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中国常用名，常见于汉族人。著名的有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山东邹城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此外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孟繁华。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人物简介 研究成果 主要作品 代表作品 获奖情况 个人言论 相关事件 个人影响 人物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和服女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人物简介

孟繁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

孟繁华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著作：《1978：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想象的盛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等十余部；与人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50年》、《当代文学关键词》等；主编有：《90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短篇王》、《布老虎中篇书系》、《2003中篇小说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200余篇。

研究成果

一、学术专著：

1、《众神狂欢》，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2、《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梦幻与宿命》，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二、论文集：《想象的盛宴》，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三、学术随笔集：《卧龙岗上散淡人》，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四、主编：

1、《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文学史，与谢冕合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共和国文学50年》（与杨匡汉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90年代文存》（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作品

1997年：

1、《独旅诗人的承诺与限度》，载《诗探索》1997年1期。

2、《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1期。

3、《想象人的苍凉之美》，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2期。

4、《女性的故事》，载《作家》1997年3期。

5、《“后现代”策略与现代主义之恋》，载《东方艺术》1997年3期。

6、《悲壮而苍凉的选择》，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4期。

7、《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载《方法》1997年5期。

8、《日渐模糊的文化地图》，载《方法》1997年6期。

9、《精神裂变与众神狂欢》，载《山东文学》1997年6期。

10、《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载《山花》1997年8期。

11、《红色经典与世俗化旋风》，载《方法》1997年10期。

12、《1978年的评奖制度》，载《南方文坛》1997年6期。

1998年：

13、《在生命的深渊歌唱》，载《东方艺术》1998年1期。

14、《作家的检讨书》，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1期。

15、《文学经典的确立》，载《光明日报》1998年2月3日。

16、《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载《南方文坛》1998年1期。

17、《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载《南方文坛》1998年2期。

18、《1978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梦想》，载《原道》1998年4期。

19、《生命之流的从容叙事》，载《南方文坛》1998年5期。

20、《“流别之学”与“一家之言”》，载《文艺争鸣》1998年6期。

21、《谢冕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

1999年：

22、《文学史家的想象与宿命》，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

23、《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载香港《现代中文文学学报》1999年2期。

24、《重现消失的河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2期。

25、《“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载《南方文坛》1999年2期。

26、《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载《河北学刊》1999年5期。

27、《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6期。

28、《在消费主义时代我们谈论经典》，载《湖南文学》1999年12期。

29、《中原文化与生活政治》，载《中外作品研究》1999年12月版。

2000年：

30、《历史语境与文学性质》，载《文艺报》2000年1月4日。

31、《中国当代文学50年》，载《评论》2000年第一辑。

32、《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载《锺山》2000年2期。

33、《内部对话中的观念同一性》，载《东方文化》2000年2期。

34、《史家视野与问题意识》，载《读书》2000年2期。

35、《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载《南方文坛》2000年4期。

36、《“骂战”批评中的怨恨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4期。

37、《长篇小说的超文体写作》，载《文学世界》2000年4期。

38、《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载《电影艺术》2000年5期。

39、《90年代：先锋文学的终结》，载《文艺研究》2000年6期。

2001年：

41、《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载《南方文坛》2001年3期。

42、《社会主义激情与传媒中的社会主义形象》，载《东方文化》2001年3期。

43、《中国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政治想象》，载《电影艺术》2001年4期。

44、《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8日。

45、《“积极教育”与文化领导权》，载《文艺新观察》2001年创刊号。

46、《重新面对伟大的传统》，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2日。

47、《重新走过亲历的小说现场》，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0日。

48、《小写的文化：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载《海南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3期等200余篇。

