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而得名。 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隶属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如程瑶田、金榜、洪榜、汪绂等，然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因此，皖派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作为核心，由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历史

宗旨

研究内容

特点

举例

其他

历史

皖派开创于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序》中说：“自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不过，皖派的真正导尖源于是出生于徽州婺源的江永。江永少年时因受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多引自《周礼》的启迪，一生致力于《礼》经研究，被誉为“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与俦匹”。一时戴震、郑牧、汪肇隆、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等皖派学者结集在他的周围。然而，皖派的汉学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吴派的学术宗旨。如戴震三十五岁至扬州雅雨尝结识惠栋后声称经学研究在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这里戴震虽然夸大了文字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但他对汉经的认识与吴派一脉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吴派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

宗旨

皖派以研究汉经为宗旨，在强调汉代经学的家法师法的同时，并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汉以来经师研究语言文字的传统。如戴震在通读了《十三经注疏》后认为一字之义，必须贯通群经，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皖派与吴派也有明显的区别，皖派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韵方面。如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相配，指出阴阳均可对转，入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同时戴震又根据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出“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为十七部，被认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说文解字注》对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余字详细作注，阐明音训，改正讹误，创通条例，被誉为“一千七百年无此作矣”。皖派学者对汉儒训诂学的执著，同样体现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戴震明确表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运用小学训诂方法，重新研究经注，将程朱附会于经的注解，一一加以破除，恢复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这是皖派汉学与吴派汉学研究的共同特征。

研究内容

除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外，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是皖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戴震《考工记图》，便是以《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的“图与传注相表里”。又如程瑶田所撰《通艺录》其中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征记》、《释虫小记》等二十四种，对经书中的有关制度，舆地、名物等专题考辩，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征；为了方便理解寻找，常常绘以图画、表格，是研究经书名物制度极有价值的参考书。卢文弨是皖派中最精于古文献校勘的的学者，如他所校《荀子》，为清代咸丰、同光以前最善之本。《逸周书》则集王念孙以前各家之说为后来研究《逸周书》的学者必据之本。此外，《春秋繁露》、《颜氏家训》、《经典释文》、《吕氏春秋》、《墨子》等都经卢文弨手校而成善本。皖派学者的经学研究，虽偏重于音韵、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释方面，但对中国传统数学也进行了重点研究。戴震在四库馆工作期间，利用《永乐大典》对《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辑古算经》、《数术记遗》等十部古代数学名著进行了发掘、整理和复原，并且借此对儒家经籍《仪礼》及《大戴礼记》进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这种精神为后来的扬州学者所继承。

特点

皖派学者的汉学研究，与吴派学者一样重视经籍的注释工作，却更多地阐发个人的思想。戴震强调读经，强调语言文字的考证训访，强调领会经言的本义，把握古代圣贤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以及《与某书》、《答彭进士允初书》等都是援引经言，全面阐发他的哲学、伦理、政治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段玉裁评论戴学指出：“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确表示与专宗汉儒的“汉学”有所区别，“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笃。”(《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认为这种“专守一师以精其业”都是偏曲之论，不足语学。又如程瑶田的《论学小记》、《格物慎独说》、《述敬》、《述静》、《述义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恶论》也都是阐发人性论思想的。

举例

章太炎通过对吴派、皖派学术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吴派“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吴派“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皆全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章太炎《九言书·清儒》)。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最后的经学大师，从宏观的角度粗略地区别了吴派、皖派经学研究“求古”与“求是”的相异学风，是可以成立的。

其他

然而倘能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吴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为基准。并且，从时序演变来看，吴派是由“求是：而变“求古”，皖派则是由“求古”而趋“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有鉴于宋儒说经的“凿空”，转而求之更为近古的汉代经注。它们向慕三代，遵循训访古字古义，传言古代文献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际求古求是学风的倾斜混融。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理解，吴、皖两派的纯汉学研究，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凸显出汉代经学传统在清代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