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讲课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人才。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贡献。

中文名：束星北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省江都县

出生日期：1907年10月1日

职业：理论物理学家

毕业院校：杭州之江大学，济南齐鲁大学

人物履历

束星北生平(出生头桥 学习经历 教学历程 肃反停职 平反与逝世 名垂故乡)

教育贡献

研究贡献

著名事件

主要研究成果(理论物理研究 大气动力学研究 动力海洋学研究)

人物评价(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 启发教育 富有洞察力 从不盲目接受 重视实际 爱国精神)

主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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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人物履历

1907年10月1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九帖洲开沙念四圩（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

1913-1914年 入头桥安帖私塾读书，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翘（1878年生，头桥安帖四圩人）启 蒙。

1916年 入江都县大桥镇小学读书。

1919-1921年9月 入泰州明德中学。1924年7月 转入镇江润州中学高中部就读。

1924年9月　求学于杭州之江大学。

1925年9月　求学于济南齐鲁大学。

1926年2月　求学于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

1927年　在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

1927年7月　经日本、朝鲜，过莫斯科、华沙到柏林、汉诺威等欧洲各地游历及工作。

1928年10月-1930年1月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30年2月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

1930年9月-1931年8月　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兼研究助教，参与研究狄拉克方程。1931年8月获科学硕士学位，9月辞聘回国，是年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1932年1月-7月　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

1932年9月　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研究广义相对论。

1935年8月　任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主任，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授。

1936年8月-1942年　回浙江大学仍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晋升为教授。

1944年10月-1945年9月　被重庆军令部技术研究室借聘，1945年春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8月，做《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

1945年10月-1952年 仍回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在之江大学兼职，直至1952年止。

1952-1958年　任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受聘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1960-1978年　在青岛医学院兼任教员。1964年8月向有关组织提出研究核武器要求。1965年完成我国首部《狭义相对论》。

1978-1983年　任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其中1979年春参加我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1981-1983年　任山东省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3年10月30日　凌晨3时病逝于青岛。

束星北生平

出生头桥

束星北先生于清光绪卅三年（农历丁未年八月二十四日，公元1907 年10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九帖洲开沙念四圩（即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13号“束家老宅”）。头桥镇史上原属江都，后属邗江，现属广陵。九帖洲与安阜洲均为组成头桥镇的主要大洲。因此，束星北先生的出生地“九帖洲开沙念四圩”又名“头桥宦家码头念四圩”，1956年，根据“苏民辛字第27697号”文和国务院“第25次会议”同意，析原江都县之一部为邗江县，头桥随属，“开沙念四圩”当时属江苏省邗江县头桥镇安帖村。“邗江县”的县名由时任国务院内政部长的谢觉哉查考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史料后确定并沿用至今。2000年，根据“国函（2000）130号”文，撤销原邗江县，批准设立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随属。2011年，经国务院、江苏省批准，扬州市区行政区划再度调整，析原邗江区之一部入广陵区，头桥再次随属至今。故而，原“江都县九帖洲开沙念四圩”，即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

束星北先生乳名“大林子”，其曾祖、祖父、父亲等“束氏一族”，均为头桥镇安帖村历史上著名的“开沙望族”，束家世居于此，现有束星北祖父为头桥《严氏族谱》作的《赞》文存世。

据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记载，束先生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以字行。曾祖束履华，祖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曾在当时官府任多职，父亲束曰璐，清末任参领。

束星北先生出生的头桥“束家老宅”，乡民习惯称之为“束家大瓦房”。该古建筑群坐落在今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紧临今头桥夹江特大桥和沿江高等级公路头桥段。史上束家老宅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30余间。家塾、书斋单独砌于箍江大岸上。南山头特挑土叠成高地，栽竹种树，蔚成园林，门前则是人工开凿的束家荷塘。新中国建立后，对头桥束家老宅逐年翻修，因此安帖村束家祖屋按当时门牌编号顺序，被编为安帖村四圩组13号至今。

如今，这座现存于束星北先生出生地的扬州头桥镇安帖村“束星北故居”，现为“扬州市邗江区第三批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学习经历

束星北先生1913 年入故乡头桥安帖念四圩私塾读书，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翘启蒙。1919年入泰州明德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 r）。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回国探亲。

教学历程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因触犯蒋介石于1932年7月离去。1932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抗战期间，他随校到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肃反停职

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撤消管制。1978年5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平反与逝世

