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谁杀死了秦帝国 |
| 释义 | 《谁杀死了秦帝国》是由潇水所著，中信出版社于2007年10月出版的一册解读中国历史的书籍。全书共十章，从“焚书坑儒”到项羽直捣秦帝国本土而结束，对秦汉之际许多争议和误解的话题，做出了尝试性的新解和阐释。 基本资料作者: 潇水著副标题: 在阳台上读的中国历史 ISBN: 9787508609720 页数: 234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定价: 26.00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10 内容简介一杯茶,一本书,一个慵懒的下午,一个帝国的命运…… 秦始皇是一个暴君吗？ 陈胜是一个好领导吗？ 刘邦是一个地痞吗？ 项羽是一个绅士吗？ 李斯是一个小人吗？ 焚书坑儒被历史误解了吗？ 沙丘之谋究竟发生了什么？ 巨鹿之战项羽靠什么以弱胜强？ …… 战国末年，秦始皇帝吞并诸侯，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大修长城，不出几年，即在巡游途中暴毙而薨；权臣赵高诈受始皇遗诏，拥胡亥为秦二世，指鹿为马，一手遮天；陈胜、吴广不堪秦之暴政，于大泽乡揭竿而起；秦之“比干”李斯被赵高诬以谋反，腰斩咸阳；西楚霸王项羽鏖战巨鹿，大破秦军，后汇合刘邦，一举推翻秦王朝。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惊心动魄、风起云涌！本书将和您一起，透过作者潇水笔下随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和那段尘封已久的隐秘历史扶手遥望。 作者简介潇水，生于1972。17岁入清华读书，后游学美国。喜欢读书，天文地理，无所不读。喜欢玩，常穿梭于世界各地。喜欢写，文字散淡，随性而作。 编辑推荐本书分十章内容，讲述了秦始皇从“焚书坑儒”到陈胜吴广起义，到项梁战死，到巨鹿大战项羽胜利，直捣秦帝国本土而结束。其中对秦汉之际许多争议和误解的话题，诸如焚书坑儒的性质和标准和意图、秦帝国灭亡的历史性原因、陈胜吴广的身份属性、豪杰贵族在起义中的突出领到作用、陈胜政权的性质和败亡的原因、李斯的罪过与势哲学和悲剧，等等，做了鄙人方面的尝试性的新解和阐释，语言风格与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相比，有一定的变化，从适合年轻趣味读者的需求角度来讲，可能相对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来讲，有所减弱。但也因此可能会适合更广泛的背景读者。 图书目录第一章 秦始皇的最后岁月 第二章 刘邦开始造势 第三章 一个独裁者，四个大工程 第四章 专制时代开始了 第五章 始皇暴毙，赵高得势 第六章 被私欲压垮的陈胜 第七章 章邯救秦，伏尸万里 第八章 项羽出道，杀气逼人 第九章 机关算尽，李斯冤死 第十章 项羽掐断大秦最后一口气 书摘插图公元前211年，当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而战，迦太基人汉尼拔渐渐陷入颓势，发明出“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水的重量”的阿基米德先生所在的城市（叙拉古城）也因为支持汉尼拔一方而被罗马人攻破。阿基米德先生一边做算术，一边不小心被罗马士兵杀死了。而这时候，在亚欧大陆最东端，一个叫做碣石岛的小山上，有一个伟大人物正袖着手，看东海的日出。 这个人就是五十岁快要死了的秦始皇。 秦始皇喜欢驾车自虐游：作为有十年驾龄（驾驭中国的年龄）的皇帝，他曾五次巡行中国（平均每两三年就出巡一次）。他坐着木轱辘车，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弹压东方和南方这两片不稳定的新占区，以及查看北方边境的安全。每次他都是春来秋往，跨月兼季，在跑路的里程上，古来君王中只有大禹能跟他相比。即便不出巡的时候，他也每天都要看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文件，不看尽此数，不躺下睡觉。看得出来他是个勤勉的皇帝。 秦始皇勤劳政事之余，还富余了一些体力，于是就去干一些糊涂事：当他年逼五十，两鬓生霜的时候，开始致力于登仙不死。大骗子徐福跟他要了一万斤黄金（当时的钱分两种，黄金是主币，青铜的“秦半两”是辅币。一斤黄金得一万枚“秦半两”），徐福带着几千半熟少年入海寻神药。神药没有找到，徐福和钱却没回来——似乎去了日本。现在日本三重县有徐福的坟墓和墓碑，和歌山县也有坟墓（他实在阔气，连坟墓都有两个）。