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人物简介 人物回忆 人物事迹)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师

湖北广水一中数学高级教师

原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

人物简介

王道金（1915.5~），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东富村人。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陕北红军大学学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参加过中央苏区二至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七一八团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警卫八团一营副政治教导员，警卫一团直属部队政治协理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军二十二旅卫生处、热河骑兵团政治委员，独立一师、一四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南军大、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赴朝慰问团秘书长，一四四师干部部部长、师党委常委，解放军第四十一政治文化干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贵州省铜仁专区第一副专员、铜仁地委常委，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休后， 20余年如一日为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被誉为“永不退休的革命人！”

人物回忆

“我还记得红军长征到达遵义的时候，整个遵义城只有国民党的师司令部有一台柴油发电机，一到晚上全城都黑漆漆的，老百姓晚上看戏，戏台上只能用蜡烛或者汽灯照明。”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94岁的老人连老花镜都不用戴，“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亲眼看着遵义在党的领导下，建国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0年，15岁的王道金在江西兴国参加了红军，“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军队好，是帮着老百姓的，铺路搭桥，挑水插秧都抢着帮老百姓干。”老人回忆说。

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作为红三军团十一团的警卫连长，王道金曾和战友们一起为遵义会议站岗放哨， “:那时候天寒地冻，红军却几乎没有住过老百姓的房子，就在各个村庄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秸一铺就睡了。” 回忆这段历史，王道金老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这些党史上已经讲的很多了，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又会多牺牲多少战友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归国之后，1958年，响应中央关于部队支援地方建设的号召，王道金从部队转业，选择了当时还很贫穷的贵州铜仁作为自己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起点。“在长征中，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特别是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使我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所以要求到贵州工作。从1958年9月开始到1983年，我在贵州省铜仁地区行署和遵义市工作，见证了这两个地方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各民族和睦团结。仡佬族家的人有困难，汉族兄弟会主动帮忙；汉族有困难，苗族兄弟也会热情相助。”

人物事迹

1983年，65岁的王道金离休了，但此后的二十多年，在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的各个中小学校，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位老人亲切地给孩子们讲着红军的故事，告诉他们遵义会议是怎么一回事。“党和国家对老干部的生活照顾的太好了，咱总得干点啥，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们能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遵义会议的精神能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2008年6月14日，在遵义会议会址，王道金老人接过“祥云”火炬，举起了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遵义的第一棒。“之前一个多月，我就找了根和火炬差不多粗细长短的棍子，每天举着走几次，毕竟老了，得练习练习。能当上火炬手，高兴，骄傲啊！”老人爽朗地笑起来，“北京举办奥运会，说明咱国家的发展被世界认可了。亲历长征，又参加了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两件事。”

我问老人，建国60年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王道金老人认真地回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遵义的今天。过去人家一提起贵州，总是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可是你们看，遵义现在光高速公路就有好几条，也马上就要有自己的飞机场了，遵义面貌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我相信，祖国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在著名的“红区”遵义，我们见到了92岁的老红军王道金，他是为数甚少的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而又至今健在的人。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娄山关大捷、翻雪山、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开发建设、改革开放……当地人说，这样的老人是 “国宝”。

王道金家中，有两个不起眼的小玻璃瓶，老人却已珍藏多年，里面装着长征出发地——于都的沙和水，瓶身上的“于都长征出发地”红纸条，已经随着岁月的变迁，褪成了浅粉色。但长征的记忆、长征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老人的血液，在他心中日久弥新，成为他一生坚定的行动准则和指引。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红小鬼”

1915年，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那年，他揣着母亲给他缝的一双布鞋，参加了红军。从此，部队就是他的家，战场就是他的大学校。王道金在革命战争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刚参加红军时，战斗中虽然只是护送伤员，也觉得光荣，想到自己哪天要放枪杀敌，那才痛快。”王道金说，第一次“放枪”打敌人，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一见敌人，他就开枪，“打没打到敌人，自己也说不清楚，20发子弹，一下就打没了，要是再遇到敌人就麻烦了”。可见，当个好军人，光靠勇气和思想觉悟还不够，还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五次反围剿，王道金身经二十余战，两负枪伤。四年的军旅生涯，19岁的王道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共产党是穷人的党，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劳苦大众要想过好日子，只有跟党走，跟红军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向西转移，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的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一个小排长。作为湘江战役的先头部队，回想起那段历史，王道金至今凄然：“湘江战役之惨烈，常人难以想像，它是长征中最残酷的一战。”5天激战，8万多人只剩下3万，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三军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王道金所在连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红军最终突破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封锁线，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提起长征，大家都会联想到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王道金说，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口号，胜利在脚下，走路出胜利。“过雪山时，当地老百姓把雪山说得很神秘很可怕，说这是一座神山，连飞鸟都过不去，别说是人了。我们红军战士穿着单衣，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但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上山了。山风卷着雪花，刮在脸上象刀割，穿着单衣的我们都被冻僵了，很多战士们就找地方坐，我就赶紧叫他们，‘不要坐，坐下就起不来了！’看见有战友牺牲时，大家心里都很悲痛。”王老说。

大家就凭着一股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支撑到了胜利到来的那一天。长征胜利结束后，组织上把王道金送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从简单的“走路走出胜利”到怎样运用战略战术取得胜利、怎样训练士兵，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道金调入一二0师，任连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抗日游击战和留守警卫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又作为师供给部政委参加了隆化战斗，在那场战斗中，涌现出了以董存瑞为代表的英雄集体，王道金也因为后勤保障上的成绩，荣立大功一次。