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1年起，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2007年10月1日，束星北先生诞辰100周年，来自国家海洋局，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的科学家、教育家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束星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深切怀念这位具有卓越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的著名科学家与杰出教育家。

束星北先生原故乡扬州市邗江区区政协于2007年9月27日—30日，应束先生生前单位国家海洋局有关部门邀请，代表束星北故乡人民参加了“束星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名垂故乡

束星北先生生前为我国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家乡争得了荣誉，故而，他在头桥乡境极有口碑，知名度与美誉度也非常高，故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头桥历史上的重要乡贤，在位于头桥镇红平村西贝大道与夹江河交会处的头桥市民广场之上，专门设立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迹宣传牌，并与另外三位著名头桥乡贤：“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中国著名农机专家--------余友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名律师--------鄂森”的宣传牌一道，永久树立在故乡的土地上，从此名垂乡境，万古流芳。

教育贡献

束星北回国后，毕生献给教育事业，即使身处逆境，也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

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9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领受过他的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经历到理解了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那种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难懂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一清二楚。

1952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除讲授物理课程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普通物理教研组，亲自辅导提高该组教师水平，对物理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

研究贡献

晚年，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28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28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领域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著名事件

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束星北被划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后的讲话

束星北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时最敬重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后束星北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因言获罪。

选自：1957年5月《民主报》第一、二期，后载同年《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那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的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呜”、“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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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

理论物理研究

1952年前，束星北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工作在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方面。

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定律，开始时只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近似解，随后K．史瓦西（Schwarzschild）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精确解。20世纪30年代初，束星北曾试图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质量辐射的近似解。

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终身追求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爱因斯坦引力场几何化的成功，立即导致用类似的纯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H．韦尔（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B．黎曼（Riemann）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1930年前后，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异同，他提出用质量密度r和虚数电荷密度s之和r+is代替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张量中的质量密度r，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虚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并由之进一步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洛仑兹作用力方程。这样得到的理论特别简单，而且使电荷、电流密度和电磁势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清楚明了。

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他还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很有特色，该书于30年后的1995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为此书写下了序言。1928年狄拉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拉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拉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拉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Iwanenko）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20世纪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拉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

大气动力学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毅然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迅速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工作，加之雄厚的数理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上手。短短两年（1953—1954），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

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视作等熵变化。从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七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冷暖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上比S．彼得逊（Petterssen）和B．赫尔维茨（Haurwitz）等所得结果更完善。在大气骚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得到的波速方程比C．G．罗思必（Rossby）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较为完整。他还从大气骚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有助于对西风波的认识。束星北在“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与罗思必的公式大致相同，而理论上更严格些。关于基培尔学说，束星北曾发表两篇文章，为基培尔的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基本假设出发导出预报方程，避免了基培尔学说中不合理的设想和简化。

正当束星北对我国气象研究开始有贡献时，1955年“肃反”开始。从此，他被迫停止了刚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事业。

动力海洋学研究

束星北晚年为开创我国动力海洋学研究鞠躬尽瘁。大约在1978年初夏，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容三次请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工作。束星北为这位所长的诚心所动，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海洋研究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国海洋科学事业。

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在我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正当他满腔热情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刻苦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些虽是初步的工作，然而是我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人物评价

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

凡与束星北共过事，受过他教益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诚好学，思想敏锐，理解深刻，好穷根究源。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和核物理是引人瞩目的前沿领域，他回国后一直关注着这些研究领域。因爱因斯坦与玻尔在原理上有尖锐的分歧，1937年5月N．玻尔来中国讲学时，束星北对此曾多次向玻尔请教，两人讨论十分热烈，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认为幻数对核结构有重要意义，曾让他的学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还强调群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专门组织了群论讨论班，讲韦尔的《群论》，重点是讲在原子光谱和核谱方面的应用。这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介绍。

他讲课从不照本宣读，不作面面俱到的讲解。但对根本性原理却不厌其烦地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以各种生动的实例，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运用基本原理概念。例如，他讲热力学时，用大量实例证明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进而阐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阐明热力学熵的原理，并把熵的概念描述成可捉摸的物理量，使学生对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变得清楚、明了。他讲基本原理和重大发现时，几乎都按认识演变的历史，从黑体辐射到量子力学，从以太到相对论等等，讲清讲透。在历史地阐明和论证完毕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后，他总爱说“物理学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们认识物理规律的过程。