总之日本人并不讳言徐福，徐福的碗还被当地名人望族世代传藏。日本有一百多处与徐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 徐福在日本据说还泡到了一个媳妇叫“阿辰”。金立神社的日本人每五十年要祭祀一次徐福，把他的神像抬出来逛街，一直抬到“阿辰”的庙里见见面才回来。据说这个传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徐福去日本的事情没有定论，但当时日本尚处于石器时代却没什么争议。不过，考古发现，此后的日本就有了快速发展，很快出现铜器和铁器，并且产生了类似春秋战国的百多个小国，互相攻伐。 不说日本的事了，秦始皇还在中国等着徐福回来呢。等了半天也不回来，于是“卢生”又跑来骗他说：炼神药需要神仙掌勺，但神仙是很腼腆的物种，怕见生人，您必须藏起来，神仙才肯来。于是可怜巴巴的秦始皇又把自己藏起来了。他在咸阳城摆了个巨大的迷宫，方圆达两百里，办法是用天桥、甬道（两侧带墙的道）连接咸阳城内外的二百七十多个离宫别殿。他在迷宫里边悄悄走过，除了老鼠以外谁也找不到他。当然他也定期（也许是每天）从迷宫里钻出来，在咸阳宫里面见群臣理政决事。 办完一天的公事，他又回迷宫里睡觉。他睡觉的地方（往往睡无定所）也绝对不许透露，否则死罪。 他希望自己躲在这么隐秘的地方，神仙会来找他。 有一次，他又在迷宫里玩鬼撞墙，突然看见丞相的车骑从远处过来了。丞相的车骑非常煊赫，秦始皇不太高兴，觉得丞相用车超标，于是嘟囔了几句。 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一个是李斯，一个是冯去疾。这个超标的不知是其中哪个。但不管怎么样，该丞相闻讯后立刻减损车马，不敢摆阔。秦始皇知道了，大怒，心想一定是身边某个太监泄露了我抱怨丞相的话。“我不是说好了吗，不许泄露我在迷宫里的行动和言语。不然神仙不敢来了！”于是他把那天在场的身边值勤太监全宰了。 可是，尽管秦始皇这么虔诚，腼腆的神仙们还是不肯亲临咸阳一露芳容。负责拉皮条的卢生，一看自己拉不来神仙，就在骗局即将被揭穿前卷着钱逃跑了。临走还把秦始皇大骂了一场，骂他心不诚（原话是“贪于权势”，意思是秦始皇整天忙着处理政务，不适合当神仙）。 秦始皇从迷宫里出来，发现卢生已经跑了，自己还挨了骂，骂词已经传到了咸阳民间，于是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作为老百姓，被人骗了，也要一哭二骂三上吊，作为皇帝，则只有杀人了。他展开大搜捕，要坑杀这些骗子加诽谤者。 另一种真相秦始皇是一个暴君吗？陈胜是一个好领导吗？刘邦是一个地痞吗？项羽是一个绅士吗？李斯是一个小人吗？焚书坑儒被历史误解了吗？沙丘之谋究竟发生了什么？巨鹿之战项羽靠什么以弱胜强？……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惊心动魄、风起云涌！透过作者潇水笔下随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遥望那段尘封已久的隐秘历史。 事功精神与大兴土木可是为什么秦始皇非得“强力疾作”，搞那么多大项目呢？少搞一些项目，不就缓解了人们的焦苦和怨恨，退一步而海阔天空了吗？唉，没办法，秦人非得搞这些项目！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这也是出于一种无奈。 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有很多难言之隐和巨大挑战：秦王朝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六国之民并不服气，而且他们习惯了长期分裂的历史事实，对统一的好处还很朦胧，对新的社会体系犹疑不定。分裂的历史惯性是如此强大，以致有人刻下“秦始皇死而地分”的回复从前的口号。这就要求新政权必须有所作为，以树立在民众中的权威。统一王朝首要做的就是有所造就，修长城、造陵墓、击匈奴，树立政府的成功伟大形象，刹住历史的分裂惯性，巩固新王朝的命数。这就像新中国在1949年统一以后，在国际上被敌视，很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当时需要大炼钢铁，搞原子弹，给外边人看看，“赶英超美”，获得国际承认。 秦始皇修的陵墓，不单单是为了个人享受，也是如史书上所说的“非壮丽无以壮威”，是为了给六国之民一种震慑和信心，以便接受“壮威”新的政府，领着他们在统一的路子上坚持地走下去。我们不能单纯说秦始皇修陵墓宫殿、兴建作，纯是为了满足个人贪图享乐的私欲。“残贼天下，以奉个人之欲，荒淫暴虐”，这样简单地把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行上，是不公正的，也是浅薄的。 