文章多被《新华文摘》、人大书报社中国现当代文学专辑、文艺理论专辑、文化研究专辑、以及多种论文选本、年度论文等选编收录。

代表作品

《众神狂欢》

世纪之交，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文化的众神狂欢，使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传播。消费的大众文化、享乐的大众文化、正神话般地在进行着文化的重构。与此同时，所谓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场文化”在相当复杂的关系中纠缠不休，大众文化令人炫目的流光溢彩掩饰不了我们的失落与伤痛。对于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着尊崇和敬畏？理想的坍塌与内心的困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倾诉？我们的心灵是否正逐渐衍变为五颜六色的荒漠？……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整体风格的形成、制度化建立、文学生产和传播控制等内在机制和外部制约等问题。这些问题和角度在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但它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具体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无不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本书还认为，80年代以后，经典写作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大众文学的发展以及传媒的不断发达，使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书在叙述、分析经典写作或主流文学现象的同时，也注意到大众文学现象以及存在的问题。对大众文学的阐释，是同类著作中不曾注意的。因此，这是一部体例和观念与过去的同类著作确有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

获奖情况

1、《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获《文艺争鸣》第二届“文艺争鸣”奖评委评语：本文论题具有重大意义，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见解透彻，在细致的历史描述中，体现了对当下文化状况的深切关注，是一篇值得认真阅读和思考的好文章。（1997年）

2、《1978：激情岁月》：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1998年）

3、《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获《广州文艺》“朝花文学奖--优秀评论奖”（1999年）

4、《卧龙岗上散淡人》：获河南省优秀图书二等奖（2000年）

5、《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获中外文论学会“新时期20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2001年）

6、《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获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01年）

7、《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1年）

个人言论

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1926年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后的许多年时间里，这篇文章是我们界定社会阶级关系最重要的依据。毛泽东通过阶级划分确立了识别“敌人”和“朋友”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因此也决定了他们和革命的关系。这种划分方式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也使用了诸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并没有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

但在中国20世纪漫长的历史叙述中，“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不高，这当然与这个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阶级，在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中难以生长壮大有关，自然也与他们对中国革命主体的矛盾态度有关。与“中产阶级”不同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又分左中右三类。但无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如何，他们最终都会参加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它的命运却几乎是悲剧性的，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但他们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并没有失去什么。可怕的是一旦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异类”，就是可疑的、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经济意义不大，而更具有政治符号学的意义。事实上它是对个人或群体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态度乃至立场的评价。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面，他们被命名为“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于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终结，毛泽东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也相对失去了对社会阐释的有效性。当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之后，再用“阶级论”分析社会生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因此，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社会“禁忌”。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地位的变化，必然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特别是90年代之后，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来自官方的报道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首批成果已告完成，中国社会群体被划分为十个阶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报告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报告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研究人员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而且趋于稳定。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不仅在主流研究的成果中得到证实，而且在人文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了证实。上海学者王晓明曾描述说：像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像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现代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二百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像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著录像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著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著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

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过去我们曾很少使用的那个概念--“中产阶级”，这次却格外引人瞩目。严格地说，这个阶层在过去并不属于中国。即便在毛泽东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更应该称为“资本家”。事实上，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各种历史本文中，“资本家”这个概念比“中产阶级”更有效地表达了这一阶层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之所以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富人”确实具备了“中产阶级”的所有特征。

孟繁华作品

美国左派运动之父C·赖特·米尔斯曾分析过美国的新老中产阶级。他认为：老中产阶级就是“小企业家的世界”，“小企业家”是循著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

美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内战以后的工业化，并未将爬升的机会带给广大的小业主阶层，而是带给了工业界的首领。他们是我国国民对作为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个印象，而且从来没有谁能够取而代之。在传统的想象中，这种首领既是熟练的建设者，又是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者。他是他所创造并进行经营的产业的进取型所有者，在他的蒸蒸日上的企业里，没有任何与业务有关的问题能逃得出他的审视或漏过他的热心照管。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选拔出来的最棒的伙计提供如何工作的机会，这些伙计则会将自己的薪水省出一部分来通过小的私人投机以使之成倍增加，再运用个人的声望借上一些，尔后便可站在自己的产业上崛起。