情系长征故地的“拓荒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道金还会经常回想起长征中的人和事，那种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挑战自然极限的勇气与智慧，时常激励着他。1958年，中央号召部队支援地方建设，有的人想去上海，有的人想留广东，有的人想去福建。王道金也和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在长征中，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那个地方太穷了。在农村，大姑娘都没裤子穿。领导说，那你就到贵州去吧。王道金当即表态，我愿意去，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就这样，王道金被分配到了贵州最艰苦的地区——铜仁。

王道金在贵州铜仁任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在这里一干13年。采访中，老人多次回忆起任内主持修建铜仁机场和湘黔铁路铜仁段的事。这两件对改变铜仁落后面貌起了关键作用的工程，至今还是铜仁地区干部群众们津津乐道的“政绩”。

三年困难时期，王道金在松桃县蹲点，当时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禽喂养限制很严，王道金也知道这个政策，但他认为老百姓连饭也没有吃，还怎么管？所以，对上面的政策，他采取不宣传、不提倡、不干涉的态度，默许了农民保留自留地、养鸡鸭的现象。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如实说明原因、反映情况，省里领导没有说什么。在那样困难的时期里，松桃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而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王道金冒了多大的风险，我们不得而知。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在闪光。

永远跟党走的老党员

1971年，王道金从铜仁地区来到了遵义工作，直到1983年他从遵义地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他把最后12年的工作时光都献给这座让他魂牵梦绕城市。

离休了，王道金最为挂念的是如何把长征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退休后的他，一天也没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中小学的礼堂与教堂，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要让后人记住长征，记住长征精神。

“我要永远跟党走。”在王老眼里，就是职务退休了，党员是在职的，不能退休，思想也不能退休。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遵义市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的足迹，以2004年台历为例，4月份的台历，有14天都在工作着，7月份的台历，有19天都在工作，来他家的有各级党政干部、有单位职工、但更多的还是孩子们。和孩子们在一起，老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还给小学生题词：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人民，关心献给他人。

这就是王道金的故事，一位把自己前途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长征老战士的经历，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老共产党员的经历。一位历尽风雨，而淡泊从容的老人。

1月10日,遵义街头飘扬着纷飞的雪花。当日下午,记者在未来得及与老红军王道金事先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贸然敲响了王老的家门。

王老的家中陈设非常简陋,客厅里唯一的亮点是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年轻时的画像,同时还挂着几幅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王道金的照片。两年前,遵义市的领导曾经提出给王老换换房子,结果被他谢绝了。他说,这里方便,住惯了,挺好的。王道金的老伴王金霞是1946年入伍的,同年与王道金结婚。王金霞老人告诉记者:最近来采访王老的记者特别多,全家人都非常积极地配合王老接受采访。

1915年5月,王道金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福后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王道金上到小学二年级,因家贫便辍学了,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1930年8月,王道金参加了红军,那年他16岁。离家的那天上午,他的母亲把一双布鞋穿到他脚上,一双递到他手上,千叮万嘱,说去当红军,要听长官的话,好好干,不要想家,当红军要行千里路,穿上母亲的鞋,保儿一路平安。王道金的父母送了他四五里路,才挥泪告别,令王道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离别,竟是与父母永诀。直到1953年,王道金夫妇才有机会去看望父母的坟。

王道金参加红军不久,便参加了保卫苏区的五次围剿,之后是参加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曾经3次负伤。红军到达遵义时,王道金已经是红三军团十一团警卫连连长,连队驻扎在南白镇的一个山头上,任务是监视贵阳、金沙方向的来犯之敌,保卫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

“当时的贵州很贫穷,部队许多战士都对‘干人’的处境很同情。”王老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当年的遵义城虽说是红军长征途中从江西出发以后经过的最大城市,但其城区面积可能不足现在的二十分之一;人口也只有2万多,不足现在的四十分之一。”

王老回忆说,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期间,遵义的天气虽然也很寒冷,但群众的热情很高。关于遵义会议召开并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消息,他是在后来的战斗中才逐渐知道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道金老人是我省目前唯一仍然健在的、且完整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老红军。

1983年12月,王道金从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了,离休后的王道金,一天也没有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中小学的礼堂等场所是他经常出现的地方。他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讲述着光荣传统,他要让后人记住:遵义会议永放光芒!

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师

王道金，芜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开放病区主任，芜湖市心理学会理事，司法鉴定执业鉴定人，芜湖市政协委员。一九九一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曾进修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擅长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碍的药物及心理治疗，以心脏、胃肠不适或慢性疼痛为主要表现，长期反复检查未发现器质异常的一类神经症的治疗。曾参加过“下岗职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饥荒与精神分裂症关系的遗传学研究”，主持《Symptom of trauma scale》的汉化工作，在《国外医学》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湖北广水一中数学高级教师

王道金 （1971.2-） 男， 1994 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理学学士，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华中师范大学数学教育硕士课程班学员。 1994 年到湖北广水一中任教高中数学至今，参加编写《顶级名校新视野——数学》，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3 篇，论文《教学生学会反思》获随州市论文评比一等奖， 2003 年获数学奥林匹克一级教练员称号，同年被评为广水市名教师， 2005 年获湖北省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二等奖， 2006 年被评定为随州市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