第四期,《江西填湖广》。

《读书》1996年第五期,《纤绳荡悠悠》。

《读书》1996年第二期,《旗下街》。

《读书》1995年第十二期,《波渺渺,水悠悠》。

《读书》1995年第二期,《祁太溜子》。

《读书》1995年第一期,《银桂树下的断想》。

《读书》1994年第十期,《再说“石腹文章”》。

《读书》1994年第九期,《斜阳残照徽州梦》。该文收入《当代人文学者散文——另外一种散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版。

《读书》1994年第四期,《学究慨世》。该文收入《当代人文学者散文——另外一种散文》。

《读书》1993年第十期,《一张苦嘴,一把笔刀》。

《读书》1993年第四期,《康熙金扇题词与葫芦僧之“护官符”》。

《长水悠悠》,收入陈思和、龚向群主编《走近复旦》,“中华学府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元月。

《咖啡还是茶?》,收入巴金主编《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版。

《万象》第1卷第6期,《中国漂流民笔下的富士山》,2000年6月。

《万象》第1卷第7期,《剃头》,1999年11月。

《万象》第1卷第5期,《徽骆驼》,1999年7月。

《万象》创刊号第1卷第1期,《话说清客》,1998年11月(1999年1月出版)。

《寻根》2000年第三期,《徽州炮》。

《寻根》2000年第一期,《日本人的竹枝词》。

《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7日,《徽商的一张身份证》。

《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23日,《新近发现的反映日军侵华的徽商信函及文书》。

《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糠摆渡》。

3 革命烈士

王振忠,又名王绪国,1929年生于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屯头村,是抗战开明人士王清东的侄子,王清坤的儿子。1943年参加革命,1948年牺牲在安徽省金寨县,年仅19岁。

中文名:王振忠

别名:王绪国 、新正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省肥城市屯头村

出生日期:1929年

逝世日期:1948年

职业:革命干部

毕业院校: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革命烈士

个人简历

王振忠,又名王绪国,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屯头村人,生于1929年农历正月,故小命叫“新正”。父亲是抗日开明人士王清坤,大伯也是抗日开明人士王清东。1934年在本村上学,1943年因全家进行抗日活动,全家20多口人被鲍兴三逮捕,他投奔解放区。就读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1947年编入第二野战军“干部团”,随刘邓大军南下,同年6月30日过黄河,后编入二纵五旅进入大别山区。1947年秋先后任安徽省金寨一区区长、金寨区副区长、金寨区区长兼区队长。1948年2月在安徽省六合地区金寨城南毕家湾战役中,为掩护县府队伍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19岁。

人生经历

自然的“小领袖”

王振忠6岁时在本村“三爷庙”上小学,他长得身材魁梧,方头大耳,比同龄的同学高半头,白白的脸,一双机灵的眼,显得漂亮,聪明。他很勇敢,但也很顽皮,有时也很固执;他不畏强暴,遇事敢于承担责任,因此,小伙伴们都很欢迎他。在小学一至四年级同学中,他虽年龄小,但很受同学们拥护。

“三爷庙”小学内,庙后面有6间教室,门前有三搂粗的一棵大国槐,枝叶照满整个庭院,大概是1937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有的同学发现教室屋檐下墙洞里有一对儿麻雀生了窝小麻雀,天天唧唧喳喳飞来飞去,这对同学们很有诱惑力。

一天下午,趁老师外出,大家商量决定摸麻雀,用6个同学搭人梯上墙,3个大点的同学在底层,2个同学在中间,足踏着肩,第三层是他一个人,只见他一手抓住槐树枝,一手往麻雀窝里摸。当时,还派两名同学在大门口放哨,如发现老师回来,敲门传讯。他刚抓出一只小麻雀递下来,正想再摸第二只,突然,放哨的同学还未来得及敲门便喊了一声“老师回来了!”随从门口跑进来。摸麻雀的同学,呼啦散了,先是底层的三个同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了,二层的两个同学摔了个仰面朝天,爬起来也跑了,全班同学都为三层的振忠担心。可只见他两手抓住了树枝。悬在了空中,老师跑到树下,叫他慢慢松手,用双臂把他接下来。

