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演员(简介 影视经历)

彭荣即瞿秋白(［摘要］ ［关键词］)

影视演员

简介

出生年月：1985年8月4日

星座：狮子座

血型：AB型

民族：穿青人

国籍：中国大陆

祖籍：贵州省六盘水市

毕业院校：河北传媒学院

学历：大学本科

职业：编剧/导演

爱好：武术、电影、管乐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

影视经历

从小喜欢影视的彭荣于2006年成功升入河北传媒学院，攻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10年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同年三月与大学同学陈锋、张魁共同创建了“炫彩n次坊”剧组，现担任“炫彩n次坊”剧组总编导，已发布系列故事片、独立短片若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偷来香》、《初恋女友来了》等等。其领导下的“炫彩n次坊”剧组在各大视频网站和电视台的大力推广下，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影响，赢得了不少商家和网友的好评，其网络系列喜剧《酸甜小夫妻》被千万网友热议，目前大型网络剧《累了别哭》正在各大网站热播中。

彭荣即瞿秋白

［摘要］

１９２８年４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指导成立大会。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这件事缺乏记载，就连彭荣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本文以翔实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否定了个别人认为“彭荣”是彭湃的观点，得出了彭荣即瞿秋白的结论。

［关键词］

彭荣瞿秋白党史悬案

一

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５日，是台湾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横通里金神父（后称金神父路，今称瑞金路）一家照相馆楼上宣告成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的是彭荣同志，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从１９１９年以来中国无产阶级运动沿革说起，尤其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至分裂时期的状况详加说明：‘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国主义力量，所以共产党在本身势力微弱时代与其合作尚属正确，但对于革命发展至某一阶段后资产阶级必然投入反动阵营之道理缺乏理解，因此将武汉的国民党误认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与其妥协，并任其实行压制罢工和农民运动等，犯了最大错误……’于是警告台湾共产党勿再陷入这种机会主义错误，并对尔后党的策略及以它为依据的苏维埃的发展等事项予以论述后说：‘必须坚持惟有共产党始克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指导体的信念。’接下去大会参加者纷纷向彭荣请教有关战术上的诸问题。”①会后，当选的台共领导成员要求彭荣给予指示，彭荣说：“台共领导成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真正工农出身的分子很少，这是建党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今后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以改变党内知识分子所占成份的比例；其次，党内和领导机构内有不少人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回台后应尽快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改变这种现象。”当台共领导成员告诉他：计划五月以前让全体党员回台湾从事实际工作，回台后主要工作重点是工运、农运和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进步人士组织的文化团体）时，彭荣都同意了②。

前面一段资料是《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收载的史料。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仅过１０天，台湾革命者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便遭到日本特警的袭击，多人被捕，台共成立的所有文件全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这些文件被收入日本总督府编印的《警察沿革志》一书之中，这本书是日本人编的，是专门供总督府警员作为执行公务上的参考，属于秘密资料。然而它却保留了关于台湾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大量宝贵史料。通过这一史料，我们才得知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彭荣出席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这一极为重要的内容。日警搜捕不仅使刚成立的台湾共产党遭到挫折，而且使这些有关中共指导台共成立的文件全都落入日本手里，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缺少这一方面史料的原因。

二

那么，彭荣究竟是谁呢？查遍我们党早期领导人及党史人物的别名，党的这一时期的诸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叫彭荣或别名彭荣的。本来这一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当时参加会议的当事人在解放后把彭荣是谁讲出来就清楚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当事人过后都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大检举”中遭到逮捕，牺牲在敌人的狱中，幸存者在解放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不公平对待，都自暇不顾，再加上在“左”的时代，对党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偏离实事求是轨道，以及台共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等诸多原因，几乎没有人去讲彭荣是谁这个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还有在南昌起义后辗转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肯定知道受中共中央委派、代表中共中央参加指导台共成立大会的彭荣是谁，但瞿秋白已于１９３５年２月在福建长汀被俘，４个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而周恩来亦已作古；加上革命年代里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工作的单线联系，以及年代的久远，如今知情人都不在人世，等等因素使得解开彭荣之谜更为困难，“有关彭荣的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③。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开始客观、理性起来，一些人开始在思考研究台湾革命和台湾共产党成立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彭荣问题于是凸现出来。

三

对彭荣是谁的问题至今只有两个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两个见解又都不谋而合认为是彭湃同志。其一是台湾学者许世楷１９７３年在他就读东京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一文中提出的，他不知根据什么直截了当地认为“彭荣就是中共的领导人彭湃”。其二是谢雪红在《我的半生记》一书中认为的，１９５５年国庆节她上天安门红台观礼时，李立三告诉她彭荣是彭湃，后来她去广州参观，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在那里，我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认出他就是当年的彭荣同志。”④

