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组建

伏击日军

队伍转移

遭到扣押

编入八路军

队伍组建

七七事变后，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袁超获释出狱，回到家乡即墨袁家屯。并及时和中共莱阳特支负责人吴青光接上组织关系，着手在家乡筹建抗日武装。他不畏艰难险阻，奔走呼号，联络故旧亲友和有志之士。

1937年11月，袁超和孙培生、袁世清等在袁超家里召开了第一次研究成立队伍的会议，传达了胶东临时工委关于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讨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具体问题。会议确定袁超任起义队伍的总指挥，起义联络点就设在袁超家。

在组织队伍发动起义期间，到袁家的人络绎不绝，吃住都由袁超负责。为了抗日，袁超不惜倾全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以纾国难。为筹集枪支，他打开族祠的门，邀请本村、本族有枪的人家到祠堂开会，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响应“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的号召，献出枪支，抗日救国。对自愿献枪的人表示感谢，对少数不愿献枪的地主，则采取强制手段。1938年2月，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在袁家屯、下普东、葛埠、楼子疃、唐家屯、洪沟等村庄收集了260多支枪，组织了300多人的队伍，并开始整训和编制工作。这支队伍纪律好、威信高，深受群众爱戴。当地群众都亲切地称袁超为“袁司令”。

为组建这支队伍，袁超和他的亲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家中钱粮用光，还遭到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不断地抄、抓、烧、杀，仅他的兄弟姐妹和侄子就有6人被杀害，被抓和被打致残的亲友、邻居10余人。

1938年2月，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正式为这支队伍颁布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七大队”，委任袁超为大队长兼政委。此后，七大队逐步扩编为5个中队。

在即墨地区，国民党和土匪游杂部队很多，大小10多个司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会向百姓要粮派捐，抓鸡抓鸭，欺压百姓。日军来了，即逃之夭夭。七大队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伏击日军

日军占领即墨城后，经常下乡“扫荡”。 1938年4月5日（清明节）上午，由青岛进犯的日军进入即墨赵家岭一带。七大队闻讯后，联络国民党游击队赵光部，埋伏打援，伏击日军。七大队用一个中队参加包围赵家岭的日军，一个中队随大队部待命打援。战斗从上午8时一直打到中午，激战了4个小时。这些刚刚拿起枪来的工人、农民，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战斗中，七大队战士孙玉滋、赵喜友牺牲，孙友传负重伤。因即墨城日军出动1个中队前来增援，七大队始撤出战斗，从赵家岭撤到移风店。队伍的情绪和秩序始终良好，没有一个掉队的。

赵家岭一战，大煞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掩护了群众转移，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的决心。

中共胶东特委对七大队的发展非常重视。4月中旬，特委派委员、“三军”总部代表宋竹庭率牛绍文（沈阳）、张咨明、刘坦、崔涛、崔子范等12名政工干部到达七大队驻地即墨葛埠，前来加强思想政治和军事训练工作。牛绍文、张咨明、刘坦、崔涛、崔子范等担任中队指导员。他们通过开会、谈心、教唱歌曲、上课、发展民先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部队素质明显提高。

队伍转移

赵家岭战斗后，七大队引起青岛日军的注意，日军决不会让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其战略基地的眼皮底下发展，同时即墨地方党组织长期被破坏，力量薄弱，群众基础没有恢复，周围尚有几股国民党游杂部队，七大队孤军深入，危机四伏，经特委批准，宋竹庭决定七大队转移牟平，与“三军”总部会合。

遭到扣押

4月底，七大队奉命转移，途中暂驻即墨县河头村时，遭到国民党山东保安独立第二旅十三区保安副司令韩炳宸部和莱阳乡校葛子明部的联合袭击，由于领导思想麻痹和弹药缺乏，部队失去抵抗力，全队人员被缴械扣押。两天后，韩炳宸胁迫收编七大队人员不成，竟扣留袁超等5人为人质，将其余人员武装遣散。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游击队司令姜黎川出面营救，两个多月后，袁超等始获释放。获释后，袁超重新召集被遣散的队员（约六七十人），并向“三军”总部汇报，请求制裁韩炳宸并索回枪支。但因“三军”总部离此较远（此时“三军”总部已移驻黄县），难以做到。总部指示将重集人员就近依托于国民党姜黎川部。经党组织积极工作，姜黎川同意将七大队人员暂编为第一大队，在姜部势力范围胶县、即墨、平度三县的边界自由活动。

编入八路军

10月，第一大队人员随李肇岐率领的起义部队北上黄县，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8年9月，“三军”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同年12月，又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五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