由于拥有了个人财产，老式中产阶级也就拥有了个人的工作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 但是新中产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与老式中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在米尔斯的分析中，老式中产阶级是指农场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新中产阶级是指经理、挣工资的专业人员、推销员和办公人员。至1940年，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只剩下了1/5。老式中产阶级比例的急剧下降和新中产阶级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成为一个雇员国家，而雇员已经没有个人财产而言。因此米尔斯说：“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老式中产阶级的本性及其健康状态可以从企业家财产的状况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而新式中产阶级本性和状态，则可以从职业经济学和职业社会学中得到最佳的解释。中产阶级中较老的、独立的那些部分的人数下降是财产集中化的伴生结果；新的挣工资的雇员的数量增加则是由于工业结构导致了造就新中产阶级的各种专门职业的出现。”

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级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这一阶层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与美国新中产阶级既有相似形又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专门化的职业是中产阶级共同的职业特征。在中国，白领阶层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部门经理、是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大公司的技术专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导者或组织者等等。但是，演艺界明星、包工头等通过非正常经济秩序获得高额收入的阶层，又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90年代以后，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议论，对新富人阶层的议论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的话题之一。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近年来虽然频繁使用，但在中国对其具体的界定仍然是相当模糊的。在美国，它可以具体地指年收入在2.5--10万美圆的家庭，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80%左右，他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也被认为是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的象征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但中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中产阶级”的所指是不明的，它可能是白领阶层，也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但这个所指不明的概念却明确地透露出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事实。对文化研究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也许不是这一阶层的具体收入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有多少，而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霸权建立起来之后，“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在社会各个角落普遍的弥漫和渗透。这种状况正像米尔斯在50年代所描述的美国社会一样：“正是在这个白领社会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大众化，他们已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及其感受。在最为公开的形式中，他们传递和体验著许多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心理问题。不管采用那种方式，任何位于主流中的理论派别都不会把这些问题漏掉.总而言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覆盖和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相关事件

2006年的中篇小说，似乎给人以“向后退却”的总体感觉。这个退却当然不是溃不成军的无奈选择，也不是韬光养晦伺机东山再起。在我看来，在时尚写作引领风潮的时代，中篇小说“不进则退”、更加理性的“守成”形象，是相对时尚文化而言的。与时尚文化的青春性比较起来，中篇小说显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文体。文体和人的状态有很大的相似性，青春需要张扬甚至疯狂，剩余的力比多才会有去处；中老年可能需要守成或传统一些。这不仅使社会心理取向不至于失衡，也符合各自的身份或形象。因此在我看来，就当下文化生产与文学创作的情况而言，并不是通俗与严肃、时尚与经典、大众与精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鸿沟已经跨越。而是越来越壁垒分明，越来越不能通约。时尚文化是一条灵敏的“创新之狗”，它一路狂奔不日翻新惟恐不能引领新潮。而严肃的文学创作则在貌似“守成”的状态中，仍然凝视着人类的生存状态、探询处理着人类的精神事务，对人性、人的心灵这个幽深和具有无穷“解”的神秘所在，充满了热情和试错的勇气。 也正是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文学的守成性，才使得文学在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中，最大限度地坚持了文学的艺术性，为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维护作了力所能及的承诺。在当下这样的语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对文学的各种非议和诟病已成为时尚的一部分，所幸的是，真正的作家并不为之所动。他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他们对现实事务介入的诚恳和热情。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批评界曾讨论过“纯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的不了了之，已经证实了它是否是一个真问题。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是“纯文学”，但我知道百年来文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从来就没有“纯”过，因为与文学相关的重大问题似乎都在文学之外。那些似乎要将问题“屏蔽”起来，在圈子里自我玩赏的企图，就这样结束了。在我看来，2006年的中篇小说大概也不符合“纯文学”的度量标准。因为除了与语言或形式相关的所谓“纯文学”的问题之外，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实在要广泛得多。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06年的中篇小说在张显、强调文学性的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载《当代》2006年6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默。这时，一个类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迷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胡学文在谈到这篇作品的时候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以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堤坝有洞，河水自然外泄，洞口会日见扩大。当然，总有一天这个洞会堵住，水还会蓄满，河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此河非彼河，只是我们对河的记忆没变。这种记忆模糊了视线，也亏得它，还能感受到一丝尉藉。我对乡村情感上的距离很近，可现实中距离又很遥远。为了这种感情，我努力寻找着并非记忆中的温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8期）

