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本权四郎，1880年9月15日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官僚家庭里，1902年毕业于明治学院。石本权四郎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他毕业后进入近卫师团当志愿兵，不久提拔为士官勤务。

1904年，日俄战争时、石本权四郎随军进攻俄国租界地旅顺。当时，俄国占领的旅顺东鸡冠山炮垒是比较坚固的，因此，10月29日，在发起总攻击前夕，石本权四郎给其在日军主帅乃木希典身边服役的长兄石本贯太郎写了一封绝命书信。

在信中把自己在异国土地扩张的野心和武士道精神完全暴露了出来。10月30日零晨，总攻开始，石本权四郎疯狂地冲击，先后身中四弹，最后从堑缘跌落到山峪，鲜血不断地流出，一声不响地闭目了。但是他没有死，他这种行径得到国内外日本新闻界兴趣，有的采访报导，有的写诗颂扬。最后，他还到东京在高轮御殿受到了常宫与周宫两殿下特赐“沐浴谒见”。两殿下接见后，依据战功他被叙勋六等功五级，并赐予金鸡勋章。石本权四郎受宠若惊，在伤势痊愈后，再度侵入中国，编入第三军，在铁岭之西北边缘法库方面战斗。

1915年，石本权四郎在奉天参加了反对清帝退位，进行复辟活动的宗社党。他参加宗社党，实际是为日本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后宗社党团首领邵荣勋被刺杀而停止活动，日本侵略阴谋未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向东三省进攻之际，石本权四郎认为“对天皇做贡献就在此时”，即刻赶到日军特务机关提供种种情报，并亲自率领参加宗社党以来15年间以个人身份苦心经营，并亲手训练的部下600余人，夜袭新民城，成为日军进攻辽西的开端。

1932年4月15日，石本权四郎被关东军司令部招为嘱托（特务），并依照日本侵略者计划，从锦州进入热河加紧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并命令驻锦州第八师团要千方百计地抓紧“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日本关东军派石本权四郎潜入北票进行策反活动，并在北票明目张胆地建立起“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石本任“联络所”的所长，悬挂日本国旗，气焰十分嚣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吹虚“石本权四郎是满洲事变单身潜入热河，首先在热河的北票插上日本国旗易于完成作战计划的魁首”。

石本权四郎到北票以后，一方面派遣许多密探潜入各地，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另方面频繁地接触以汤玉麟为首的大小热军头目，利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策反活动。

石本权四郎的特务活动，激起了义勇军首领李海峰极大的愤慨。他决定设计捉拿石本权四郎。

1932年7月17日，李海峰探明石本权四郎“携带某种特别重要任务”返回锦州的消息，立即做好战斗部署。他命令参谋傅兆田带50人埋伏在离南岭车站东十多里的破庙子附近。

火车行至破庙子，车头因脱轨而被迫急刹车。同时铁路两侧开始鸣枪，车上的抗日志士听到枪响立即动手将石本权四郎抓住。义通军扒掉石本权四郎的西服，令其穿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用绳子绑上他双手转移到三宝营子监禁。

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捕获以后，驻锦州日军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又立即向日本国民广播石本权四郎被捕的消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国内外宣传中，称李海峰逮捕石本权四郎为重大事件。即“朝阳寺事件”或“石本事件”。

石本权四郎不仅是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潜伏在中国的“中国通”。因此，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逮捕，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个沉重打击。而在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爱国志士无不拍手称快。北京、上海、广州等各进步报刊上都陆续报导了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上海有的报纸还刊登了石本权四郎被捕后的狼狈不堪的照片。

1932年12月15日，朝阳上空乌云密布，北风怒号，砂石飞扬。李海峰在日军侵略情报告急情况下，骑马赶到十家子河套，命令义勇军战士戒严由朝阳通往北票的大路，并通知附近十家子禁止村民游动。9点钟，石本权四郎被六名义勇军战士押送到河套的沙滩上，这个以侵略中国为己任、终身从事间谍活动的家伙，仰起头朝军国主义的日本，象饿狼一样发出一阵嚎叫。李海峰让照像馆技师给嗜恶成性的石木权四郎照相后，下令处决了石本。

1933年2月，日军占领了朝阳后，石本权四郎的胞兄石本贯太郎火速来到朝阳，立即和几个军曹坐着汽车到处寻找石本权四郎的尸体。

3月14日，日军通过照相馆技师在十家子河套找到掩埋石本权四郎尸体的地址。 3月18日，日军强占朝阳民房做灵棚，逼迫朝阳附近十三个寺庙喇嘛鸣征鼓为石木权四郎搞所谓的诵经祈祷叹福。用当时喇嘛话说，善死念佛经虽死尤生，恶死念赎罪经，死后下十八层地狱，这那里是在给他祈祷叹福？！

3月19日，朝阳警备司令部依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将石本权四郎火化。并派伍长和两名士兵护卫骨灰箱乘专车到奉天。同时，在处决石本权四郎地方正北五十米处设1.2丈高有棱角的墓碑，碑上写着“关东军嘱托陆军少尉正八位勋六等功五级石本权四郎殉职之地”。

3月25日，以吉冈参谋为主祭，日军在奉天葬祭场又为石本举行了“盛大无可再加的葬仪”，天皇御前大臣、关东军司令部、侵华各师团、伪满各部大臣及各方面文武官员都送来花圈或挽联，日本国内也发来唁电，称石本权四郎为“圣战之花凋落在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