他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抓住物理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讲量子力学时，他强调统计性和测不准关系，用大量事例着重阐明测不准关系原理。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特别强调相对论的核心问题是同时性问题，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有时空的点才是绝对的。在讨论经典统计物理时，他强调指出统计物理的核心问题是玻耳兹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东西一定要消化，不赞成死记硬背。他经常讲应该吸收那些对的部分，摈弃那些错的部分，反对盲目引述文献和专家权威的话，认为如果不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说对了也无用。他所出试题相当部分要求灵活运用讲授内容，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如讲力学轨道运动时，他向学生提出“月球与太阳之间引力大于月球与地球之间引力，为什么月球绕着地球转”。为使学生接触物理学最新进展，他与王淦昌合开了“物理讨论乙”，介绍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进展他们都讲过。例如，王淦昌讲过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星北讲过费米的β衰变理论和达尔文的狄喇克方程严格解。他也让四年级学生作文献研究报告，培养他们阅读文献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极其痛苦与艰难，为提高青年教师数理基础，他仍非常认真、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

启发教育

束星北是一位严师，又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学生。浙江大学物理系培养出了相当一批理论物理人才，与他的启发教育是分不开的。李政道的成长曾得益于束星北对他的精心培养。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永兴浙江大学一年级念书时，与束星北的侄子同班，常到束星北家中去玩。通过提问题，他发现李政道是个天才，便格外培养。这一年，束星北每两周去永兴场一次作普通物理辅导。几乎每次去都和李政道在楚馆（一年级教室地点）物理实验演示室热烈地讨论问题。李政道原是化工学院学生，到二年级，束星北亲自帮助他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到湄潭后，李政道经常睡在双修寺物理实验室，束星北晚上也常去双修寺，两人往往谈到深夜。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后，浙江大学出现从军热，李政道激于爱国义愤，决心去重庆报名参加青年军，因路上翻车受重伤而作罢。他写信告诉在重庆的束星北，束星北派车把他送回湄潭。后来，束星北利用接眷车把李政道接到重庆，随后介绍他去昆明找吴大猷，转学西南联合大学。李政道念念不忘束星北对他的关心培养。1972年12月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就给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的束星北写信，信中提到“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富有洞察力

柬星北富有洞察力。1939年他讲授数学物理方法时，主要讲正交函数和希尔伯特空间、格林函数和积分方程，提出应用特异点解微分方程的方法来处理物理问题。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切断（cut－off），继续计算下去，可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接近贝特于1947年计算兰姆效应的观点，他对氦的电子能级计算得到与贝特相同的修正值。可惜当时这些工作都没有进行到底或写成文章。他认为测不准关系是基本原理，对于单粒子系统，测不准关系应该能直接给出体系的基态能量。根据这一观点，他成功地推导了谐振子、氢原子和类氢原子基态的能级，结果刊登于英国《哲学杂志》。

从不盲目接受

束星北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接受前人观点。在电动力学中，麦克斯韦方程组既有一个推迟解，又有一个超前解，通常认为超前解不符合因果律而被舍弃。束星北却认为，如方程式数学上正确，就不应舍去合乎一般物理要求的解。经过钻研，他论证了当恰当注意边界条件时，这个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都不违反因果律，而通常在人们感兴趣的外向辐射的边界条件下，舍去超前解又是正确的。1945年，J．A．惠勒（Wheeler）和R．P．费因曼（Feymann）曾把辐射的原因归因于吸收体的存在。束星北对此发表一篇文章，根据他对波动方程的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的证明，论证了“吸收体的反作用”不存在，认为他们所说的“吸收体”无任何物理真实性。

重视实际

束星北精通理论又十分重视实际。他在无线电方面既熟悉理论又能动手。抗战时期，在湄潭他同工人一起修好报废的发电机和冰箱各一台。他与实验室技师任仲英合作研制成功在铜铁上涂镍，获当时国家奖。1944年，因国防需要他主持雷达研制，探测地面约10公里远的目标获得成功。束星北认为气象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他的工作不满足于理论推导，必须联系实际以验证，进而探讨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与方式方法。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期间，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做了大量技术工作，修好和研制了一批当时国内难以修理的精密电子仪器。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委托的冲击功对金属胶粘剂的破坏因素研究。1978年又为航天工业部计算了洲际导弹弹头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限，确认在3分钟内可以立即打捞。束星北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科学家。1931年回国后，他始终关心抗日，想为此做出一些贡献。1932年在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时，因主张抗日而触怒了蒋介石。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时，受到日机疯狂轰炸，他十分气愤，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追击飞机的国防武器。到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形势危急，他放下教学、科研，应聘去重庆参加雷达研制。束星北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在1935年浙江大学物理系反对校长郭任远的斗争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有一次郭任远为拉拢教授们宴请全校教授，束星北当面质问郭任远，问他宴请经费从哪儿开支，弄得郭下不了台。中华民国时期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学生罢课。但是，在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后，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第一个出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学生的罪行。1949年初，有人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他拾到后秘密保存起来，保护了进步学生。他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曾修复一台从国外进口不久的脑电图机。当时对这台贵重先进设备，谁也不会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却主动愿修。考虑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处境，好心人劝他不必多事。他则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斗我也心甘情愿。”

