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信（1900～1963.7），男，麻阳锦和镇旋风寨人。中学毕业，家境所限，孙家信无法继续求学深造，遂返乡，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学生遍布湘黔山区，而且他的子孙后代也有不少人工作在教育界。此外还有同名教授孙家信。

孙家信

孙家信，男，1958年5月16日生 祖籍：山东商河县 户籍：上海市黄浦区 军人出身 文化程度：大学

1978年入伍后曾任：战士、班长、文书、通信站长、军级机关助理员、厂长、所长等公职，校官军衔。

1990年后从事酒店管理，先后任上海锦雪园宾馆总经理、上海日高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上海商盟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浙江南北湖山庄休闲村总经理、南京汤山君泉疗养中心总经理、浙江缙云仙都度假村总经理、浙江海盐新天地大酒店总经理、浙江乌镇黄金水岸大酒店总经理。

孙家信是酒店“亲情服务”模式的创新者，系统的总结了亲情服务理念：“把客人当亲人、视客人为家人”。

孙家信提出的“舞台效益观”得到了酒店行内的认可：“酒店是一个大舞台，我们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只有每位演员都进入角色，才能演好整台戏，只有演好整台戏，才能创造最高的上座率，才能卖出高票价，才能让每位演员得到高额收入。我们每位酒店员工，都要忘我的做好演员，只要你走进工作岗位，就要抛弃任何个人情绪，全身心的投入到职责中去。因为这时的你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你的一切表现将代表酒店的形象，哪怕是你的一点失误，有可能给整个带来巨大损失”。

相关同名的孙家信

生平简介

1924年2月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经陈佑魁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又由陈佑魁、夏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孙家信经中共湖南区委派遣，回到麻阳县城锦和，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麻阳党组织的创始人。11月，孙家信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发展了学生党员龚本清、聂志汉。12月，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中共麻阳特别支部”（所在地设锦和镇孙家弄孙家信屋内）化名“马西弼”（即“麻CP”的谐音），后改为“林太治”（“麻”去“广”为“林”，“太治”即“特支”的谐音），为了通讯联络上的方便曾使用过“龙采芹”（孙爱人之名）“龙彩琴”、“田兴顺”等代号。孙担任特别支部书记。

1925年初，特支活动由学校转向社会，结交了杨长治、田其斌、范诗杰、陈友益、黄海梵等一批进步青年，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同时孙还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到旋风寨、泥溪垅、两背、大路坳等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孙家信从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3月孙与龙宏杰、龙绪基、田进忠、陈友益等多人，奉令加入国民党并召开“中国国民党麻阳县第一次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麻阳县直属区党部。是夏，孙主持对特支进行第一次改选，补充了赵盛林、赵盛宣、李祖翼、龙绪基、田世忠、陈友益等特支委员。在孙家信领导下，先后组建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妇女解放协会；开展减租减息、废除屯田、办农民夜校等运动。到1926年，麻阳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

1926年10月，孙家信趁杨长治遇害一周年之机，领导农会发动万余农民进城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冲进县政府砸了大堂设施，缴了县警队40来支步枪。其时驻麻滇军陈镇岳团又赠送农会30多支旧步枪以示笼络，特支、农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了“麻阳县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是以孙家信为首的中共麻阳特支直接领导的麻阳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中共湖南区委根据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将孙家信调往长沙工作，途经沅陵恰逢“马日事变”，遭军警追捕，孙家信在船老板和水手的帮助下，逃到常德以卖水为生。后辗转与陈佑魁联系来到长沙，省委安排孙家信任湘南特委组织部长。不久又调常德任湘西特委组织部长。1928年4月，孙家信受省委、湘西特委的派遣回麻阳组织“讨竿暴动”，孙任讨竿军政委。7月，讨竿暴动失败，遭到竿军的残酷镇压，特支、讨竿指挥部领导人及党团员和革命骨干先后被通缉，或被抓，或被杀，或逃匿。1929年1月，孙家信与刘百川、张季斌、龙绪基、廖冬求（女）、张自成等部分负责人离开麻阳前往贵州锦屏。刘百川等人到达贵州台拱时遭地方武装袭击而牺牲。孙家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带着家眷在锦屏谋生，给福音堂一个德国女牧师教汉语。后经朋友介绍先后到锦屏小学、贵阳小学、天柱中学、黎平中学等学校教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孙家信来到芷江、洪江几所中学教书，1945年下半年在洪江省立十中教书时，因地下党活动时的身份暴露乃登报自首脱离共产党。解放后在黔阳县中、黔阳二中、黔阳一中任教。1963年7月于黔阳一中病故。