如果说前者提出的观点并无什么具体的证据，或者只根据彭荣姓彭就主观臆断地认为“彭荣即彭湃”的话，那亲历者谢雪红的上述叙述，应该讲是对彭荣问题的最肯定的答解了，这样，彭荣即彭湃似乎已不成问题了。

如果这一论点能够成立，那么彭湃的革命历程乃至中共党史在这段时间里就欠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但是，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了至今为止所有有关记载彭湃革命历程的资料，包括几种不同版本的《彭湃传》，包括彭湃家乡海丰县党史部门、红宫纪念馆、彭湃故居等对彭湃烈士生平最为了解、史料最为丰富的部门所拥有的资料，发现均无此项记载。大量有关彭湃传记著述表明，从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５月正是彭湃在广东东江地区领导海陆丰工农革命运动最为艰苦繁忙、也最离不开的时期，兹一一列举如下：

王曼、杨永著的《彭湃传》（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出版）记载，南昌起义后，彭湃奉中共广东省委命令，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从香港返回海陆丰，担起创建红色政权的重任，先后于这一个月创建起陆丰县、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彭湃此时正率领工农武装与敌军日夜周旋在广东东江地区。

１９２８年４月初，进占海陆丰的敌军调集兵力直扑惠来，敌我力量悬殊，彭湃不得不再次撤出惠来，惠来县苏维埃政府也迁到远离县城的林樟乡，彭湃在这里召开了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委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决定回师海陆丰。

其时，广东省委已派出省委委员、东江军委特派员赵自选来领导反攻海丰县城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因准备不周而失败，赵自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彭湃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他当时留在惠来继续领导惠（来）、普（宁）、潮（州）三县的斗争。

由于永波主编的《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也讲到彭湃的情况：“４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子（即林樟）召开红二、四师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与行动方向，通过了回师海陆丰的决议。”

由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县委党史办合编的《不朽的丰碑》（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出版）一书载：“４月上旬，在惠来和普宁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就是林樟）召开东江特委与红二、四师师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四师回师海陆丰……１１月份上旬，彭湃等人被调上海中央工作。”

由中共陆丰党史研究室编，叶左能、邱海洲著的《陆丰革命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一书记载：“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改选了省委，选举正式委员３２名，彭湃和海丰杨望、陆丰黄依农当选为正式委员。他们因正在领导反‘围剿’斗争而没有出席会议。”

由华南农学院马列主义研究室、海丰县红宫纪念馆编的《彭湃传》（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第１７２至１７８页对彭湃在这段时间的活动和调上海工作的记载最为详细，第１７２页记载：“１９２８年４月中旬，彭湃在大南山林樟召开潮普惠三县干部会议，商讨建设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问题。”第１７８页记载了彭湃奉中央之命离开海陆丰前往上海工作的详细经过：“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彭湃偕夫人许冰遵照中央的指示前往上海，大南山的人民和战友在林氏祖祠召开欢送彭湃大会。会上彭湃深情地对战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南山根据地，永远不会忘记大南山人民和战友们。他鼓励人们说，乌云必将过去，革命必定胜利，要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勇敢地与反动派作斗争。他在蔡孟康医生陪同下，由农民自卫军陈贤颂带领从苦棚坐渔船出海，经香港转赴上海。”时间、地点、人物、经过，言之凿凿，十分详细具体。

上述各种著作、史料所提供的彭湃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线索都交叉到一点，证实了彭湃在四月份这段期间里都在潮惠普交界的大南山根据地领导中共东江特委、红二，四师与敌人的重兵“围剿”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不可能前往上海去出席４月１５日的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在这一年确实奉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但那是在１１月份。由此可见，彭荣即彭湃的论点是无法成立的。彭荣不是彭湃。

四

既然彭荣不是彭湃，那么彭荣又是谁呢？我们只能从当时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中央领导人来一一查找。也就是从１９２７年“八七”紧急会议上当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之中看一看哪一个同志有可能出席台共成立大会。

先说苏兆征，他是早期我们党惟一没有别名、化名和笔名的领导人。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领导省港大罢工。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三常委之一，１９２８年２月８日他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１２日结束。当月中旬离沪秘密前往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执行委员，至１９２９年１月才回国。台共成立之时，苏兆征还远在苏联，不可能出席台共成立大会。