这段体会说的实在太精彩了。表面木纳的胡学文对乡村的感受是如此的诚恳和切实。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却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尉藉内心书写的对象。

与胡学文的命案异曲同工的，是曹征路的《霓虹》。不同的是杀害下岗女工——也是一个暗娼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但对那个被杀害的女工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生活到心灵都完全破碎了的女人——倪红梅全部的生活和过程。她生活在人所共知的隐秘角落，但这个公开的秘密似乎还不能公开议论。倪红梅为了她的女儿和婆婆，为了最起码的生存，她不得不从事最下贱的勾当。但她对亲人和朋友的真实和朴素又让人为之动容。她不仅厌倦自己的生存方式，甚至连自己都厌倦，因此想到死亡她都有一种期待和快感。最后她终于死在犯罪分子的手里，只因她拒绝还给犯罪分子两张假钞嫖资。

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5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我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中对《那儿》曾有如下评价：曹征路的《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趋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这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如果是这样，我认为《霓虹》堪称《那儿》的姊妹篇，它的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此外，象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王新军的《坏爸爸》等等还有很多，都是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对这一写作潮流，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争论。青年批评家邵燕君甚至发出“底层如何文学”的担忧或质询。但当我们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我想问题应该不证自明。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我之所以强调当下的中篇小说“守成”于边缘地带，除了上述我分析过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在传统的创作题材遗漏的角落发现了广阔的空间。比如马晓丽的《云端》（《十月》2006年4期），应该是2006年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被俘的太太团的国民党团长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军师长老贺的妻子洪潮之间的心理战争。洪潮作为看管“太太团”的“女长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优势，但在接触过程中，洪潮终于发现了她们相通的东西。一部《西厢记》使两个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倾诉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他们短暂地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处境和仇恨。但战争的敌我关系又使她们不得不时时唤醒各自的身份记忆，特别是洪潮。两个女性就在这样的关系中纠缠、搏斗、间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甚至谈到了女性最隐秘的生活和感受。在这场心理战争中，她们的优势时常微妙地变换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这里没有胜利者。战场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贺双双战死。云端自杀，洪潮亦悲痛欲绝。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隐喻意味深长。它超越了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同根同族的内部厮杀就是自我摧残。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这是一篇可遇不可求的优秀之作。

魏微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收获》2006年5期）也是这样的小说。大户人家常有“家道败落”的慨叹，说的是家门不幸，或遇天灾人祸或后人不争气，家道破落又回到原处。《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时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边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还值得圈点的是小说议论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后，叙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后我还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悠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如果没有对人伦亲情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议论无从说起。但有些议论就值得商榷了，落难后的母女与穷人百姓为邻，但那些穷人“从不把我们当作贪官的妻女，他们心中没有官禄的概念。我们穷了，他们不嫌弃；我们富了，他们不巴结逢迎；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待的。他们从来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看了。说到他们，我即忍不住热泪盈眶；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这种议论很像早期的林道静或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切不说有浓重的小“布尔乔亚”的味道，而且也透着作家毕竟还涉世未深。

同样是女性作家的须一瓜，这些年来声名鹊起好评如潮。她的小说疑窦丛生多有悬念，情节丝丝相扣内在结构极端严密，特别在细节的处理上，显示了须一瓜不同凡响的艺术想象力。《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收获》2006年3期）有须一瓜一贯的后叙事视角，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甚至过程，即便是当事人或叙述者也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于是，小说就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或疏异性：因车祸失去记忆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来自己多年前写的日记，是这个日记接续了曾经有过的历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机四邻的居民区严重爆炸案”。“我”决定重返失去记忆的陌生城市调查这起爆炸案。当“我”置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依然断定“是的，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虚妄之旅，荒诞的缘由折射出的是荒诞的关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这起事件被纠结在调查的过程中，但彼此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沟通，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存在主义的遗风留韵和荒诞小说的叙述魅力，在《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现。