秦人强力疾作，大搞项目，除了为了树立政府权威，也跟秦人传统的“事功精神”有关。 秦国历来是个务实干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他们最初是偏于西陲的蕞尔小邦，却变法图强，志在天下，以赏功原则作为激励官吏与民众的手段。在历代秦政府的强力引导下，执著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庙堂之上，播散于乡邑之间。所谓“事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作事立功”，必有所为的意思。对事功目标的执著追求，使秦国全社会能量高度迸发，聚焦出极大的社会效率，终于通过长期竞争战败了六国。到了秦王朝建立以后，秦人的“事功精神”没有泯灭。但是没有什么仗可打了，那就搞大兴修建和对外扩张吧。于是就大兴造作和军事行动，终于要干的事情太多，失去了控制，到了帝国和民众所无法承受的地步，乃至帝国迅速崩溃。 事功精神与秦王朝的兴亡，可谓成也由之，败也由之。 我们说，秦始皇热衷“事功”没有错，这总比啥都不干整天泡妞强吧。但秦始皇违背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规律。在一个久经战乱才建立起来的王朝初年，本应该休息养民，他却大兴事功，真是求死有道啊。 吏治清明的背面李自成曾在对明朝开战的檄文中这样控诉：“皇上并不太坏，但总是被蒙蔽着。臣下全部结党营私，绝少有公正忠诚的。百姓的脂膏都被这群黑帮化的官僚榨干了，财货都进入这帮官僚集团的私人腰包。” 但是秦王朝的情况则有不同。秦王朝的各级官吏都战战兢兢，奉公办事，被各类考核指标约束着，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从侧面来看，秦朝的吏治还是好的。譬如，刘邦押送劳改犯去骊山，中间跑了几个，他自知官法严厉，无可通融，只得自我了断，主动逃职，可见当时没有私人请托，找找上级通融通融，送礼免罪的路子。 按道理，皇帝对于自己的官僚团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秦始皇对自己的团队格外严格，出土的秦律规定，官吏受贿一文钱，就刺字去修城墙。挪用公府里的公款，以盗窃罪论处。甚至你使用公家的马驮运自己的行李（公车私用），就要被处以流放的刑罚。官吏徇私枉法、隐瞒曲报、不执行中央政策、不务正业、借权势干坏事，都要被处以含撤职、流放在内的各种刑罚。《史记》上就清晰记载了秦始皇曾专门下令把一批审判刑事案件时候徇私枉法、判决不公的官员，发配去修长城。这大约也是古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看得出来，在秦王朝做官，实在是不容易。官不好当，是一个社会政治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做官是件非常舒坦和没风险的事，那其实不是个好社会。秦王朝就是凭着这个一丝不苟的法家政府，获得了战胜六国的伟业，并且在随后的短短十五年中，完成了长城、驰道、秦始皇陵、兵马俑等宏伟工程。 在这样的严苛要求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王朝的吏治颇好，从地方征收汇向中央的财富，官吏们应该是不敢从中截取，或者巧立名目额外盘剥的。秦政府从民间掠取的财富，直达中央的高端。这些财富除了被最高统治者个人消费外，大量是投向了开疆辟土的战争和帝国扩张，而在长的时空历史视角来看，秦帝国一统天下、大兴事功是一件大好事。他敛了钱毕竟是干了事了，相比之下，明朝从老百姓搜刮来的大笔财富，是塞进了各大小贪官如刘瑾之徒的私人腰包。明政府军的兵员和粮饷却根本不够。明朝偌大的政府的对外功业，还不如老秦区区三千万人的帝国。 但是，太“廉明”了也不好，秦皇帝刚刚尝试皇权专制没有经验，过多地对官吏团队苛察严求，使得这些官员在压力下无利可求，最后使得他们与专制中央之间发生离心力。在后来天下大乱的时候，秦朝设在各郡县的官吏，往往成为反秦的主力和首倡者——比如刘邦和他的同僚萧何、曹参等人，乃至刘邦所供职的县的县令，都是如此。所以后代的皇帝学乖了，在人民大众和官吏层之间，他们只惹一个群体。 后代的皇帝儒法并用，在用法家这套苛察考核以驾驭官吏的同时，也讲“仁义道德”，那就是对官吏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许他们呈现一种“大面积低度腐败”，只求他们有忠心和遵守所谓官场体系下的道德，业绩与廉洁守法和能力反在其次，于是官吏层就和皇帝绑在一起了。 背黑锅的“暴君”作为皇帝，所谓残暴，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滥杀人。