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生平

简介

锁明道（1906~1962年），祖籍陕西，出生于贵州威宁一个经学世家，幼年丧母，很小即赴云南昭通念经，时有一位陕甘经学名师任成都皇城清真寺教长，在成都设帐开学，声名远播。四方莘莘学子，无不心向往之。阿訇十四岁，便与昭通刘朝东等十人，慕名徒步奔成都，投于该阿訇门下学习伊斯兰经典。数年后，又与刘朝东和沙甸籍同学张有诚（字子仁）结伴离成都，转赴陕西学习。在翻越秦岭时，刘朝东病故，阿訇与张有诚将其安埋，随即一同辗转求学于陕西河州、青海西宁及甘肃等地，于甘肃著名经师果干阿訇马忠孝（甘肃果园马万福哈吉之高足）帐下穿衣。此后，张有诚返回云南，阿訇又只身投到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其间，曾亲受达浦生和哈德成、买俊三、马敬吾等大阿訇，以及伍特公（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弟子）等先生之辛勤教诲。

生平

阿訇生前，曾提起过他在上海求学时有云南同学马坚，后有马有连和林兴智，阿訇终其一生，对达浦生大阿訇和马坚先生最是钦佩，讲“卧尔兹”时也常讲到。他对两先生的经学学问及人品推崇之至，认为对国家、社会、民族之贡献，达浦生和马坚都堪称回族人民的典范。

由于诸多原因，从前的经学堂，往往只重伊斯兰经学的传承，即只教授伊斯兰经典，学生较少学习汉文化知识，故一般习经者，汉文水平不高，甚至不识汉字。自近代以来，为提高回回民族的汉文化素质，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些回族有识之士，奋而致力于改革、发展回族教育，振兴民族、宗教的宣传、鼓动。如在1906年前后，著名回族教育家北京王宽（浩然）阿訇出国朝觐，考察归来，便极力主张“世界大势非重教育，不足以图存”，主张在回族中普及汉文教育，提倡回族子弟兼学汉文，“经、汉两通”。于是，在全国兴起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改革运动，各回族地区经学堂均积极革新教学内容，开始了“中、阿兼授”的新型经堂教育。

阿訇顺应时代潮流，从成都求学起，即一边埋头苦习阿文及伊斯兰经典，一边孜孜不倦，兼学汉文化知识。尤其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学习，使其不仅在伊斯兰经学方面得到进一步深造，而且在汉学问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阿訇酷爱书法，在上海求学时，除潜心学习伊斯兰经典和汉文化知识外，还坚持不懈，临池习书。其阿文书法，龙蟠云绕，疏密有致；挥洒自如，飘逸清新。汉文书法，蝇头小字尤见功夫。

阿訇因学习的勤苦、踏实而深受诸师长、阿訇的赏识。学习结束时，在伊斯兰师范学校校长达浦生阿訇的推荐下，上海一清真寺曾聘请阿訇担任教长。但酷恋故土，加之阿訇少小离家，游学数千里，至此历时已整整二十载，年纪已二十有八，因思家心切，遂婉谢清真寺之聘，匆匆收拾行装，回到了阔别了二十年的家乡贵州威宁。

从上海归家时，阿訇曾想在家乡开办阿文大学，将自己所学经典知识，贡献于家乡父老。然当是时，腐败的统治者不顾老百姓死活，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到处抓兵派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加之，土匪猖獗，弄得鸡飞狗跳，惨不忍睹。本来就十分贫瘠的贵州威宁更加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哀鸿遍野。阿訇望而生寒，随即心灰意冷。完婚不久，即愤而再度只身离乡，欲前往麦加朝觐、游学。他从威宁到昆明、到安南（今越南）、至广州。据今尚健在的昭通马启恭阿訇回忆，阿訇生前曾跟他谈到，其到广州，正逢清末著名经学大师马联元之孙马玉龙阿訇（1896-1945年，字瑞图，经名欧斯曼，道号乐真子；时人又称之“三师兄”）在广州讲学，“当地各清真寺掌教阿訇均来受业”。玉龙阿訇之父马安康（1869—1955，字健之）阿訇早年也受业于陕甘门派，曾在马万福帐下学习伊斯兰教典。安康师台父子均受万福大师学说影响。余先父也出自陕甘学派，深得玉龙阿訇知遇礼待。且曾受玉龙阿訇之请，与之共同讲学。逾半年，阿訇又踏上漫漫旅途，足迹至香港、缅甸、新加坡、印度。至印度时，终因胃疾复发，不得不稍愈即拖着病体返归故里。歇息年余，方应聘为威宁一清真寺教长，之后，应宣威教民之聘到了宣威，继之，又应聘寻甸、嵩明，新中国成立后，被聘到昭通。

培养、造就传承伊斯兰教的经学人才，乃每个阿訇之神圣天职。阿訇早在求学归来时，就曾打算在贵州威宁开大学班讲学，未果。及至游学经广州，实现了讲学愿望，但因其朝觐心切，讲学仅半年余，复又踏上旅途。后来“坐寺”威宁、宣威、寻甸、嵩明时，方正式全身心投入，开办阿文学堂，培育经学弟子。阿訇在此期间的教学成就，相较而言，以任寻甸仁德清真大寺教长时最为显著。其在寻甸所办学堂，为“中阿并授”，即以教授阿文、波斯文及伊斯兰经典为主，兼授汉文。故也称“中阿学堂”。教育层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由小学而中学、大学，顺序攀升。当时除本地学子入学外，还有不少如通海、玉溪、大理等外地学生也远赴从学。最远如昭通的虎良伟阿訇，贵州威宁的刘正清、李兴政、锁银绍等阿訇，即系在此时阿訇教授的寻甸仁德清真寺阿文学堂大学班“穿衣”（毕业）。在此期间，小学、中学均毕业过多届学生，仅大学班就有三、四届学生相继“穿衣”，每届约十余人。这些“穿衣”的大学生，大多穿衣后即被聘为各地清真寺教长，有的志向更高远者，则又游学他方，继续深造。