孙家信在土地革命时期

“马日事变”前，武汉正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湖南省正筹备召开省民会议。我父亲孙家信奉命调长沙，同时他在麻阳县当选为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也要赴省参加省民会议。

“马日事变”发生时（1927年5月），国共分家，国民党叛变革命，捕杀共产党员。我父亲和同志龙汉魁（龙宏杰）、战友黄九圭正乘一艘下常德的麻阳大船，船老板是张逢保。陈友益、范诗杰、黄海梵在另一艘船上，船老板是舒代有、许洪顺。他们同是去长沙参加省民会议，对正在发生的危险毫无知晓。就在沅陵，晚上船泊下关码头，反动派（驻防竿军陈渠珍部）举起灯火逐船搜捕他们。危急中，龙汉魁抹一把锅墨烟子在脸面，钻进船工的被窝睡在一起。他黑脸大麻子不像闹革命的知识分子，敌人误认他是船工，没被抓走。孙家信并不会泅水，但情急之下，也只有往水里逃。麻阳船工孙河清与孙家信是同宗，又是农民协会的，冒死援救。他放下一匹棹，让孙家信抱住，自己也跳下水。天黑暗得很，岸上放枪，不许船动。父亲伏在大棹上，欠一点就被水冲走。他箍紧大棹不敢松手，随浪滚翻，幸得水手孙河清帮助照应着。两人在沅江中抱棹漂流数十里，竟逃脱警戒线，努力上了岸，脱离险境。早春深夜，天气还很冷，江水更是寒彻，上岸脱下泡湿的衣裤，找根棍棒挑着，裸走夜路，这些水中经验他一生都不曾忘了。后两人挨着饿，步行走到常德。黄九圭也是往水里跳，未抱紧木棹，水力很大，一冲就脱了手，很快被湍流冲走，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就在瞬间消失了。后来，黄九圭的尸体被发现在河礁上。

我父亲在常德，极为困窘，一片白色恐怖，一时找不到组织关系。他和同伴挑水卖，找口饭吃，落个脚。因为个头高，他一次不小心顶翻茅棚，上面有老婆婆晒的一钵干饭摔得满地，惹来一场不依不饶的臭骂，不知赔多少好话。对方平息下来，他们才没被撵走，还是又让住下去。他修汽车路也在那时，因为常德公路正在加修，挑一方土可得一元，工头吃两角，实得八角。这样过了差不多一月，总算好，找到办法写信，跟陈佑魁通了消息。陈佑魁叫夫人龙淑拿出20块银元，托滕代远把钱送到孙家信手里，让他到了长沙。

陈佑魁赴衡阳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孙家信跟他去，化名曹达任湘南特委组织部长。父亲说他在衡阳，跑山头，送武器经费，自己也是随身带枪的人。解放后，父亲经常阅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书籍，一次异常高兴对我说：“这书中记的，贺龙部队，湘南特委派来两人，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我派去的两个共产党员，他们确实到了。这事，书也给写出来了。”听我兄长们说，关向应就是父亲派去贺龙军队的人。

1927年春上，麻阳驻扎的竿军不算多。《马日事变》未能使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当时，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姨夫，共产党员郭荣章夜里过河，进孙家弄我们家里，在炭盆烧农民协会的会员名册，名册很多，屋里烧得火红火红。“定定（郭荣章小名），你快点，特务来包围了！”门外两人放哨，小声而急切地催促。郭荣章用火钳拨弄火堆，燃烧充分，才从后园爬上树，抓住树条坠落，放手就跑，过河奔西晃山而去。