随着世俗化生活不可抗拒的弥漫，都市世俗画卷在小说中恣意展开。对都市超级现代生活的向往，曾是我们并不遥远的一个梦。当这个梦境已经兑现为现实的时候，我们陡然发现，现代都市生活并不是天堂。过去的梦想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现代相思病，现代都市生活是携带着我们都不曾想过的一切同时降临的。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当代》2006年2期）以冷俊悲凉的笔触，从一个方面撕开了都市华丽的面纱。都市生活是今天社会生活结构的中心，但《第三地晚餐》避开了红尘滚滚的中心画面，它从一个鲜为人知的生活渠道揭示了生活的荒诞性和戏剧性。“第三地”应该是一个与心灵或归宿有关、与寄托或渺小的愿望有关的隐喻。情感上的隔膜让一对夫妻都有难言之隐，他们在“第三地”不期而遇：要求做一顿晚餐的人和愿意免费为人做一顿晚餐的人，竞是夫妻双方。当一切释然的时候，丈夫却没有吃上这顿晚餐而撒手人寰。这个荒诞的悲剧显示了迟子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能力。她持久的创造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比较《第三地晚餐》，更为残酷的是叶舟的《目击》（载《青年文学》2006年5期）。表面上恩爱有加的夫妻，却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妻子不惜长跪街头苦苦寻找丈夫死亡的目击者，然而，丈夫的意外死亡竟缘于一次偷情之后。李小果、李佛、王力可以及死者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清楚他们的情感和欲望。但是，真正的悲剧也许不是死者，而是在隐秘之情背后的活着的女人。死者的妻子才是悲剧真正的主角。

从不同侧面触及边缘生活状态的作品同样有许多。比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腾肖澜的《蓝宝石戒指》、苏童的《弃婴记》、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蒋韵的《心爱的树》等等。这些中篇小说的作者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他们在边缘处气定神闲看风景。似乎就在不经意之间，却洞穿了红尘滚滚中的人间世事。守成的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但这种守成却是免于文化失衡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存在不仅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个人影响

1、杜书瀛先生在《作家报》上发表的《孟繁华印象》中说：“他的这些文章（指《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是好文章。这是孟繁华的理论贡献，我十分高兴我的朋友有这样的贡献。……他风华正茂，连年有文章引起关注，令人钦佩。”——《作家报》1998年6月4日。

2、续鸿明在“当代著名学者系列”栏目攥文：《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在90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文化报》1999年6月29日。

3、摩罗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孟繁华专辑”中攥写了长篇论文：《喜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文中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孟繁华满身披着80年代的风风雨雨出现了。所谓80年代的风风雨雨，乃是指80年代被谈论的最多的那些命题，诸如理想、价值、意义、正义、精神、灵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识分子性、反思、批判等。他无论是从事批评还是研究，都是以此为底蕴：他进行文学活动是那么富于热情，其动力也正是来自这些基本的信念。虽然他在90年代也有新的反思，也吸收了为90年代所特有的新的思想资源，但我更看重的依然是他对80年代信念的坚持与守护。当我站在90年代的天空下来讨论他的精神形象和学术贡献时，我所要强调的也是他的这一面。我想说的是，孟繁华乃是80年代送给90年代文坛的一件礼物。我遏制不住对于一位始终这么热爱文学、决不轻易退出文坛的批评家的喜爱与尊敬。”（全文一万字）——《南方文坛》1998年5期。

人物评价

孟繁华：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辽宁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现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和文艺学。专著评价：

1、《众神狂欢》出版后，日本的《中文导报》、台湾的《中国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由金泰万博士翻译的韩国文版已于2002年出版。中国大陆的《文艺报》、《方法》杂志、《河南画报》杂志、《南方文坛》杂志、等发表了评论和介绍。《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长篇评论向海外介绍。

2、《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后，钱谷融、樊骏、严家炎、赵园、吴福辉等学界著名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科学时报》发表了对《1978：激情岁月》的长篇评论。文章认为：“孟繁华先生是一为非常警觉的学者，他理性冷静地处理了1978那个特殊年份里纷繁迭出的文学现象。特有的学养气质和行文风格使我们能够从他汪洋恣肆鞭辟入里的文字中体会出超越了纯文学的更倾向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和追问。”（全文四千字）--《科学时报》1999年3月10日。

