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

简介

背景

派别性质

流派特征

文艺论争

对立斗争

简介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背景

1930年6月，“前锋社”成立，并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其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文学的民族主义。“前锋社”是由一批国民党文人和亲国民党的文人组成，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也有某种理论性，但总体上“前锋社”属于政治派别，他们的文学理论也属于文学政治理论，其用意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针对左翼文学及其理论，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意识形态性。战国策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与国民党政府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文学”和代表国民党政府观点的“前锋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具有某种相似和重合，也即被卷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国民政府的“帮闲”作用。所以，“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一出，就遭到了左翼文学界的批判，其中尤以茅盾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最有代表性，深得要害。

派别性质

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 、《前锋月刊》 。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黄震遐的小说

《陇海线上》 《黄人之血》 。“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著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

1930年6月，“前锋社”成立，并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其根本宗旨就是提倡文学的民族主义。“前锋社”是由一批国民党文人和亲国民党的文人组成，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也有某种理论性，但总体上“前锋社”属于政治派别，他们的文学理论也属于文学政治理论，其用意和目标都非常明确，那就是针对左翼文学及其理论，体现了国民党政府的文艺意识形态性。所以，“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一出，就遭到了左翼文学界的批判，其中尤以茅盾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最有代表性，深得要害。他说：“一般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这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在中国，则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立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主主义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茅盾当然承认民族主义文学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性，但他认为阶级是比民族更为广泛的现实，阶级统摄民族，特别是当时的中国，对于文学来说，首要的不是民族主义文学，而是阶级斗争文学。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个对外范畴，而阶级斗争主要是一个对内范畴，就斗争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对外优先于对内。但我们只能从理论上认为茅盾的论述存在问题，而不能从历史上否定他的实际意义，因为茅盾的观点其语境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针对民族主义文学对于左翼文学的反动，是反动之反动。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在政治上的反动而对他们的理论本身也予以简单的否定。

流派特征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风浪是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文艺论争

“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中国30年代初左翼文艺阵营与国民党政府御用文人之间进行的一次文艺论争。“左联”成立不久，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务便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口号，朱应鹏、王平陵、黄震遐等于1930年6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宣言运用西方的艺术流派作例证，说明任何艺术都是民族意识的产物，提出“文学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提出文艺要有一个“中心意识”，取消文艺民主。他们企图借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艺术具有阶级性。

后来他们还发表大量文章，散布反苏媚日，歌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言论，为他们极力宣扬的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实质作了明确的注脚。面对反动政客的猖狂进攻，当时左翼作家联盟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进行了坚决反击。他们具体分析了西方艺术流派的特征，指出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人面兽雕塑艺术，还是欧洲的表现主义，无一不带着明显的阶级性质，反映了当时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茅盾以石萌的笔名发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从理论上进一步对“民族主义文学”作了剖析。他说，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至于在中国，则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的是反动的口号。经左翼作家一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原形毕露，很快便消声匿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与左翼文学理论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对于这种区别，40年代的林同济曾有一个概括，他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一个大不同点，我想也许在这里，前者要超民族主义而谈经济平等，后者却是随着开宗明义第一章之民族主义而顺流延长的。”1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把阶级平等放在首位，而“民生主义”（即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则把民族平等放在首位。正是因为如此，所以30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争论具有意识形态的实质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所以，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同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那里主要是培养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争取民族独立，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在国民党政府那里，这一目的当然还在延续，但民族主义同时也衍变成国民党合法性的统治工具。国民党政府通过提倡民族主义来抹杀或削弱阶级斗争，从而稳固其统治；而共产党则张扬阶级斗争理论从而使其"斗争"和反抗合法化。所以，阶级斗争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在这里都是工具、武器，都具有表面性，深层的东西是政权。阶级斗争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民族主义也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维护政权。所以，30、4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斗争，而深层上也是政治斗争。

对立斗争

继“新月派”之后，更为露骨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派，这是由国民党纠集的一些政客、军官、特务、流氓、无耻文人，如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人所组成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团体。