父亲不在麻阳期间，麻阳革命有很大发展。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总队长张祖恒当县长，还成立“麻阳县人民委员会”，设立“特别法庭”。镇竿军反攻麻阳，特支书记赵盛林和龙宪、龙绪基等麻阳特支成员带领农军上了西晃山，武装割据。西晃山方圆百五十余里，金顶直插云霄，为锦江与舞水的分水岭，北麻阳南芷江，两县犬齿交错，山峰险峻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我麻阳老家的姐姐们说，向西晃山转移的时候，声势浩大，男女老少，打着“哦嚯——”“上西晃山啰！”“上杨柳坡哦！”“上高山寨呀！”人们用箩筐装着碗，一担担往西晃山上挑。人多势众，枪杆在握，山上山下打土豪分了田地，建立根据地。隆冬，陆显海叛变，洞塘溪反水，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张祖恒、龙宪、赵盛宣被打死，特支书记赵盛林被打成重伤。陆显海裹挟农军大部分武装，投靠芷江军阀陈汉章，农民自卫军受到重创。但特别支部的党员，在乡村仍很活跃，上三区农会以及20多个乡农会，都有党员组织管理。老家孙家友等一些地主出租的许多亩稻田，就由农民协会作主分给农民。西晃山杨柳坡，把三户土豪1100多亩田土分给无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村政权在党的掌握中。

1927年秋冬，中共湘西特委组建，父亲调到常德化名曹达任特委组织部长，曾代理特委书记。当时住在金历丝湾，住过刘百川、张自成等人家里，后来得陈锦霞掩护组成家庭驻高山巷。他派共产党员、刻字工人刘百川、刘巨川兄弟（在常德入党麻阳人）去麻阳加强领导力量，按照“八七”会议精神，搞枪杆子搞政权，武装割据，分田分地。

1928年初春，父亲到长沙，参加岳麓山会议后，根据省委派遣，回麻阳，准备创建上湘西特委，打算在湘黔鄂川桂边境山区一带伺机开辟游击区。

他作为湘西特委的负责人到溆浦县，传达湘西特委指示：“积极筹备暴动，做到到处有暴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在溆浦的张笙阶家研究暴动时，他说：“没有枪，就用刀用铳，发动农民夺取敌人枪支，这就是暴动。”“暴动就是成绩！”这次会议决定了发动溆浦舒溶溪、油洋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

他安排刘巨川在芷江城开了刻字店，建立通讯联络站，负责联系湖南省委，联系麻阳、芷江县镇等地的党组织和农民自卫武装、农会割据政权。四月中旬，西晃山南麓——芷江县的金厂坪支部建立，刘巨川任支部书记，高山寨的郭达显任宣传委员，田其斌任组织委员。他们活动在西晃山南麓，收集情报、输送枪弹、组织民众，成为西晃山革命割据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讨竿暴动失败，由于田其斌禁不住酷刑叛变，支部的刘巨川、郭达显、李文化等人被驻扎在芷江军阀陈汉章捕捉，惨遭杀害。表哥郭昌俊告诉我，郭达显是他的亲爷爷，是共产党员郭荣升、郭荣章兄弟的父亲，他是被剥了皮，还没死，又浇上油点火烧，称“点天灯”，惨遭烧死。

父亲工作重点地区就在麻阳县。那时，“湘西王”陈渠珍（竿军统领）已派部下顾家齐旅进驻麻阳，对农民武装进行“围剿”，对农会政权进行“清乡”。父亲回麻阳直接就上了西晃山，先期到达的刘百川早已在西晃山。县委书记是滕英斋（滕嗣森），也在山上。

他在高山寨召集麻阳县委、农民自卫军领导人员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分析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任务、要求和办法。会议决定：扩大农军武装，准备讨竿暴动。一是分头策动和联合各个地方武装；二是设立五个交通联络站，收集敌人情报；三是指派交通联络员黄海生（黄晦安）打入敌“清乡委员会”，从内部获取军政情报。还安排女同志田湘、田蔚文接近敌人女眷，以刺探敌情。当时群众都传说孙家信从贵州带来了一千把人和枪。大家就在西晃山将计就计，红旗从一个山头飘展到另一个山头，大唱“军旗在望”的“空城计”，夜里还把标语贴了满城，虚张“实力强大”声势。闹得陈渠珍派驻的顾家齐部人心惶惶，不知道西晃山究竟有几多人几多枪，不敢上山“剿匪清乡”。就这样，西晃山作为根据地，山北山南争取到喘息的机会。