3、《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被美国“科比尔科学文化信息中心”评为“千禧优秀科学论文”。该中心主任AldousDwightph.D在致作者的信中说：“您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杂志《文艺争鸣》1998年第四期的论文（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经评审为千禧优秀科学论文，并获得进入全球互联网络进行世界范围交流的资格，我很荣幸通知您这个结论……并衷心感谢您让全世界分享您的学术成果，同时真诚希望让全世界都来认识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

4、《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的评价：

（1）在“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讨论会”上，朱寨、樊骏、严家炎、谢冕、童庆炳等著名学者，对第三卷发表了很高的褒奖和鼓励性的发言。讨论会对第三卷的肯定和谈论是最多的。

（2）童庆炳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第三部论述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艺学格局，可以说新见迭出，很有启发性。……我读了‘政治文化规范中的当代文艺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这两章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终于从学理上理解那30年在文艺学这个‘战线’无休止的争论、批判、斗争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一节，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真可以说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其中的描述没有停留在老套子上，而是将问题置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背景和国家的整个体制中进行解析，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论述的合理性，也深入揭示其内部结构及其形成的原因、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书中都的到了学理性很强的深刻回答。这里我感到了学术的贴切感，又感到学术的距离感，贴切感就是要充分进入研究对象，距离感就是要与研究对象保持某种距离，以便能看清其整体的面貌。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文学评论》2001年5期。

（3）肖鹰博士在《当代文艺学的单一与复杂--孟繁华和他的〈中国20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的书评中说：“读这部著作，我很欣赏其中对周扬、胡风、茅盾三人的个案分析，并以之为当代文艺学界三类不同的典型。作者把三人之间的关系，指称为‘观念同一性中的内部对话’，我以为是极精确的概括。……当然这种内部对话始终包含了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但是这种残酷斗争是以激进为基调的革命文学内部对话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包含了‘复杂斗争’的30年文艺学运动，却终结为激进的‘文革’文艺学，准确地讲，终结于姚文元式的文体和修辞？孟繁华在这个意义上不惜笔墨分析姚文元个案，成为全书结尾部分的精彩一笔。……面对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当代文艺学30年，孟繁华同时展示出它的单一与复杂，把一部文艺学学术史展示为一个特定阶段的民族政治心态史。这是孟繁华的功力所在，也是这部新著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北京日报》2001年7月22日。

（4）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没有事实就没有“史”》的书评中说：“孟繁华先生攥写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我认为，它对于我们认识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文艺学学术演进历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上专业、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效还原'史'的真实面貌。就这点而言，孟繁华的这部著作将会成为同类著作的一个典范。”——《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

（5）席扬教授在《“学术”与“史”的可能性》的书评中说：“孟著以‘政治文化’为核心概念，以‘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诸因素包括学术主体、对象、理论期望及冲突与张力的关系为内容，剀切地剖析了中国大陆20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文艺学学术行进中既复杂又贫瘠的特异状态。……当代人中意识到‘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专制式统辖并不在少数，但把它作为‘历史主体性’加以系统的理论表述，比孟著更为深入的尚未见到。……由此看，孟著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的叙述，是成功的。”——《中国文化报》2001年9月13日。

此外，程光炜教授在《文艺报》为本书发表了专门书评，朱立元、畅广元、蒋述卓等教授在整体评价丛书时，也对第三卷作了很高的评价。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章节，都以论文的形式先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东方文化》、《文艺争鸣》、《小说家》、《南方文坛》、《文学前沿》、《文艺新观察》等学术刊物。

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

男，1963年5月生人，汉族，山东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2003年8月起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主要社会兼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战略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创新研究小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组专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编委等。

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5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科研成果分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两次，获国家教育图书奖一次。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教师教育研究，主持国家级社科项目“基于合作的学校组织再造”，及省部级社科项目6项；出版《教育管理决策新论——教育组织决策的系统分析》、《国际教育新理念》等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全文收入。

和服女

真名孟繁华，女，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2001级学生，性格独特，喜欢日本文化，喜穿和服，故被称为“和服女”。曾经是风靡一时的网络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