这把老师吓了一大跳,真生气了。这位老师姓张,名玉轩,是本县六区钱庄人。40岁左右,教书倒也认真,但思想比较守旧,主张严师出高徒,一般学生写错了字要打手板,违犯纪律要打屁股,集体违犯校规要处罚“首犯”。这次摸麻雀,别人跑了,抓到的只有他一个,追查“首犯”,理应从他开始。张老师在同学们面前,用打屁股的大板子指着他问道:“王振忠,你只要说出谁是领头的,便没你的事。”老师一连喊了七、八遍,他没吭声。老师急了,叫他趴到板凳上打起屁股来。一下、两下,一直打到十几下,他还是不吭声。老师再问他:“谁是领头的?”他还是摇摇头,不吭声。

老师问急了,他只回答了一句:“领头的是我自己。”把张老师气得团团转,无计可施,只好罢休。

从这以后,他在同学们中,迎得“硬汉子’、“有勇气”的美名,他成了自然的“小领袖”。

儿童团的好团长

柳绿花红,莺歌燕舞,一片勃勃生机的家乡,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春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年龄满10岁的王振忠成了抗日儿童团骨干分子。这时他已进入屯头村当铺完小上学。这个学校是当时屯头镇抗日儿童团活动的中心地,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天天抗着红樱枪在校内操练队伍,教唱抗日革命歌曲,他在队前打拍子指挥唱歌,非常活跃。他领导的儿童团,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打到鸭绿江边》等10多首革命歌曲。每次县、区开大会赛歌,他指挥的儿童团,总是胜利者。

他领唱歌曲或领呼口号都是认真的,对日寇充满着无比的仇恨。有一次,在屯头集上宣传时,当歌唱到“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时,手中的木刀一挥舞,碰在一个赶集听唱歌的60多岁的老大爷头上。大爷哈哈笑着说:“你这儿童团,把我当成日本鬼儿了……”

当时,儿童团不但唱歌进行抗日宣传,还抗着纽樱枪帮助自卫队站岗放哨捉寻汉奸呢。有一次,他领着儿童团员,在屯头村北门站岗,捉住了一个县城里鬼子派来的探子,把他交到抗日镇公所,受到了镇政府领导的表扬。

敌占区的“小延安”

1939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下旬就下了大雪。泰西抗日根据地相继被日寇占领。王振忠的家乡屯头镇,日伪军也按上了据点,肥城至平阴城公路两侧挖了封锁沟,按上了碉堡。敌人天天清剿扫荡,屠杀抗日军人、干部,迫害抗日家属群众,有的用洋狗咬死,有的把人杀害了,把人头挂在村头树上示众。乡镇政府完全白化,伪镇长、保长经常带领日伪军到抗日家属和群众家捕人,甘特汉奸便衣时时出现在街头巷尾。

王振忠面对敌人的暴行,时局的恶化,和一切革命者一样,没有被吓倒,进行抗日活动的意志更坚定了。从1910年到1943年2月,他和两个哥哥王振鲁、王绪斋在屯头镇当铺完小上学,密秘进行抗日活动。

他的大哥王振毅,于1937年参加抗战工作,先任抗日区长,后任肥城县委敌工部部长。他的家离日伪据点不足一公里,但大哥经常领着当时抗日县政府的吴力践、徐麟村等一些领导人晚上来家活动。家里只要一来人,他就和家人一齐活动:一是放哨,二是传递情报。有一次他赴潘庄送情报,一出村被敌人发现追去,因为是晚上,他顺着金线河沟跑了一段,巧妙地伏在土坑里,躲过了敌人,胜利完成了任务。当时县政府领导,拍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说:“你真是个抗日的小英雄!”

敌人为破坏抗日活动,逮捕抗日人员。设在屯头镇内的几个狗特务,都是本材人。他们象狗一样,天天围绕着抗战人员的家宅活动,对抗日的同志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自己侦察准确了,便向肥城县府领导作报告,抗日县政府把他们抓起来镇压了。这件事对屯头镇的汉奸,具有震慑性的作用,对抗日活动影响是很大的。他上学的当铺完小,虽然是日伪区政府办的,但教师都是爱国者,又加王振忠等一伙同学抵制,日语课始终未上。日本规定的语文、修身等“大东亚共荣”汉奸文化也没上,换上的是《木兰词》、《古文观止》,岳飞和文徵明的《满江红》、《史可法守杨州》等课目。