六月，黄海生（黄晦安）从报纸上获悉陈佑魁在长沙被杀害的消息，父亲他们非常悲痛。西晃山闹革命的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报仇雪恨。父亲在旋风寨老屋后禾梨湾有处土地庙很隐蔽，他当时就在这里主持召开麻阳县委党员扩大会议。刘百川和滕英斋，以及其他同志都主张搞大的动作，组织力量，痛击竿军，攻下县城。孙家信觉得条件虽然不成熟，但决不能伤害革命斗争的积极性，革命应该趁热打铁，力量不够就联合地方武装（地主护院兵丁）。这次会议决定，举行“讨竿暴动”，为陈佑魁烈士报仇，成立“麻阳县讨竿司令部”，司令部设址西晃山高山寨郭达显家。司令部发布了“讨竿总司令部宣言”，落款：司令刘百川，政委孙家信。司令部大印、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公章，都是刘百川亲手刻的。月底，在西晃山杨柳坡举行了“讨竿暴动誓师大会”，各方约定，七月中旬同一天同时暴动。

七月，对姚凤廷、李甫臣的策反工作完成，刘百川下达武装暴动命令。讨竿军总部直属的农军百余人枪，向大桥江乡公所发起进攻，与顾家齐旅的一个营交火激战。乡公所的乡兵龙班长事先经过策反，这时率班九人枪，参加战斗。敌强我弱，无法获胜，农军向西晃山撤退，其间龙班长被捕，后来遇害。南边负责攻打尧市的姚凤廷部，推迟三天，才向尧市乡公所发起攻击。他们击溃乡兵，火烧乡公所，但被陈渠珍部黄钺团的一个营击败。姚凤廷撤退到麻阳芷江边境米公山一带。参与暴动的地主武装李甫臣要求发钱。借口没有“草鞋钱”，他的队伍按兵不动，使有关部分暴动计划告吹。城里的黄海生等人组织的共青团的力量，等了几天不见动静，放弃了行动计划。

可以说，暴动预定目标最后全部落空。内线活动、革命领导人以及武装力量薄弱等问题暴露无遗。

八月，叛徒左执中{左自然、左唯也}等人跑到凤凰，供出革命队伍的所有情况。这以后，敌人反攻倒算，镇竿军、清乡会、挨户团等反动势力，联合对麻阳共产党人和革命武装斗争者进行搜捕，白色恐怖笼罩麻阳。

八月至九月下旬，黄海生、黄万亿、黄代兴、田湘、田蔚文等人被捕，押解到凤凰，关进监狱。遭到拘留、传讯、拷打的人数难以数计。黄海生等人被捕，在《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的《惩治共匪篇》中写道：“第十九独立师破获湘西共党重要机关捕要犯黄海生等男女五名搜出秘密文件其计划拟割据湘鄂赣粤边地为根据地实行四省总暴动”。第十九独立师担任区司令的就是湘西“土皇帝”陈渠珍。

九月底，麻阳讨竿军领导干部和县委的同志，在杨柳坡土地坳召集了最后一次碰头会。因敌人清乡手段残酷，频繁进村入户，反复搜捕查寻，基层群众逐渐不敢接纳父亲他们，革命活动难以开展，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不少党团骨干被迫背井离乡。面对残酷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力量，会议研究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秘密活动，以图再举。据我的亲友说，讨竿的红旗与黄铜印章是我爷爷收藏了。当时，我叔爷爷家的长工孙代毛（孙惠琪，班辈比我爷爷高一辈）看见，我的爷爷孙正宇带了锄头、旗帜印章，往禾梨湾去埋藏的。

讨竿暴动农民军和县委一班人马都解散了。滕英斋是在上海入党的，他赴上海寻找党组织，这以后失踪。我父亲和刘百川等骨干，经常变动藏身处，隐蔽在旋风寨、泥溪垄、曹家坪、高山寨等树木繁茂而且党团基础好的山村附近。我爷爷经常站在旋风寨山头，瞭望进山垄口出入动静，山寨周围是否有可疑情况，并反复叮嘱侄媳妇：“明玉啊，你莫露出口风，切莫让人知道他们藏在泥溪。”泥溪垄的党员早期修建了一条非常秘密的沟壕，从党员张季斌屋后通到党员周明星、周明和兄弟屋后，长达二、三百米，隐藏巴茅丛林里（现在还有部分遗迹）。在这条沟壕里躲藏和转移，不知内情，发现不了。有亲友们报信，有隐蔽的山林，敌人难以抓住我父亲他们。