再说李维汉。他的化名、别名、笔名不多，仅有李和生、和笙、罗迈、松等寥寥几个。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李维汉是留守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他当然可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和指导台共成立大会，但他没有时间参与这件事。因为他这一天里正忙着另一件事，《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在刊载金再及的一篇回忆“罗亦农同志被捕、牺牲前后的一些情况”的文章中恰巧十分清楚地讲述了李维汉在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５日这天的活动情况：“１９２８年４月中旬，有两个外省代表（其中一个是从山东来的）到中央接头。１４日晚，李维汉同志到静安寺愚园路亨昌里中宣部机关罗亦农住处报告了这件事，随后商量决定：第二天由罗亦农同志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中福里１２３９号半党中央机关接待山东省委代表，再由李维汉去哈同花园南边南成都路机关和另一个省的代表接头。次日晚，李维汉到罗亦农住处汇报接头情况，在那里等了很久，但罗没有回来，不久，传来罗亦农被捕的信息。”

为什么这一记述这么清楚呢，原来这一天正是当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临时中央政治扩大会议上增补）和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的日子，有这一重大事件的牵连，李维汉在这天的活动也就十分清楚地印刻在熟悉当时情况的党内知情者脑海之中了。有了这么一件事，李维汉连同新进中常委班子的罗亦农出席台共成立会议也就最后被排除了。

还有一个人必须提及的就是周恩来。当时他的身份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副主任。１９２８年３月中旬周受中央委派到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整顿遭受破坏的广东省委组织机构，至４月中旬他才从广东返回上海，一回来便马上负责组织“特科”和投入营救罗亦农的工作中。所以周恩来也没有时间参加台共成立大会。

最后一个人就是瞿秋白。在党的早期领导成员当中，瞿秋白别名、化名、笔名最多，据陈玉堂编的《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中提供的资料，瞿的别名、笔名多达９９个，待考的笔名、别名、化名还有二十多个，可能还有不少遗漏，彭荣是不是他化名中的一个重要遗漏呢？

笔者认为，彭荣就是瞿秋白，彭荣是瞿秋白数不胜数的别名、化名中的一个遗漏。主要理由是：

其一，他当时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又是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由于当时台湾还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以日本民族支部名义成立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由有着双重身份的瞿秋白出席并指导台共成立，最为合适。

其二，他当时正在上海中央机关，４月１２日，他为“六大”会议的召开所写的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刚刚完成⑤，正好有时间出席和指导台共成立大会。

其三，他在台共成立大会上所作讲话的内容正是他在刚完成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两者的吻合印证了讲话的人与文章作者是同一个人。

其四，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培养了像翁泽生、洪朝宗等一大批台籍中共党员学生，并与他们建立了浓厚的感情，还输送了一批台籍学子（如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前往苏联留学，这些人都成为台共的创建者。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瞿秋白是当时我们党重视和关注台湾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正由于他的这一重视和关注，因此工作再怎么忙，他出席和指导台共成立也就是十分必然和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五，作为更有力的证据，则是台湾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记载的有关台湾共产党为准备召开二大会议时的一些史料明确记载了瞿秋白的又一次指导活动：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来访翁泽生、潘钦信（均为台籍中共党员、台共核心成员，当时翁泽生、潘钦信均为共产国际派遣指导台共“二大”的代表）。由午后二时会谈至八时左右，瞿秋白有关这次谈话内容潘钦信供述如下：

“本人系代表中国党中央而来，想与台湾同志谈谈关于台湾党的问题。依据国际东方局所提台湾党陷入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员欠缺积极性，党组织非常幼稚，党的活动迟滞，呈现出无法遂行革命活动指导任务的状态，拟向党员诸君提议台湾党的改革……台湾的党如不迅速彻底清算以往机会主义错误，则必将无法指导即将发生的伟大革命斗争。”⑥

这一史料是台湾日本殖民当局于台共二大之后所进行的又一次大搜捕中获得的，在这次行动中，潘钦信等台湾共产党在台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所有文件均落入敌人手里，上段文字是潘钦信在日本法庭上的供述。所以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档案有瞿秋白的上述谈话记载。

这段史料记载明白无误地反映出瞿秋白对台湾革命运动的关切入微，正是由于有参与指导台共成立的全过程，十分了解台共成立及之后的情况，才能有这一讲话中流露出的焦虑和期望，这一过程的一脉相承和紧密联系，更是彭荣即瞿秋白的有力印证。

注释：

①《（日）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共产主义运动”中译本，创造出版社（台）１９８９年６月出版。

②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的《我的半生记》，１９９６年由杨翠华整理出版。谢雪红是台共的创建者之一，是台共成立时的参加者，台共成立十天后她在寓所被日本特警捕获，遣送回台湾，因证据不足获释。之后，在台共二大过后不久又一次遭捕，判刑１３年，出狱后领导台湾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亡香港，在港组建“台盟”，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首任台盟中央主席。

③台独分子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第９０页，（台）前卫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④《我的半生记》第２５３页。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２４２页。

⑥日本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译本《台湾社会运动史》第１１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