肥城县抗日政府领导安排他在学校中串连一部分同学在课余时间进行密秘抗日宣传,进行反法西斯形势教育。如“苏德战场”、“百团大战”、“日本袭击珍珠港”等,鼓舞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些新闻,很快通过学生的口传向社会。

他在大哥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10多个同学参加的读书会,读革命书籍,进行革命理论的学习。书是他从抗日领导同志手中借到的,由他一人一人单线传递,还规定不许外传的纪律。阅读的有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三风》,还有解放区《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等。当时对培养抗日干部、鼓励同学参加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当铺学校参加读书会的同学有桑毅修、曲子玉、王振鲁等十二三人。他们受到革命教育,先后逃出日寇铁蹄的统治,陆续奔赴解放区,走向抗日战场。

屯头镇当铺完小,虽然在日伪占领下,由于不少同学是抗日干部子弟,又加上王振忠为首的一伙进步同学进行抗日活动,抗日空气极其浓烈,活动一直不断,所以有“小延安”之称。

走向革命战场

1943年3月,是王振忠家遭大难的一年。这一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也是敌人垂死挣扎,拼命报复的一年。肥城县内的敌人变本加厉,他们一面组织日伪军疯狂向解放区扫荡,杀人放火,实行三光政策;一面在日伪统治区加紧伪化,强化治安,逮捕屠杀抗战家属,他家就是其中一家。

1943年2月下旬,肥城县演马庄和屯头镇据点的日伪军200多人突然将振忠的家团团围住,将其伯父、伯母、父母、姐妹等20多口人逮捕,关押到演马庄据点内。敌人这次同时逮捕的抗日家属共有200多人。肥城抗日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派他的大哥王振毅率领县大队,逮捕了伪军头子家属20多户。后经屯头镇的开明绅士喻代恒等人从中周旋,双方谈判打成协议,决定两方各自释放其家属。敌人却背信弃义,对他一家只放出其伯父王清东一人,其他人一直关押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军解放演马庄据点时,才救出来。

1943年4月,党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他和哥哥王振鲁、王绪斋弟兄三人一起被送往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上学。他在抗日第四中学四年多时间,是他一生学习和革命斗争实践最长的一段。他认真地学文化,学习政治理论政策和军事。同时长期的配合军事和政治斗争,在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开辟新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1943年至1945年麦、秋假时,他在肥城二区、三区和东阿县牛角、铜城区等地方协助政府搞夏征和秋征工作。1945年参加阳谷战投,打平阴攻聊城,做敌前宣传和新区宣传工作。他都是小组长,带队的。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时期经受最大的痛苦就是和亲人离别。

1943年2月被日伪剿家离开父母等家人时,他才14岁。这天下午他正在本镇学校上学,当同学悄悄地告诉他家中被剿时,他愣了一会,不顾一切地跑回家去。当他跑过屯头南门距家还有100多米时,他看清楚了,一个日寇队长指挥着一部分枪上上着刺刀的日伪军,如狼似虎的在他家出出进进,他伯父、父亲被日伪军用绳子倒手绑着,十几个日伪军端着枪如临大敌,同时也把伯母、母亲、嫂嫂、妹妹赶上囚车……

伯父、父亲的胸膛和脖子上正流着血,但仍昂着头,似乎告诉孩子们、乡亲们不要怕,要团结起来斗争。

这时,王振忠怒气冲天,脑子完全炸了,他要冲过去和敌人拼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邻家二牛叔两只粗大的手把他紧紧地抱住了,强拉到自己家藏了起来。只到晚上,王二牛叔告诉他:“全家人被抓到演马庄据点里去了,只有你两个哥哥、嫂嫂因没在家,没抓去。你的家门被封,还有便衣汉奸在周围走动。家是不能去了,只有去找你大哥想法报仇。”他听了,两手抱着二牛叔大哭起来。

从此,他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走向抗日的战场,不过他无论走到何处,只要一想到故乡,一想到在日伪据点内受苦的亲人,一谈到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无一次不是怒气冲天,热泪盈眶。

他望着故乡的方向沉思,默默地念道亲人。正如古诗所云:“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这时,任何的艳花笑语,战友的团聚,都会引起他的思乡之情,精神上无限地痛苦。

