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将宋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仁宗盛治”。由于天圣、明道十几年，仁宗并未亲政，主要由章献太后掌权听政与其共同治理国家。历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

中文名：仁宗盛治

历时：1010年－1063年计四十二年

影响：超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人口：增长三百七十九万户

宋仁宗

仁宗及其“盛治”

“仁宗盛治”

“经济的盛世”(户数 税收)

宋仁宗

（西元1010年－1063年），名赵祯。西元1022年至1063年在位，明道二年（西元1033年）开始亲政。

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为“贞观”，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为“开元”、 “天宝”，而宋仁宗的年号众多为“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由于仁宗年号众多更变频繁，所以历史上不好以一个年号代表宋仁宗的盛治。由于天圣、明道十几年，仁宗并未亲政，主要由章献太后掌权听政与其共同治理国家。宝元、康定、至和各只有一两年时间，而庆历、嘉祐各七年。所以历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在这里我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在历史上“仁宗盛治”在人民的影响并不亚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众多学者文人的眼里甚至要超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清朝的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仁宗及其“盛治”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仁宗盛治”

宋仁宗赵祯生前嘉祐四年（西元1059）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南宋宰相赵鼎也宣称：“至于仁宗，四十余年号极治。”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以复庆历、嘉祐之治，乃国家福也。”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宋宁宗在诏书中则说道：“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佑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税敛，庆历、元佑所以惠天下也。”

“振古无及”、“远过汉唐”、“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当然包括被新中国所尤为歌颂赞美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由于太多太多这里不多例举。后面文章也会有很多涉及。

“振古无及。”“上参唐虞，下轶商周” “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难道这些都是宋人夸大其词？都是宋人的一相情愿的赞美溜须拍马之言？

下面笔者从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军事等等大方面，探讨论述“仁宗盛治”。之所以拿“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与“仁宗盛治”并论，一是因为有个比较、参考，能够显示“仁宗盛治”的高度。二是因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近代尤其是新中国吹嘘过高，而对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各个方面的成就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仁宗盛治”却很少提起。

“经济的盛世”

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包括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是包括农业、制造业、商业、娱乐业等大的产业。而这些大的产业又包括各个行业。评价衡量一个古代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于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简单的从人口户数多少、国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数量、质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范围条件）、钢铁金属产量、货币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验证“仁宗盛治”之盛。

户数

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间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时期之盛，宋仁宗曾问包拯历代编户的数目，包拯经过认真考证后回答道：“以谓三代虽盛，其户莫得而详。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兵革之后，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永寿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鼎峙，版籍岁减，才百四十余万。晋武帝平吴之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多者不过三倍。隋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户不满三百万；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天宝十三年，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乱，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窃据，大约各有数十万。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 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税收

北宋末理学家叶水心在《应诏条奏 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初至绍熙天下税收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号）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仁宗年号）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宋太宗时期一年国家税收货币岁入数已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了，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实唐朝极盛时玄宗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而宋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的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没什么收入。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以货币加实物粟、绢、绵、布等总数计：玄宗时天宝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调、地税、户税所有收入，数额加起来共五千二百三十万（贯、石、屯、疋等计量单位）。而这样一个数额《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经指明：“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賸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这个数字是不正常情况下“唯务割剥”取得的高额数字，这也是整个唐朝税收的最高数额。可以肯定“开元盛世”之时的税收远远小于五千二百三十万这个数目。而且这个数字不止是税，很大部分来自于庸、调。唐朝赋税真正的重头是庸调。所以这个数字水分太大。即使这样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税收数额货币加实物比也相差两倍，所以曾巩：“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仁宗盛治”这么高的国家收入是因为当时的税高吗？剥削严重吗？显然不是，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隐田漏税对广大的农民、地主们意味着什么，应该很清楚，那就是负担轻、幸福！

那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哪？前面已经说过来自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