爱国精神

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是位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有一颗强烈的赤子之心。青年时代学成后，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毅然回国，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流汗出力，身处逆境时，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束星北先生却说：“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

束先生曾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从中足见束星北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他的爱国意识，均源至于束氏先贤一贯爱国敬业的优良祖风，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先生一生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这便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先生，面对外敌入侵顿时热血沸腾，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当地招募的第一批抗日义勇军战士的历史原因之一。

束星北先生家乡的史料中，记载了他在头桥老家“束家大场”（位于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军飞机在扬州上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入侵场景时，束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天痛骂：“强盗！日本强盗！”，然后到圩中私塾给家乡儿童讲话，教育他们：“日本鬼子不好，我们要一起打日本强盗！”，这一席爱国主义的肺腑之言，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头桥人，使他们能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从此代代相传。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先生，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1944年10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乡贤束星北先生被授予“抗战英雄”称号。

对于束星北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能为国效劳那种精神上的痛苦。1964年当束星北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即使在自己遭到错误对待的境遇下，束星北仍然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表达了他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声。

据《头桥镇志》和《头桥诗辞·开沙文萃》记载，1979年3月8日，我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克谅山，给越军以沉重打击，束星北先生心情激动，赋诗一首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

【七律·对越反击战感怀】

束星北（1979）

过眼烟云往事迁，奔腾澎湃寄华年。

喜闻捷报传佳讯，夜读经书不肯眠。

鲸吞蚕食由来久，虎踞龙蟠更胜前。

激荡中原人未死，愿为四化补余篇。

晚年的束星北先生，始终不忘爱国敬业，他曾用一席肺腑之言以示心怀：“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的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早期的一位杰出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种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屈、自强执着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科学家。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先生高度盛赞束星北先生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主要论著

1　Hsin　P．Soh（束星北）．On　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　physics．Master　Thesis，1930，University　of　Edinburg．

2　Hsin　P．Soh．Non－statical　solution　of　Einsteion’s law of gravitation．Phy．　Rev．1930，36：1515；Sci．Report（Chekiang　University），1934，I，　1：125—132．

3　Hsin　P．Soh．Introductory　study　of　hypercomplex number syst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geometry．Master　thesis，1931，MIT．

4　Hsin　P．Soh．Theory　of　gravitation　and　electromagnetism．J．Math．　Phys．，1933，12：298—305；Chinese J．Physics，1933，1：74—81；Sci．Report（Chekiang　University），1934，I，1：135142．

5　Hsin　P．Soh，Mu H．Wang．Lorentz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eld　strength　of　an　accelerating　charge．Sci．Record，1945，1：431—437．

6　Hsin　P．Soh，et．a1．Relative　nature　of　electromagetic　radiation．Nature， l946，157：809．

7　Hsin　P．Soh．Relativity　transformations　connecting　two　systems　in　arbi－　trary　acceleration．Nature，1946，158：99．

8　Hsin P．Soh．Force　as　a　fictitious　idea．Phil．Mag，1947，38：606—　608．

9　Hsin　P．Soh．On　the　advanced　solution　of　the　wave　equation．Chinese　J．Physics，1950，7：491—496．

10　Hsin　P．Soh．Examples　on　the　calculation　of　energy　states　by　uncertainty　relations．Phil Mag．，1950，41：851—854．

11　Hsin　P．soh．Note　on　velocity　transformation　in　special　relativity．Chi－　neseJ．Physics，1951，8：236—238．

12　陈成琳，束星北．能量均配定律和大型布朗运动的力学过程．山东大学学报，1953，3：43—50．

13　束星北．干空气绝热上升时，是否作等熵变化．山东大学学报，1953，3：51—52．

14　束星北．大气骚动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53，3：53—63．

15　束星北．空气运动学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53，3：64—67．

16　束星北．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山东大学学报，1953，3：68—74．

17　束星北．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气象学报，1954，25：291—294．