他对敌人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所以在对敌斗争中,都能机智勇敢地圆满完成任务。1945年6月麦假中,他从抗日四中学回到肥城县二区搞麦征工作。他和区抗联副主任张力峙、曲子玉同学三人一组,负责二区敌占区和接敌区的20多个村的麦征工作。当时除城里还被敌人盘踞外,其他碉堡全部被打掉。白天小股敌人虽然在二区北部抢掠,大股敌人才敢到二区南部山区扫荡,但到晚上,敌人就不敢轻易出来了。所以,到晚上便成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时间。这里的村保甲政权是敌人建立的伪组织,由于敌我力量的变化,它们绝大多数变成了两面政权,一面公开为敌人服务,一面暗地里和我们联系,交公粮,有的还在敌人出动时给我们送情报。但是他们三人工作组在这里征公粮、进行抗日活动还是非常危险的,随时有遭敌人袭击的可能,区上给他们配备了武器,随时准备战斗。

他们这次麦征工作分两片召开伪村长、伪保长会。一个在伊家沟小学教室内开的,有十几个村的村长、保长等20多个人参加。这天天很黑,没有月色,会场中间放一盏豆油灯。张力峙、曲子玉同志带着枪在大门口检查进来的每一个人,并在暗处负责会场警卫,王振忠负责讲话。他由于事前有所准备,就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抗日战争形势,讲到交抗日公粮,合理负担政策,最后反复号召伪村长和伪保长说:“希特勒已完蛋,日本鬼子也是兔子尾巴不长了。要把公粮按时送到仪阳庄解放区,为抗日多出力。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当时他虽才16岁,但是1.9米的个子,一手卡腰,一手挥舞着,高亢宏亮的声音,讲得激昂慷慨,腰下盒子枪上的红绸子随风飘舞着,俨然象一个有极强鼓动力的演说家。虽然面临被敌人袭击的危险,但他勇敢地站在会场中央,一丝不恐惧,讲得非常自然,宣传了形势,教育了长期为敌人服务的伪村、保长,顺利地完成了小麦征收任务。

194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在石坞村又一次召开村长、保长会,参加会的有伪村长、保长共二十八九人。这次会议是他和曲子玉负责会场警卫,张力峙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城南关的伪保长假借解手之便,悄悄地想从院墙豁口溜走,被他机警地抓住,会后把他带到抗日区公所驻地黄柏山,对他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当晚放他回去。这个伪保长经过教育表现很好,不但提前送交500公斤公粮,有两次城内敌人出动抢粮,他还事前送出情报,避免了大的损失。

1945年7月下旬,他同王振鲁、曲子玉、王绪斋、徐松林等20多位同学由县大队一个班护送,从当时县政府住地肥城三区牛家庄赴黄河西东阿县北部解放区冀鲁豫边区抗日四中上学,中间有两条敌人封锁线:一条是肥城老城至东平县公路,公路边有王瓜店、屯头、演马、东平老城等20多个大据点;一条是肥城老城、大封、石横等据点。从老城至石横有一条50米宽,8米多深的封锁沟,大的路口有碉堡,内住有伪军。

他们吃过午饭,从县政府驻地起身,决定当晚突破封锁线。不巧,天下起小雨,他们只好冒雨行军。他们每人带两个手榴弹和一个小包袱,内包几件单衣、一床被单,几本书和一个学习本子外,别无他物。这是县府领导动员的,把棉衣寄存到房东家,轻装过封锁线。因道路泥泞,行走很艰难。当从老僧台到黄庄时,天黑下来,只好摸着走。曲子玉、朱因久有几次从山崖滑到山沟里,是他摸着下去,把同学拉上来,并不时地小声喊:“勇敢呀!前进!跟上!别掉队!”当走到东里村大街上,路过长着一株老槐树的大门口,他站住了,向院内张望,这家就是他外祖母家。他从小失去亲生母亲,好多年住在舅父家,是表姐照顾长大的。他多么想进去看看,但不能啊!还在敌人眼皮底下,他考虑片刻,摸掉眼泪,又迅速前进。

出东里村到玉皇皋公路时,他和部队一起上公路侦察,其他人停下来待讯号。突然,山上碉堡里射出一阵枪声,后面的同学认为敌人发现了,便从公路向后退了100米,伏到高梁地里。他伏在公路边沟内,一动不动地观察动静。经很长时间察听,摸清了敌情,敌人是因虚惊打的枪,并没发现什么。他及时发出讯号,大家安全通过了第一道敌人封锁线。

