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保存至今，文字有些窜乱，但内容基本可信，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陆贾的政治法律思想。通篇看来、陆贾的思想以仁义为本，又带有较浓的折衷色彩，然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根本性的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他的思想的主要价值所在。

《新语·至德》

汉·陆贾所著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中，影响较大的当数陆贾、贾谊、韩婴和董仲舒。这些思想家是不同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展现了思想演变进程中的时代特点。从秦的法家专政到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地位的确立，思想家们的贡献就是从根本上转变“治”的指导思想问题。“治术”对于思想体系的基本要求是有效地进行实用操作和实现制度化，汉代中期形成的新儒学达到了这一要求。这正是思想家努力探索的结果。在这批思想家中，陆贾是最早作出这种贡献的。

陆贾是刘邦的早期追随者之一，并在刘邦建立汉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他。约生于公元前240年，死于公元前170年，楚国人。史载，西汉建立不久，陆贾在汉高祖面前“时时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高祖是个聪明人，听得出这句话的分量，便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占成败之国。”[②]陆贾便作了“论为治之道”的12篇文章，每奏一篇，皆得刘邦称许。这本书即为《新语》。

陆贾的仁义学说从检讨秦朝灭亡的原因展开。陆贾认为秦朝的失败主要在于将“法治”运用到了极端，使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由生怨而反抗。在他看来，法令只能诛恶，不能劝善。要真正使百姓顺服，必须用仁，去感化。在《新语》的第一篇《道基》中，陆贾开首就指出：“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认为治理天下的“道术”是天、地、人三者相互结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养，人则以自己的作为承天统地，成就万物。综观历史上圣贤们的作为，”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③]，使百姓变得温文而顺从，靠的就是仁义道德的教化。他接着又说：“夫人者，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④]自然万物与人不同，自然方面的天地、神灵，幽闲清净，只要尽情发挥自己的效能，无所作为却能自然成功。人的最大特点是有所作为，古来圣人莫不如是，而人在认识上和行为上的作为靠的就是仁义。仁义的效用是无限的，它是支配自然和阴阳的根本属性和力量，是动物生活和情感的根源，先圣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乃至君臣、亲属，一切神圣的东西，无不体现仁义精神，以仁义为最高原则。

陆贾洋洋12篇的恢弘之言，就是为了论证仁义是治国之本，历史上的圣哲明王，尧、舜、周公，他们领导下的大治，都是实行仁义德化的结果。圣人在认识上有着超凡的能力，在事业上成就非常的功业，就在于他们道德高尚，能够“怀仁仗义”。仁义是万世不易之则，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指导原则。但陆贾并不完全否定法的作用，他主张将法用作仁义的调剂和补充，为汉天下作长久计，君主的作为应该“尚宽舒以口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民不罚而畏。不赏而劝，渐渍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⑤]威德并施，行宽舒之政，就可以达到不治之治的效果。汉初，陆贾是第一个站出来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明确主张革秦苛法，化为仁义之治的。

受黄老学说的影响，陆贾《新语》的各篇都带有“无为”的色彩，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⑥]。陆贾的“清静无为”主张和“至德之世”理想与老庄有着较大的不同。老庄道学立足于自然，否定道德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倾注于成败、祸福、得失的研究；陆贾思想的根本点是创造和前进，实行仁义之治。

汉朝建立之初，面临的是残破不堪的局面，田地荒芜，经济凋敝，劫后余生的百姓对秦政的苛刻记忆犹新。因此，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招抚流亡，拨乱反正，恢复经济。陆贾提出的无为方针是：“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舌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⑦]这里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不是不要政府和官吏，也不是不要听讼断狱的法律制度，而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不要作过多的干涉，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不致于激发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这样，政府官吏和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也就会缓和。这是十分积极的治国之策，它不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是主张有一个不给民众增加烦劳而能统治广土众民的国君，达到真正意义上“君子之为治”的境界。

弥漫于汉初的黄老学说，有其宽容姑息、兼收并蓄的一面，但在政治法律方面，实质上仍然严酷和毫不放松地坚持对民众实施控制和镇压的“法治”，它纠正和改变的是秦朝对法治的滥用，根本立场却与秦统治者如出一辙。汉承秦制的主旨与精髓也就在其中。作为汉初政治家的陆贾无疑会受到黄老学说的影响，这是汉初其他政治家同样不免的。但陆贾的思想并未被黄老的无为所左右，在他的观念中，道家的无为已被儒家的道德仁义所消化，或者说，他用儒家的道德仁义抽换和修正了黄老学说消极的一面。陆贾的无为实是有为：“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⑧]他建议统治者应多考虑民心的向背，减轻剥削，减轻刑罚。他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恃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⑨]要求统治者靠“德”去争取民心，不要用刑罚去招致怨恨。可见，陆贾的政治公式很简单：无为就是有为，有为的表现就是施行仁义。这一套说教，在表达黄老宗旨的同时，也传达了后来登上政治舞台的儒家学说的治国意旨．

陆贾的政治法律观是积极的，他的人生观也是积极进取的：陆贾批评了当时颓废的人生观和出世求神的举动，也排斥那些大谈阴阳灾异图谶的方士儒生，说他们“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⑩]，他提出“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⑪]，以积极有作为的行动努力救世。

陆贾思想的基础是他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陆贾继承了苟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⑫]的观点，他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易也。”[⑬]这是说自然界的变化和存在，不受人事的决定，人事只能决定社会方面(人道)的变易。“世道衰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以取之也。”[⑭]社会的治乱不是什么有意志的“天”决定的，而是由统治者的政治措施直接引起的。这种认识观显然是唯物主义的。陆贾的历史观又受到韩非历史见解的影响，分古史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吋期。先圣时期从伏羲作八卦开始：神农教民稼穑，黄帝建造房屋，后稷发展农业技术，禹决江河、平水土，奚仲造车、驾马服牛，皋陶立狱制、设赏罚。中圣指的是文武、周公时期：“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寡暴，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⑮]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序人伦，纂修篇章，垂诸来世。”[⑯]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陆贾没有祟古非今的迷信思想，也反对了神意决定历史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顺应时代要求制定政治法律制度的观念，尽管这些观点十分不完备。

陆贾的法律观中，还包含要求建立国家高度统一的政治局面，所谓“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这也是战国以来地主阶级长期追求的政治理想．

[①]《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②]《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③]《新语·道基第一》。

[④]《新语·道基第一》。

[⑤]《新语·无为第四》。

[⑥]《新语·无为第四》。

[⑦]《新语·至德第八》。

[⑧]《新语·无为第四》。

[⑨]《新语·至德第八》。

[⑩]《新语·怀虑第九》。

[⑪]《新语·思务第十二》。

[⑫]《荀子》卷11《天论第十七》。

[⑬]《新语·明诫第十一》。

[⑭]《新语·明诫第十一》。

[⑮]《新语·道基第一》。

[⑯]《新语·道基第一》。

（资料来源：《史学》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