阿訇执教经学堂，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爱生如子，悉心培育。对远道而来的外地学子，因其远离父母，更爱护有加，关心备至，曾亲为之寻找回族富裕人家，供给其生活及学习费用。如当时热心宗教事业的寻甸回族名人保如琪、保占兴、马梓才等诸先生，都曾资助过不少外地赴寻甸求学的哈里发（学生）。阿訇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学生，在学生的学习及品格修养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学生如有违反教规之言行或因懒惰而逃学，必予以严肃批评教育，促使其认识错误，并责令其认真改过。其教学名望日高，学生人数猛增，办学规模不断扩大。阿訇渊博的学识及严谨的教风，至今仍为他当年的门生如虎良伟、刘正清等阿訇所津津乐道，交口称颂。

阿訇不仅博学，且性耿直，为人忠厚、正派，品行端正，襟怀磊落、宽广。解放前，在云南伊斯兰教内，存在着新派（即“伊哈瓦尼”派，又称“新行”）与老派（即“格迪姆”派，又称“老行”）之争。老派遵循传统，而新派则主张“革除宗教活动中的一些繁文缛节”。就其实，“新、老教派都虔信真主（安拉），在遵循《古兰经》主要方面都有着一致性，只在对其中个别章节的认识、理解上，两派存在分歧”，并由此而产生教门规定上的一些细微不同，如念经不宴宾客（即所谓“念经不吃饭，吃饭不念经”）等。这本来是枝末之别，并非原则问题，但在当时，两派各执己见，纷争不止，宗派情绪严重，相互对立竟至“互不往来，互不通婚”。阿訇虽推行“新派”，但却一贯认为，发展伊斯兰教，乃新、老教阿訇之共同目标。两派阿訇都在为主宣教传道，不可相互贬毁、敌视。故对主张“老派”的阿訇，阿訇也历来十分尊重。不仅尊重，而且还与一些“老派”阿訇（如昭通马安贞阿訇等人）交往不断，友谊深厚。其胸怀、品行曾使不少“老派”阿訇深受感动。

作为清真寺教长，阿訇在任期间，以其博学而又谦和，以及清廉的人品和淳厚的爱民之德，深得教民的尊敬与爱戴。其在宣威、寻甸、嵩明等地，均口碑极佳，感人事迹颇多。如1946年在寻甸的求雨，就曾轰动一时，使得寻甸名播各地。为追怀、感念阿訇的学问及仁德品性，本人曾访问过他的一些弟子（当年参加求雨者），他们都还念念不忘余先父在寻甸的求雨。诸位阿訇所描述之求雨经过，若以今天的科学观去看，不免有些离奇，近乎神话，令人费解。但却是千真万确，并非臆想、杜撰。今寻甸县城一些年老的穆斯林也还记忆犹新。为给研究者提供一份真实的解放前寻甸回族的宗教风俗资料，此将诸阿訇所忆当年之求雨事迹，以及一些有关求雨的情况，如实述之。

1946年夏，寻甸坝子久旱无雨，赤日似火，到处池塘干涸，田地燥裂。回汉民众盼雨无望，翘首长叹，眼看芒种将至，仍未得雨，县长赵继和闻回族阿訇能求雨，亲率随从数人至清真寺，请阿訇开经祈祷，祈求真主雨泽寻甸万民，当即答应赵县长之请求。

这次求雨，云南《清真铎报》曾在头版头条作了新闻报道，全文如下：

“寻甸教胞虔诚斋戒祈雨，知感真主瞬时倾盆下降水深三尺，万民欢呼

（云南寻甸讯）本县入夏以来，天候亢阳，迄今芒种时终尚未得雨，人心惶惶，栽播无望，回汉同胞均各纷纷发起求雨大会。协会同人遂照祈雨总规，定为头三日（即旧历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悔罪施济，并上夜坟。中三日(即十四日至十六日)虔诚斋戒，并于每午时，邀集附近各寺教长敬诵天经全部及准备出郊之一切用物，后三日(即十七日至十九日)，举行出郊礼祷。届时由东门出发，旗亭石碗等一如经中规定，到达雨布村龙潭后，正开经祈祷时，忽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大众仍在大雨中举行如仪，后始从容整队原路而归。五百余人受三个钟头之雨淋，均各喜形于色，精神饱满，可谓水深三尺万民欢呼，一连三日，迄未间断，祈雨教民老幼均未感寒。

（参见《清真铎报》新二十六期，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此次求雨成功，还曾得到了县政府的嘉奖、表彰。县政府曾奖励给三百块大洋和三头黄牛，并发给一张奖状，以示表彰。阿訇当即将三百块大洋及三头黄牛全部交公给清真寺。后来黄牛作为清真寺“做节”食用，大洋则除留给经堂学生一点灯油费之外，其余全部用于“施散”贫穷的穆斯林。

解放前夕，先父应嵩明果马大营清真寺之聘而离开了寻甸，解放后，又应聘昭通。

不久，反右运动接踵而至，继之，左的错误愈来愈严重，清真寺被关闭，阿訇被下放监督劳动，连封斋、礼拜也受禁止。阿訇因其仍坚守斋拜而被视为顽固不化，斋月中，工作组曾派人驻进清真寺，对阿訇予以严密监视。于是，阿訇只好“把清斋”，全日空腹，白天还得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

阿訇本来就患有胃疾，经此折磨，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心境不佳，长期精神忧郁，终于1962年患胃癌归真，时年仅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