到达大封庄西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已是午夜三点多钟,从车庙村找了一个老大爷作向导。这次还是他和部队的同志先侦察,没发现敌情,部队就伏在公路两侧掩护,他又返回领着大家翻过封锁沟。不料,刚要过公路时,被据点巡逻队发现,敌人乱打一阵枪,他们飞速向北跑去,摆脱了敌人。不过,他的一只鞋掉进了封锁沟内,走路一跛一歪的,脚上磨了不少泡,但他还是一声不吭的走在前面。他们经过艰苦努力,冒着大雨,行军l4小时,跨过两道封锁线,在黎明前到达了根据地——陶山前涧北村。天亮后,一看他一只脚磨得全是血泡,一只脚全叫石头扎烂了。他没叫一声苦,用破布将脚包上,早饭后又翻山入平阴地,过黄河,奔向冀鲁豫第四中学。一路上,他忍着巨大痛苦走路,大家帮他拿行李,他皆拒绝,总是笑着说:“我比你们棒,革命吗,就得吃苦。”

王振忠视金钱如粪土,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革命利益放到第一位。1945年12月初第一次打聊城,从冀鲁豫四中抽掉15个同学,赴前线做宣传和维持治安工作,由赵长文指导员带队,共分三个组。他任第一组组长。当晚7时许接到命令,有刘姬老师编写《解放东昌府》歌曲,用陕北小调唱,大意是:“鲁西古城东昌很有名,大运河北平通往南京城……一九三七年日寇占聊城……”王振忠打拍子领着唱,大约晚10点从四中学所在地——东阿县西部秦老庄出发。秦老庄至聊城约20多公里,午夜3时到达聊城东关时,东关已解放,正在打扫战场,压送俘虏,搜索残敌。

王振忠领的工作组,每人从伪军手中交获一支日本大盖枪,每人左臂上带一红色“纠察队”袖标,帮助部队打扫战场,维持秩序。当他们走到一个伪军大队部门口时,突然从院内走出一位20多岁的少妇,虽然天还不亮,但还能看得清,她用手巾包着头,但烫发还露着一部分,脸用锅灰抹过,和白白细腻的脖子极不相衬,最显眼的是她穿着一个女人破棉袄,凸着肚子,用两手抱着,缓慢地向门外走,大家认为是孕妇盘问几句便把她放走。他警惕性特别高,他发现这位孕妇行迹可疑,为什么她两只手用力抱着肚子老是不放,他用枪指着命令她把手放下,快走!那少妇一惊,哗啦从身上掉下一个包袱。经审问,她原是聊城汉奸大队长的三姨太,她把搜刮人民的财产——银元、元宝、金银首饰、玉器等约八九公斤,包在包袱中,想装孕妇混出去逃走。他把这些东西和这个女人按照人民军的“一切交获要归公”的规定,交纵队司令部。当时纵队首长表扬了他和他的工作组,并给他的小组记功表彰。

与妻生死离别

1947年2月,他参加了冀鲁豫边区党组织的武装工作队,向泰安县南部、宁阳北部,汶河两岸新区进军,进行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从抗日四中学调40多个年龄较大、政治观念较强的同学参加,他任组长。他们在这些地区完成了土改、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后,于5月中旬调回学校。王振忠又参加了第二野战军“南下干部工作团”,于1947年7月2日在山东省东阿县位山渡口过黄河南下,进入大别山区。

他在南下前,于5月初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肥城县屯头镇,见到了父母、伯父母、嫂子等,还见到美丽贤惠的爱妻,下旬他和冀鲁豫四中学告别,和朝夕相处的校长、老师、同学告别,到河北省大名府第二野战军南下干部工作团集合。7月2日晚,在现在的山东省东阿县位山渡口和他的老同学曲子玉离别,过河随军南下。谁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是今生今世最后的一次见面。