但是秦始皇时代的法令并不残苛（是秦二世修改法律才变酷的），他也不曾滥刑民众，更不曾以杀人取乐。虽然后人口口声声说秦始皇残暴，却说不出秦始皇哪怕曾滥杀的一个大臣的名字。他始终信用王绾、李斯、冯去疾、尉缭、冯劫、王翦、王贲、蒙恬、蒙毅、李信一干重臣，终无变移（这帮人不论文武，从个人能力来讲，每个都是独步一时的命世之才）。 相比之下，秦昭王曾杀名将白起、名相范雎，刘邦曾杀功臣，例如杀韩信之全家，把彭越切成肉泥，汉景帝杀周亚夫、诛晁错，汉武帝杀李陵家小，朱元璋杀蓝玉、胡惟庸、徐达等大功臣，不论这些诛杀是否有一定道理，但都是让人痛心的“圣德之累”，而秦始皇除了在年轻的时候逼死过吕不韦以外，并没有再杀过大臣。如果视秦始皇为残暴，则其他上述知名的大牌皇帝们，就更残暴了。 如果非要用贬义词来描述秦始皇的话，我觉得用“急躁、专独”也就够了。“急躁”是指他急于事功，大兴项目，搞得民不聊生，转徙流亡；“专独”是指他焚诗书、坑术士，不许人们凭着书本议论提意见，同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大臣们成了摆设。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坑术士还是坑儒生？当时有侯生、卢生两个骗子，是给秦始皇弄仙药的，但是弄不来，于是想到了逃跑。逃跑倒是并不打紧，但是两人临逃跑前还说了很多话，给秦始皇提了很多意见，诸如“贪于权势”（喜欢独裁）、“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不肯授权给百官）、“上不闻过而日骄”（皇上听不进不同意见）什么的，并且传遍了咸阳。这就要严办了！于是秦始皇警觉起来，认为这个政治事件一定是代表了一批人。 秦始皇说：“我前一时间刚刚收缴了天下的书籍。但是侯生、卢生这帮人，弄不来仙药不算，临走还诽谤我。”秦始皇话里的逻辑很古怪，收缴书籍和弄仙药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很有关系。侯生、卢生的诽谤使秦始皇意识到：虽然前面收缴焚烧了民间书籍（目的是钳制舆论、禁止议论与诽谤朝政），但这个工作并不很成功，侯生、卢生还不是在这里诽谤吗？秦王朝最忌讳的就是诽谤皇帝和非议朝政了。 任何统治者凭着常识都会进一步意识到：侯生、卢生的诽谤朝政绝不会是个别现象，类似的诽谤者在天下一定还有。那该怎么办呢？天下那么大，不可能短时间内挨个排查，但咸阳就在脚下，如果排查出一些造谤分子，然后用重刑杀掉，就可以起到“以惩后”的作用，即震慑全天下的诽谤分子从此三缄其口，不敢再诽谤议论时政。所以杀的时候必须用极刑，而且杀得热热闹闹，用坑掉这种不常用的极端残忍的做法最合适不过了，可以起到触目惊人、以儆效尤的广告作用。 于是，他下令在咸阳的“文学方术士”（颂太平和炼丹药的人）里进行排查，查出了四百六十个“妖言以乱黔首”的人，坑掉了，算是给天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打了广告。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史记》上管它叫做“坑术士”。但后人出于对秦帝国的怨恨，或者借喻以说教当政者的需要，而把“坑术士”讹成了“坑儒生”。这是会误导人们对这个事件的性质的认识的。 当然，被坑者中间也会包括一些儒生，但他们被坑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政见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所谓“议论不合者”。这些人被坑掉是因为跟政府不唱一个调子，而不是因为他们学儒家。 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地紧随发生，之间大有联系，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造旧的分封制体系的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转型，倒不是和儒家过不去。而且，从史料上看，坑术士也好，坑儒也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坑意见不合者——并没有扩大化。 它替后代君王做了思想向皇权专制开始转变时难免要做的事情，虽然手段或许不如董仲舒建立一个从先秦儒家修正过来的新儒家，作为皇权时代主流思想以完成思想转变来的高明。但在那个来不及有董仲舒的时代，而在有先秦风骨的人又很多的情况下，也许这么做是客观上的被迫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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