麻阳清乡会的狗腿子，在县城孙家弄，爬上我家的房屋顶，张牙舞爪地叫嚣：“这就是湘西共匪孙家信的屋，要拆个精光！要瓦的来掀瓦，要木的来拆梁柱，替我把地下的条板岩都搬空！”孙家信家里的田产全部没收。敌人心毒手狠，抓不到我父亲孙家信，抓不到我伯父孙家仁（旋风寨的共产党员），就抓我爷爷孙正宇、叔爷爷孙正衡。他俩也被押解到凤凰，在敌人司令部关了一个月后，被关进监狱。孙正衡告贷亲友，东拼西凑，托保缴钱，才脱祸害。把我爷爷也抓走时，我大姐孙碧霞那年十二岁，也跟着奶奶走路去镇竿（凤凰县），给爷爷送牢饭。我父亲的第一个儿子小名“偶生”，才两三岁，时局混乱中托付给曹家坪外婆，照料不周，无法求医，泻肚屙痢病死。那时一人闹革命，家里三代人跟着遭罪。

面对拉网式清乡，父亲回来设立的几个交通联络站全部被敌人破坏，麻阳实在难以继续藏下去。11月，我父亲和刘百川、龙绪基、张季斌、廖冬求，还有从常德脱险归来的张自成，都到了洪江。洪江不是陈渠珍的辖区了。

洪江号称“小南京”，上湘西商品集散地，东西南北外来人多，你出我进流动性大，混迹其间的人，难以逐个清查，所以当国民党“电告洪江陈师长缉拿箸名共匪孙家信”，得到复报“未捕获”。但是，不能开展活动，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当时，湘西特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父亲在常德的联络站被捣毁，惨遭杀害的交通联络员就是刘百川的妻子。父亲与上级机关联络中断。他从敌方报纸的“剿匪”信息中分析，广西有党的活动，有李明瑞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刘百川听说，张元勋在贵州榕江，地接广西。张元勋，麻阳人，黔军李小炎部团长。是我父亲的同学和好友。父亲在西晃山时，张元勋来见过面，答应把队伍拉到麻阳，参加暴动。于是，大家在洪江议定：先去榕江投奔张元勋，有机会就翻越黔桂边界去广西。

父亲解放后对我说，那时有七八个人。出发后，开始是三两结队，分散前行。后来沿途常遇关防路卡严加盘查，他们只好昼伏夜行。到了新晃龙溪口。就一座桥，这头属于湖南的新晃，那一头属于贵州的玉屏。有人在桥这头犯了事，跑到桥那头，这头的人就不能抓了，反过来也是如此。他们停在玉屏那一头，宿于店名为“兴隆”的小铺子，相对来看比较安全。为了最后确定进贵州往广西方向移动，也为了让贵州的旅程得到伪装走得顺畅，父亲派张季斌、廖冬求回了一次麻阳。

张季斌、廖冬求回麻阳到旋风寨时，我爷爷已被释放了。他俩悄悄找到我爷爷。爷爷山上的三脚架草棚里，一边给他们烧糍粑，一边告诉他们各种情况。他俩根据情况，按照预定的一套行动方案，把我的大妈龙彩芹和小孩“何生”接走了。“何生”是父亲第二儿子，那时还差两三天才满周岁。龙彩芹离家前按苗族习俗，家里在神龛前敬香，求“家仙菩萨”（即孙家祖宗）保佑，出门在枫木树下烧纸钱祈祷，求“枫木娘娘”（即苗族先祖）保佑。她哭着把大女碧霞、小女碧云托付给年迈的爷爷，和家里亲人辞别。她无法想到，这一走就是十年，和老人是生离死别。

龙彩芹母子被接到玉屏，和孙家信等人在贵州会合。他们改换衣服行头，备了竹靠椅，让龙彩芹母子坐上，抬着走。他们假造公章文书，冒充护送有钱有势大户人家的女眷过境。果然不被怀疑，关防路卡不再严查，大白天也可以大摇大摆行路。此后，他们在锦屏作了停留，砍柴，磨豆腐，刻章子，卖米粉、米豆腐，以了解周边敌情和熟悉地理状况。刘百川在常德信过基督教，父亲和他在锦屏也就出入基督教的教堂，以舒保罗为教名掩护政治身分。大家在锦屏伪装的各种身份，都没有引起当地群众大的怀疑。他们把龙彩芹母子安顿在锦屏，作为联络点。龙彩芹有丰富的联络工作和与人周旋的经验，带着孩子也能够独立生存。

