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后，到2011年，整整四十年了，古文字界的主流依然按照郭沫若指明的方向前进。它的宗旨是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汉字产生在6000年前，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遗。

由来

错误

出路

由来

1973年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对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进行了研究和破译，开了拿不是文字的东西，当文字研究之先河，紧接着著名学者唐兰对山东大汶口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进行了研究和破译，将不是文字的东西，生说成是文字，再后来就是由中国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定二里头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和贾湖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文字，把不是文字的刻划符号当文字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错误

不该否定的给否定了，不该提倡的却提倡了。四十年派的致命弱点就是：劳动人民造字是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政治口号，所谓特殊年代即指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时，郭沫若为了配合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急匆匆的就提出了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劳动人民是文字的创造者。这一口号的提出，无疑是最权威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论断，它成了古文字领域的一个新理论基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活学活用，头脑发烧的产物。1960年，郭沫若到半坡遗址考察时，还遗憾的感叹道：“奈何遗址中，独不见文书。”12年后，文化大革命进行中，郭沫若看准时机，提出文字是劳动人民造的，认定半坡遗址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汉字的起源。古人对文字是有明确的认识的：《说文序》云：“象形、指事为之文，会意、形声谓之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在《<书·序>正义》载“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从以上的引文看，则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也说明了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而刻画符号显然不具备上述功能，它与文字不搭界，又何谈记录语言。将不是文字的东西，硬与文字挂上钩，不仅牵强附会，还有人为改造的痕迹。郭沫若先生想创造新的文字的起源学说，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有所创新和建树，但他的主导思想和方法不对头，他否定仓颉造字，否认圣人造字，提出文字是劳动人民造的，表面上看，这个口号和提法，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符合政治挂帅，但今天看来，它不符合实际情况，文字不是劳动人民造的，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造过字，历史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是郭沫若先生强加于人。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创造了人类的财富，创造了世界，但具体到文字的创造，应归到仓颉头上，我们无权不顾历史事实，硬要人为的改写历史，其结果将经不住时间的检验。事实正是如此，郭沫若先生关于文字起源的新理论，提出已近40年了，古文字界的关于文字起源的研究，毫无进展，刻画符号依然是刻画符号，再研究40年，刻画符号也变不成文字，昌乐骨刻文的教训就是让不是古文字的东西，尽早退出历史舞台，以免浪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换句话说，研究不是文字的刻画符号，对古文字专家来讲，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出路

改弦更张，承认仓颉造字，承认【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是传世的夏朝文字和夏朝以前的文字；不要再拿不是文字的刻划符号，当文字研究，自欺欺人，误导读者。

最后我将文字的标准，列在下面，仅供参考：

【1】文字应该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凡不能记录口语的各种符号，皆与文字无关。

【什么原始文字的孑遗，什么简单文字等文革中杜撰的新词，都与文字不搭界。】；

【2】文字能够表形、表义、表音，三者缺一不可，文字能够组词、造句、写文章，表达一个主题和中心思想【成文历史】。{那些单摆浮各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即使再复杂，也与文字无关}。

【3】汉字是仓颉造的，仓颉不仅造字，还造了大篆，还造了六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字体系，汉字起源于鸟迹，而非所谓的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刻划符号和图画文字。

如果用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标准，去衡量陶片上的刻划符号，它都是不合格的，为什么这样不合格的东西，却长期以来，被当作原始文字来研究，就是因为在中国学界存在着羊群走路靠头羊这一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