“民族主义文学”出现在1930年，完全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军事“围剿”的需要。当时国民党窃夺了北伐的胜利果实，要在全国扩展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不有自己的“党治”文化和文学。何况这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从“星星之火”初步发展起来，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建立起根据地，蒋介石在进行军阀战争的同时，正在大力搜罗人马，准备进行一次“围剿”。而上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又有了蓬勃的发展，成立了左联，取得了对“新月派”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胜利。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就粉墨登场了。他们的出现是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这伙“民族主义文学”家们，曾先后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并于1930年6月，发表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它一出马，就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与“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的文艺列为“两个极端的思想”，而加以攻击。它叫嚣要突破“新文艺的危机”，就要努力于“中心意识底形成”。他们的所谓“中心意识”，所谓“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的宣言，虽然大谈“民族主义”，但却塞满从埃及的金字塔等所显示的“宗教信仰”，到“现代德意志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法兰西的纯粹主义”。说到底，就是要用这些外国古典的或近代的货色，来冒充真正体现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效犬马之劳。“宣言”还说什么“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企图用它来否定阶级社会中的任何民族和人种都由不同的阶级所组成，而对立的阶级又必然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这一根本事实。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叫嚣“攘外必先安内”，策动反苏反共的大阴谋时，他们或者继续挥舞“民族主义”的幌子，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或者干脆撤下这面破旗，把“民族”还原为“人种”，赤裸裸地散布媚日反苏的论调。黄震遐的《黄人之血》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言》发表后，左联执委会在同年八月四日通过的决议，便已注意到它的反动叫嚣，并把它同新月派并列，说明“他们在蓬勃的革命斗争事实之前，只暴露自己的反动的真相”。1931年下半年，即九一八事变前后，当他们在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面前，益发暴露自己的反动面目时，左联和左翼革命作家，便对他们展开猛烈而彻底的批判。左联执委会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公开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努力的假借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的事变，来提倡反对苏联的‘爱国热忱’。”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中，据《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来剖析“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指出它的内容“支离破碎，东抄西袭”，其中所举中外古今的文艺现象，没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他们“既把‘牧民’武器的宗教的美及艺术说成是民族意识的表示，就证明了他们的所谓‘民族’实在只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代表了‘民族’，所以他们所谓‘民族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至于“宣言”所举的欧战以后的表现派，构成派，未来主义等等，也不是什么“民族意识”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崩溃期中必然产生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之或迎或拒的矛盾复杂心理的反映”。茅盾充分地论证文艺的阶级性，论证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过是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在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时期，它“不得不迅速地法西斯蒂化”，干脆鼓吹“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毒气弹，屠杀遍中国的不肯忍受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层层宰割的工农群众！屠杀普罗文学作家！这屠杀文学就是他们宣传得极利害的《陇海线上》和《国门之战》 ！”这就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彻底剥开“民族主义文学”的画皮，让它暴露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 、 《青年的九月》等文里，最先据“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实际，来揭露它的反动实质。他引用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的一段描写，据编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然后讽刺地说：“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作野蛮的阿刺伯人看待。”瞿秋白还结合万国安的反共反苏的小说《国门之战》，尖锐指出：“中国的绅商，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所谓‘民族’，做完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要打劳动国家，中国的绅商不是马上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当他们的马弁，去冲一个头锋，演了一次所谓‘国门之战’的滑稽把戏吗（中东路事件）帝国主义的列强要互相争夺地盘，中国的绅商不是马上分成蒋派冯派阎派等等替他们互争在华势力范围，打了好几年的恶仗，什么‘陇海线上’，什么………之战……之战吗？”这些文章有实例，有理论，都把“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原形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列举更多的作家、作品，来对它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着重揭露黄震遐的两篇作品，指出诗剧《黄人之血》是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人种学来抹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它描述成吉斯汗的子孙拔都统帅黄色人种，西征欧洲，进攻俄罗斯，剧中讽刺黄色人种的西征联军不知“友谊”的重要和“团结的力量”，因而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弃了。它的恶毒用意是宣扬不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团结”起来进攻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鲁迅尖锐地揭露说：“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汗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民族主义文学”为蒋介石投降卖国作辩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鸣锣开道的实质。

《陇海线上》把驻扎在陇海线上的“国军”对老百姓残酷的烧杀掠夺的血淋淋的事实，形容成“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刺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作“友谊”，把反动派对无辜人民的屠杀看成是外国人在打别一个外国人，这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实质。鲁迅还以邵冠华等人的诗作为例，指出他们鼓吹“战死是我们生路”，“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都是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是“落葬的行列里”的“哭声”或“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不论“民族主义文学”是以何种形式出现，都逃脱不了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他们正像鲁迅所指出：“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是反文化“围剿”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它彻底撕毁了“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具，暴露了敌人的反共反苏、媚日卖国的反动实质，使他们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丧失欺骗的作用，从此逐渐消声匿迹。这场斗争还教育人民：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文艺运动，才真正体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站在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不过这场斗争也还存在一个缺点，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文章以及有些作者，过分强调日本侵占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强调各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一致性，而没有着重说明日本占领东北进而侵吞全中国的危险，这反映出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及其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