孙家信、刘百川等人再度出发。他们到了贵州台拱（台江），停下来。台江山窝里，有一股张元勋的游杂队伍在活动，头领是万德仲。孙家信、刘百川等人出来就是要搞军事力量。于是商量决定混进万德仲部，策划改造这支游杂武装，做了很多工作。父亲说，他下功夫和其中的师爷搞好了关系，经常帮做文书事务。刘百川、龙绪基他们摸清对象各自在交朋友进行活动，往队伍中灌输革命道理。

到了民国十八年年关（1929年2月），农历要过年，万德仲及部下要求攻打台拱县城。父亲说，刘百川个性比较急躁，也主张打，打下县城建立政权。父亲当时患有肺病（1963年因肺癌病逝），不能参战。师爷是清末秀才出身，遭受迫害被逼无奈才投奔山寨，从不拿枪打仗，是不肯参战的。他俩做伴，就留守山上，没去打县城。当时，万德仲有点实力，人枪数百，台拱的城防又不经打，一打，城门就打开了，一“喔哄”进了城。但是，短时间里这股武装并没有改造好，纪律不严，有的人匪性发作烧杀抢掠，引发当地民众憎恨，刮起了“地皮风”捉杀他们，地方民团武装趁势反攻，攻城人员被包围、捕获。刘百川等人在“围剿”中被捕。那些不受约束为非作歹引起祸端的万德仲部下，被抓后反过来诬陷，指控刘百川等外来人是“共匪”，“共匪”指挥发动打开台拱县城好过年，其他人是“上当受骗”。结果，刘百川、张自成、张季斌、廖冬求在台拱被杀。我父亲和龙绪基脱险。父亲叫龙绪基去找贺龙的部队，自己就在锦屏等，希望还有同志能脱险归来。龙绪基后来参加红二方面军，1933 年在贵州作战牺牲。解放后，我姑妈孙明珠得到由毛泽东主席签发，国务院颁发的烈士证书，确认了龙绪基的烈士身份。

孙家信在锦屏化名舒宏理，为谋生计，起初下乡赶场做生意，不久，钱用光了。他假托在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读过书，通过教堂主持余德晋介绍，给教会的德国女牧师教中文，自己也就学了德文。他还游动赶乡场，打草鞋卖，对没钱买又想买的，只记个帐，就让人穿走。有时，生意帐记在火柴盒上，还用英文。锦屏人王定一赶场发现他这怪人怪事，认为是落难文人流浪至此有隐情，心生同情，便与他攀谈结识。

王定一，贵州省著名共产党员，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贵阳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烈士。那时，王定一是锦屏县教育科长。早在大革命时期，王定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同志的课，已经具有革命思想。孙家信结识他，认定他可靠，逐步向他说清了自己的底细。他俩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战友，共同开展对国民党的斗争，成了生死之交。王定一介绍孙家信在教育科当了事务员。1930年8月至1933年2月，经校长王定一聘请，父亲为锦屏小学教员。在王定一全力帮助下，父亲生活有了保障，有了新的掩护身份。这期间，他和贺红梅相遇相知。贺红梅原是湖南省湘乡县横板桥地方的妇女主任，大革命失败被迫离开夫家，逃到锦屏，进福音堂替德国女牧师跑腿。两人好在一起，有了1933年出生的儿子，取名“复生”。