18　束星北．根据基培尔基本假设的天气预报新法．气象学报，1954，25：295—298．

19　束星北，蔡建华．评辐射由于吸收的理论．物理学报，1954，10：35—41．

20　束星北．流体力学的一个定律在气象学上的应用．物理学报，1955，11：1—17．

21　束星北．学习气象学笔记．山东大学学报副刊，1955．

22　束星北，耿世江等．利用海流观测资料检验近海内波．海洋学报，1985，7：533—538．

23　束星北，赵俊生等．用单站测量确定近海内潮波的方向和速度．海洋学报，1985，7：665—673．

相关图书

图书详情

书名：《束星北档案》

作　者： 刘海军 著

出 版 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1-1

版　次： 1

页　数： 380

I S B N ： 9787506330879

包　装： 平装

内容简介

束星北——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一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多少年来却从未被人提及。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当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时，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这也是一曲悲怆的挽歌，这是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命运的纪实，这也是我国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风霜刀剑、血泪坎坷的缩影。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束星北曾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启蒙老师，也是堪称世界级的科学大师，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位科学大师却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该书作者的冷峻、客观、几乎不加任何评判的文字做向导，将束星北档案从我们眼前一一翻过，具有震撼力。

作者简介

刘海军，生于1955年，年少热情奔放，及长，趋内敛、寡和。喜翻故纸堆，喜与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先贤游。常辟自家阁楼为“世外桃源”。好人所好，好人所弃。苦苦甘甘。二十年前供职于《青岛日报》社，至今。

名人轶事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3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摘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拿手的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它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的，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

束星北教授与中国洲际导弹试验

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 （时称 “运载火箭”），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当时能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并不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抢到弹头数据舱。不过，对中国来说，一旦丢失导弹数据舱，记录着导弹飞行全部过程的技术数据便付诸东流。导弹发射技术数据一旦被西方国家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据说前苏联导弹发射弹头落海后，曾被美国抢走弹头数据舱，苏联人为此大伤脑筋。 为防止万无一失，我国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后，从空中飞落到海上，必须要考虑诸多海洋环境条件。这项工作由国家海洋局牵头技术负责。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现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他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认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检查当时该所为洲际导弹监控的测量船只提供风浪波谱参数的项目组工作。同时，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该所教授、国内外著名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束星北老先生。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陈炳鑫接着问道：如果我们的打捞时间较充足呢？束教授笑着说，如果过半小时船只打捞当然更保险。当时，因为导弹试验属于政治问题，容不得出现任何闪失，有人提出拨专款立项研究和试验。

这期间，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笔者从束星北先生当年培训班学员、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员5月20日的课堂笔记里获知，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培训班里进行讲解。束教授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舰船组成的我国海上编队早已在东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横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国各种测量船的监控中，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10时30分，周围的驱逐舰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对周围环境严密保护。然后就是验证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

从海军打捞部队提供的有关消息，情况的确如事先担心的那样：我国海军整个舰艇编队往返航行和在弹头降落试验区活动期间，澳大利亚海军一艘舰艇企图驶向弹着落区域，我国海军驱逐舰阻拦其前进航向，周旋了近两小时后澳舰才无奈离开；我国直升机在打捞弹头数据舱的同时，导弹着落点上空有美国两架直升机在50米低空盘旋，并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呐浮标，当看到弹头已被我国取走，仅晚了一步的他们，只好在导弹降落点提取一桶海水离去。可见如发现数据舱过晚，或打捞行动迟缓，数据舱确有被美机劫走的危险。还有，当时澳大利亚 “GT203”号训练舰和新西兰 “莫诺威”号打捞船分别被我国两艘驱逐舰盯死，未能进入试验区。

据我国发射导弹期间统计：在导弹降落海域附近先后发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飞机78架次；日本、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舰船77艘次，再次验证了这些国家对我国发射导弹极度关切。好在我国护航编队驱逐舰出色地完成了驱离任务，为直升机迅速取回弹头提供了安全保障。

时过境迁，人们对当时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过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束星北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难怪束老先生当年的弟子——国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程开甲和吴建雄对恩师束星北一直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