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先进事迹

爱心行动

个人简介

孙栋帮，男，汉族，1981年10月入伍，1984年参加中越边境战争，受过伤。1986年复员后，被安排在云南富源县工商银行工作。2003年为色补村民的集体权益与身家过亿的三个煤矿老板过招，2008年初创办《色补农民维权网站》，2009年至今任《中国工矿企业网站》总编，此期间还担任着中国百家监督网站联盟会副主席。春城晚报、科技报、呼声网等十余媒体先后报道过他的感人事迹，被国内外200多家媒体转载。

先进事迹

一个是尿毒重症患者；另一个是开悍马车、挥金如土的亿万富翁。绝症患者从2003年开始就坚持与这个亿万富翁进行法律对峙，并创办了一个“农民维权网站”，为村农民提供法律服务。

在曲靖市富源县老厂乡大格村委会色补村，生命垂危的尿毒重症患者孙栋帮，今年45岁的他可谓是个知名人物。多年来，他代表着当地1000多农民，坚持与身家过亿的当地煤矿老板“过招”……

孙栋帮2005年11月，他患上了肾功能衰竭，2006年5月转为尿毒症，至今靠透析维持生命，现长期在云南肾脏病医院住院。

现在，他一个月光医疗费用，就达到7000多元。几年来，为治病和帮助村民打官司，他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不仅卖了房子、车子，还背负上了数十万元的债务。

2003年4月，他受色补村民小组的委托，成为了村民的“法律顾问”，开始与色补煤矿刁家宽等人的法律对峙。而与他所对峙的人，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老板，个个都身家过亿元。色补煤矿是当地一个较大的煤矿企业，也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希望。孙栋帮说，自从色补煤矿被刁家宽等人“承包”后，色补村民一直上访都无结果。

色补煤矿建办于1985年，由村小组和党小组经过数十次的讨论后决定由村集体办矿，并且服务于全村人民，并形成《办矿决议》和《矿章》，1999年9月20日，刁家宽与他手下的管理人员签定《承包合同》，并规定承包后一切设施、土地、房屋、矿井等等都属他本人所有，其它人不能享有产权，承包期为煤层不能开采为止，承包费为零。

由于村民了解孙栋帮的性格和为人，曾多次到单位找他寻求帮助。面对村民的无奈和诉求，正好这些年在自学法律的孙栋帮，大胆地作出一个决定：用他退职后的全部费用，拿起法律武器，为村民服务。2003年5月，孙栋帮作为色补村村民的代理人把刁家宽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刁家宽与他手下11名管理人员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色补煤矿所有权。色补村离曲靖有200多公里，离昆明近400公里，不管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他都风雨无阻，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不能喝一口水，本身就不太好，就这样，他于2005年11月，在寒冷的冬天病倒了，最后导致不治之症——尿毒症。

该案诉讼过程，经历了村民多次讨论、证据的收集、立案、一审(两次开庭)、二审、执行、再审、重审、3次小组长的选举、多次上访等，还带病坚持到北京三次上访，各方面协调工作均由他一个人全权负责。最终，法院判决色补煤矿所有权归对方所有，但孙栋帮还是帮助村民获得了一些权益。

在打官司的哪些日子里，尽管遭受着重病的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期间他接受过4次抢救、医院5次下过病危通知。没有打官司的经费，他卖掉了房子和车子，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官司打赢了，曲靖市中级法院在执行移交过程中被刁全超带领几十人殴打，之后该案一直放着没管，但孙栋帮帮助村民维权并没有放弃。去年11月，在朋友帮助下，他自己建了一个网站(色补村农民维权网)，继续帮助村民维护权益。

在孙栋帮的病床上，堆放着很多法律书籍和维权材料。近日，记者见到他时，他刚从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透析回来，刚走进云南肾脏病医院病房，就开始专注地整理着那些材料。记者问他：“现在还看这些书吗？”他说：“目前养病也是工作，工作也是养病。如果还能活着，多学点东西总比不学好，现在记性不好，眼睛也不好，要多看几遍才记得住。”

记者本想采访孙栋帮的对手，但当记者打通色补煤矿负责人的电话时，对方不愿接受采访。(春城晚报)

爱心行动

孙栋帮不仅帮助村民维权，还不断献爱心。2007年12月，孙栋帮得知他的每月定期补贴批下来时，他忽然做出一个决定，将把每月100元钱捐给希望工程。

其实他这100元钱的来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云南省政府在2007年6月发文：参加过中越边境1984年老山、者阴山战斗的失业和无业退转军人，每人每月补助100元。他说，这100元钱对于他现在的病情不会有任何改变，但对于一个需要这100元钱的人来说，也许会改变他的一生。他说，他近期并发症有些加重，怕哪天忽然离开，所以提前把这钱处理掉，“走时不遗憾”。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期间，他省下一次透析的450元钱邮寄给中国红十字会，他说：少透析一次不会死掉，只会增加点痛苦，但这450元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些天来，我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到了生命的极限，昨晚上，在我生命中是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在1984年4月30日中越边境的“两山”战斗中，那天早上的一瞬间，在我身边忽然倒下了30多条鲜活的生命，非常悲壮不堪。虽然我也受了伤，但我和他们相比是幸运的，那次没有和他们一起倒下，也许是上天安排我今后应为百姓做点什么。伤心的是我还没做成什么，上天很快要叫我离开期待着我的人们，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好想继续活下去……(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