1933年3月，父亲和王定一到贵阳找共产党组织，展开活动。龙彩芹母子、贺红梅母子分别为家留在黔东南。父亲在贵阳化名舒舍予，结识了好友熊铁樵（熊余生解放后在贵州工学院任教），结交了些新朋友。他们把父亲介绍到贵阳光懿女子小学、湛华、达德等学校任教兼课，向学生宣传革命。他们在贵阳创办报刊《平民通讯社》，写文章抨击时弊，弘扬正义。父亲他们拟用一副对联——“王纲坠地，万恶滔天”，揭露贵州军阀王家烈和他老婆万氏夫妻巧取豪夺危害一方民怨鼎沸。贵阳有个知名人士黄君亮（解放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也教书，读了小报，又得知舒舍予是湖南人，称赞：“湖南人，好文章！”他请舒舍予帮他改作文。才几个月，父亲用的化名舒舍予，这名字被注意了，王家烈清查和抓捕他和他的一伙。因贵阳环境不适，王定一和熊铁樵就去四川成都，找到党的关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贵阳通过福音堂关系设法认识了王天敏，他是北伐名将王天培的胞弟，在老家天柱办有中学，正缺英语教员，发现父亲英语好，在湖南“教会学校”读出的，便聘请舒保罗到天柱县立中学教英语。父亲在天柱中学得知王定一、熊铁樵和组织有了联系，正要去成都，收到熊铁樵二姐熊艺瑛（后改名熊唯真，为王定一夫人）信件，得知王、熊在成都被捕。待他们出狱，父亲即约王、熊到天柱共事。后来，王定一、熊铁樵回了贵阳。其后，王定一、熊唯真跟黄齐生先生（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的舅舅）去云南草坝办学，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至1936年，由于很受学生欢迎，工作比较稳定，我父亲在贵州天柱教书三年，通过在福音堂的活动关系，得到两位思想进步的好朋友：龙宪昭、罗明辉。罗明辉是军人出身，我们长征军过贵州时他准备响应，后来红军不经天柱县。龙宪昭有个姐夫姓杨，王天培部当过营长，也联络了人要响应红军。红军北上抗日后，龙宪昭想找到党，特离开家庭到延安去了。父亲不知道，龙宪昭一到延安就向党汇报，自己在家乡天柱跟一位湖南逃到贵州的共产党人舒舍予（舒保罗）搞革命，舒说找到组织，党龄可以从1934年算起。龙宪昭很快入了党，但党龄不能从1934年算起，因为他说的情况无法查实，作为一个问题记下了。龙宪昭后在安徽新四军工作，司令员彭雪枫为他写委任状时替他改名为龙贤昭。罗明辉因在伪政府任教育科长，解放初被错杀。

父亲在天柱中学教书，当局要求教员是国民党员，所以要集体入国民党。他借口信基督教不崇拜偶像不能向孙中山的像行礼，故不方便加入。但学校还是把舒保罗报上去了。因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调查，父亲怕露出马脚就转移，请他的学生那个德国女牧师介绍，到了黎平中学任教。

1937年，父亲让龙彩芹和儿女何生、安娜留在天柱，带贺红梅和儿女复生、玛利在黎平教书一年。父亲本想和龙宪昭同去延安，女儿玛利太小，贺红梅哭着跪着求别走，不然，“她和女儿就去死”。父亲只叹气，放弃了。卢沟桥事件发生，他在课堂上、在学生中，揭露国民党打内战不抵抗，宣传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机。忽然晚上来一不相识人问长问短，第二天反动党部又喊去盘问，是否入了国民党，他说在天柱集体入了，党证在天柱，写信到天柱托同事弄到了一个党证，就这样过了关，但也不留他教书了。他知道黎平也不可久留，又错认为国共合作是个回家的机会，离家十年回去料想没有当初那样危险了，就决定回湖南。

抗日战争发生，1938年，逃亡贵州十年后，父亲拖儿抱女，把他的两位妻子先后带回到湖南家乡麻阳县的旋风寨。

孙家信教授孙家信，男，1958年5月16日生 祖籍：山东商河县 户籍：上海市黄浦区 军人出身 文化程度：大学

1978年入伍后曾任：战士、班长、文书、通信站长、军级机关助理员、厂长、所长等公职，校官军衔。

1990年后从事酒店管理，先后任上海锦雪园宾馆总经理、上海日高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上海商盟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浙江南北湖山庄休闲村总经理、南京汤山君泉疗养中心总经理、浙江缙云仙都度假村总经理、浙江海盐新天地大酒店总经理、浙江乌镇黄金水岸大酒店总经理。

孙家信是酒店“亲情服务”模式的创新者，系统的总结了亲情服务理念：“把客人当亲人、视客人为家人”。

孙家信提出的“舞台效益观”得到了酒店行内的认可：“酒店是一个大舞台，我们都是舞台上的演员，只有每位演员都进入角色，才能演好整台戏，只有演好整台戏，才能创造最高的上座率，才能卖出高票价，才能让每位演员得到高额收入。我们每位酒店员工，都要忘我的做好演员，只要你走进工作岗位，就要抛弃任何个人情绪，全身心的投入到职责中去。因为这时的你已经不是个人的行为，你的一切表现将代表酒店的形象，哪怕是你的一点失误，有可能给整个带来巨大损失”。

孙家信，男，出生湖南麻阳锦和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