5月初,他回家时,正是1947年各解放区贯彻党中央“五一”指示,进行全面土地改革时期,当时县内执行左的政策,错斗了自己的家属,侵犯中农利益,家中人怨气很大。这个家为了抗战,全家40多口人坐了两年零六个月的监狱,几乎全家被杀,二嫂因被敌人吓病而死,在经济上遭受极大的破坏,180亩地几乎全部卖掉,家中财产除自助革命以外被日伪抢夺一空。解放了,这次又被土改,家中人真想不通。面对这些情况,他坚信党的主张,以共产党员的立场观点,耐心和家人解释。不管父母、伯父母的如何怒骂,家人的怎样疑问,他总是说:“这些错误党一定会纠正,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的,她的土改政策是对的,我们一定坚信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他在家住了短短三天,向家人邻人宣传了三天党的主张。他向弟弟妹妹反复讲解共产党、毛主席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强大的,要一定跟着共产党走,鼓励他们长大了要参加革命。

他和爱人阴玉珍的团聚是短暂的,但爱情是纯真的,是深厚的,为了革命使一好对夫妻夭折了。1946年2月春节,他和玉珍结婚,在家住十五天,为了革命工作便很快离开;第二次夫妻团聚,相隔一年多时间后,是1947年5月上旬,王振忠回校路过家乡,在家住三天,为了革命战争匆匆离开,他每次回家总是匆匆离去。当家人和玉珍同学挽留他多住几天时,他总是说:“革命工作忙,革命需要一身许国,不能顾家……”谁能想到,这次她们夫妻的离别,是永远的离别。

王振忠和玉珍结婚,虽处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有父母之命,媒婆之言,但俩人从小相爱,青梅竹马,他俩小时是同学,互相爱慕,振忠在当铺完小上学时,学校和玉珍家是邻居,经常见面,互相问候。玉珍16岁时已是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振忠十五岁时已是长得眉青目秀、身高一米七的漂亮小伙子。他们二人相爱为家人知道后,双方父母主动让媒人成全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结合,是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时期产生的一对典型新夫妻,但是双方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牺牲了爱情。

王振忠烈士的一生正如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热血洒江南

王振忠牺牲的消息,最早是在1949年初桑毅修从中原解放区向家来信得知的,信中告诉家人:振忠牺牲了,情况也不详细。不久由黄梅县政府寄来了烈属证。1949年秋末,湖北、安徽两省解放后,王清东(烈士的伯父)怀着极大的悲痛,到湖北、安微省找一同与他南下的同学,还在部队上找到和他一起作战过的通讯员小张,由小张同志领着到现在的安徽省金寨县城南毕家弯村亲自看了烈土战斗和牺牲的具体地点。

1947年秋,安徽省金寨县为南下部队解放后,王振忠担任了金寨区副区长,后担任区长兼区队长。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善于指挥小部队作战,深得战士和同志们拥护。他当区长后,和国民党还乡团及当地土匪打过多次仗,消灭了不少敌人,交获了不少武器。他牺牲前,区中队从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有两挺轻机枪,战斗力相当强,有一次战斗,他领导的区中队打败200多人的还乡团队伍。王振忠领导的区中队,几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和嘉奖。

1948年2月的一个夜里,国民党一万多人包围了县政府和县大队的驻地金寨村,敌我力量悬殊,战斗相当激烈,形势极其严峻,县领导组织了几次突围,均遇到敌人拼命阻击,没有冲出重围。正在危机关头,他领导的区中队临危不惧,从五六公里外赶到,在敌人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从金塞西南部冲进城内,冲开了敌人的包围,使县府人员和县大队冲出重围,安全转移。

战斗中,身边机枪手牺牲了,他端起机枪阻击敌人,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最后他的腿被敌人打断,他趴在地上,两手按着机枪,射出仇恨的子弹,区队同志抬他撤退时,他拒绝了,他高喊:“同志们,打呀!要用我们的血肉,保护县委、县府的安全!”最后从振忠背后,冲出一伙敌人,声嘶力竭的喊:“缴枪不杀,捉活的!”向他扑来。这时,王振忠人民忠诚的儿子,怀着对敌人无限的恨、对祖国人民无限的爱,毅然拉响了刚准备好的手榴弹组,和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后人泪沾巾。王振忠虽然牺牲60多年,但他为祖国解放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回荡在祖国的大地上,鼓舞着人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勇敢地去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

4 文昌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振忠,男,汉族,1955年12月出生,文昌文城人,函授大专学历,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文昌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历任主要职务:文昌市公安局会文派出所所长、会文镇党委副书记,文昌市公安局内保警卫股股长(副科级),文昌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

拟任文昌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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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20 14: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