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讲师指事物内部所固有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部原因。 在中国多半是指“ 人民内部矛盾 ”。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与阶级矛盾相伴的概念。阶级矛盾师不可调和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毛主席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利益相关性凸显 群体性矛盾增多 矛盾对抗性增强 党群、干群矛盾突出 处理的难度增大)

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经济根源 政治根源)

毛主席谈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民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刘少奇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最近，我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跑了一下，同这五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过一些问题，也找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过。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作过报告〔1〕，你们也正在讨论。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以及同志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讲一讲。

有很多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现在我们国内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这样讲。现在国内除台湾外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已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的。当然，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人要提高警惕，他们还可以作乱，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进行破坏活动的，不看到这一点，对这些人丧失警惕性，麻痹大意，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或基本上消灭了。此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虽然他们之中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末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哪里？有的人大概是这样想的：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都在群众那里。如果这样想，我看就错了。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躺倒了不起来，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那末，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首先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得少一点，越搞越少才好。因此，在我国今天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走、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间。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末，这个矛盾是不是有阶级性？当然有阶级性。非无产阶级思想中有农民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地主阶级思想。但是，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的思想，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存在的时候的思想。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阶级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思想现在主要反映在人民内部。

有人说，今天在我们国内，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起了变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新式农民。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们不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今天的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今天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决定今天的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的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反动的生产关系。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矛盾大量或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那末，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显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说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同志，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不然就不好办。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从。说“我没有官僚主义”的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顽固的、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官僚主义者还是少数。但是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反对的官僚主义，现在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还有人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从思想上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调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谬误，一个是是，一个是非。因此我们说要辨明是非，不能混淆是非，要寻找真理，去掉谬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从思想上讲是不可调和的，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以前往往表现在阶级之间，表现在敌我之间。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经赶走了，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问题也解决了，那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矛盾表现在什么人中间？不是表现在敌我之间，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真理有谬误，人民内部有是有非。因此，这些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着这些矛盾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当着今天这些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时，就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小民主，小小民主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那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犯过这个错误。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在我们党内的斗争中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那末，唯心主义在你们脑子里有没有？主观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是什么？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嘛!你们有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你们有经验主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你们赞成吗？当着你自己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不愿意人家采取粗暴态度来对待你，那末当着别人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推己及人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解决思想问题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是错误的。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

因此，首先是认识矛盾，对矛盾的性质要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问题来了，要看这种问题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处理方法；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一种处理方法。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在处理方针上就要犯错误；方针错了，那在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上都要犯错误。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我们党的矛盾曾经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在党内解决的。我们党内有很多曾经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后来改正了。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死硬不改，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特殊的派别。那就变为对抗性矛盾了。张国焘的错误在党内也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张国焘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就变成对抗性的了。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原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

当着矛盾表现为对抗性的时候，要去解决矛盾，就要强调斗争，当着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枣批评枣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因此，有人说，现在提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就会斗得一塌糊涂了，那是不会的。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而真正的矛盾产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

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不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房子住多了，我没有房子；评了你升级，不评我升级，这都是分配问题。我建议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例如整个国家的分配，积累占多少，消费占多少，军政费占多少，文教费占多少，这个工业部门那个工业部门各占多少，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各占多少，还有小学教员分多少，青年工人分多少，干部分多少，等等。总而言之是个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很多人都想在全民所有制中多分一点。但是，如果是不应该分的你多分了，谁看了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东西是大家有份的，群众敢于讲话，有权利讲话，有权利对分配问题提出意见。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所以，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是不能不管的。

在这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干部，是有些不满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生活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在乡村里面，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多记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记劳动日，也记了几个。工厂里厂长、党委书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分多了，此外还有把亲戚朋友送进厂等等。这样群众就反对，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下的。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

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地方在加强，但有的加强得不好，群众有很大的反感。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作自我批评。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群众闹事中间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

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闹事的原因，据工人讲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招工的时候答应了的，许过愿的，结果不能兑现。第二个是调动工作不讲清楚道理，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有的劳动调配、人事部门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第三个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就是刚才讲的对干部比较厚一些，对工人比较薄一些；对这部分人厚一些，对那部分人薄一些，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厚一些，对其他的人薄一些。还有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有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有的领导人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力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不准，他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煞群众中的是。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人就去分群众的界线，问人家的动机，查人家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也需要教育。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现在我感觉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都积累了很多问题，你们这里也是一样。积累的这些问题要集中解决。以后是不是可以每年集中解决一次或者两次，就是要群众提意见，要工人开小组会，学生、机关职员开小组合，号召他们把意见和要求都提出来。提出来之后，综合起来，集中解决。能够办到的就要办，不能办到的就要向群众解释。如何解释法，市委、区委好好讨论一下。这样集中解决问题，不要好久，就可以使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主动解决了，而不至于闹事。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利益相关性凸显

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群体性矛盾增多

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矛盾对抗性增强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党群、干群矛盾突出

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处理的难度增大

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经济根源

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政治根源

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