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1897—1976)，湖南衡阳县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毕业。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毕生以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向，潜心《说文解字》二十余年。除《说文解字》方面的著述外，尚有《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中国经学史》等。善书法，自成一体。

中文名：马宗霍

别名：霋岳楼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衡阳

出生日期：1897.10.11

逝世日期：1976.9.24

职业：教授，院长，编审

毕业院校：湖南南路师范学堂

主要成就：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向

代表作品：《中国经学史》、《说文解字》

简介

著作

《中国经学史》(第一篇，古之六经。 第二篇，孔子之六经。 第三篇，孔门之经学。 第四篇，秦火以前之经学。 第五篇，秦火以后之经学。 第六篇，两汉之经学。 第七篇，魏晋之经学。 第八篇，南北朝之经学。 第九篇，隋唐之经学。 第十篇，宋之经学。 第十一篇，元明之经学。 第十二篇，清之经学。)

简介

马宗霍（1897年－1976年），原名骥，字承堃。

【“承堃”，有因形近音同而误作“水坤”者，或又以为“承堃”即其本名，皆误。】

自19世纪30年代左右起即以字行，故世罕知其原名者。别署霋岳楼，晚号霋岳老人。

湖南衡阳人。 文字训故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书法家、书法评论家。

少受业于王湘绮，卒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19世纪20年代中拜章太炎为师，为其入室弟子。

又从曾熙学书法，与张大千兄弟同为曾（熙）李（瑞清）同门会之发起人兼理事。

自1920年代起，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院长、教务长等。

1958年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高级编审，参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工作。

著有《书林藻鉴》、《文学概论》、《中国经学史》、《文字学发凡》、《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闲诂参正》、《南史校正》、《论衡校读笺识》等。

著作

著有《书林藻鉴》、《文学概论》、《中国经学史》、《文字学发凡》、《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闲诂参正》、《南史校正》、《论衡校读笺识》等。

《中国经学史》

衡阳马宗霍欲以十二篇按时分述经学之历史，盖由汉以降，述经学之源流授受者，昔宋章如之愚山堂考索，清有朱彝尊之经义考，晚世有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然于马宗霍目中，皆未尽善。余通读马氏之经学史，虽甚为详备，可说面面俱到，然脉络似不清晰，枝蔓过多，一读之下，难有条理之概念，且某些观点颇为牵强。

第一篇，古之六经。

马宗霍与皮鹿门“六经皆孔子作”之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且以“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易之始也”诸如此类以证其观点，不免牵强，万事皆有肇始，必要寻其源头以证其早已存在，与上帝造万物又有何本质区别？“古之六经”，非今人谈论之六经，故皮氏之说更为切实。

第二篇，孔子之六经。

孔子非史家，孔子作六经，乃知礼崩乐坏已非朝夕可复，惟有正人心以待后来者从之。马宗霍曰：“孔子有德无位，盖以六艺为教者也。”亦即此义。

第三篇，孔门之经学。

马宗霍曰：“承曾子之学者有子思孟子，则宋学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学者有荀卿，则汉学之所祖也。博约两派，汉宋于以分门，经学亦遂由是而歧焉。”有宋一代，故从孟轲，且以大义为宗，此说有理。而两汉之经学，果以荀卿为宗乎？

第四篇，秦火以前之经学。

马氏谓“孟子虽醇乎醇，而身没之后，大道遂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孟子之功，岂可如此计较？无孟，孔亦不彰。而传经之功，岂荀卿一人之力哉？

第五篇，秦火以后之经学。

似无独立成篇之必要，可与“两汉之经学”合并，实亦不能与两汉经学截然两段。且始皇焚书之令颁于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始皇即死于沙丘，焚书之令究竟执行得如何，实在亦是一大疑问。

第六篇，两汉之经学。

两汉之经学，“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从其受授言，则有师法家法之分；从其流布言，则有官学私学之别”。两汉兴官学，立五经博士，通经为梯荣致显之必由之径，经学以此大昌。乃至官学既衰，而社会之风气已养成，私学遂起，经学得以承传。马氏此篇，所论甚详，脉络亦清晰，微瑕者所举例不免过于繁复，行文不免拖沓。

第七篇，魏晋之经学。

除开篇叙郑玄一节尚可一读而外，其余真史书之一大抄也，不足观。

第八篇，南北朝之经学。

“南朝诸帝，大都短祚”，且朝野尚清谈，经学亦不兴；“惟梁武享国最永，而又雅好儒术”，故经学为之一振，然武帝晚耽于禅悦，寻且乱亡，南学亦卒未大昌。北学之昌荣，则在官学，效两汉之崇儒，由经入仕。然马氏所述，以“经传人物志”名之尚确切，就“经学史”而言，不得要领。唯最末一节可观，“南北经学，虽趣尚互殊，而诸儒治经之法，则大抵相同。盖汉人治经，以本经为主，所为传注，皆以解经。至魏晋以来，则多以经注为主，其所申驳，皆以明注，即有自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隐前人之注，迹同攘善，其不依旧注者，则又立意与前人为异者也。至南北朝，则所执者更不能出汉魏晋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或旁引诸说而证明之，名为经学，实即注学。于是传注之体日微，义疏之体日起矣。”

第九篇，隋唐之经学。

隋唐经学之兴亦在官学之兴，有隋一代，官学大抵操诸南人或为南学者之手。唐有天下，儒教聿兴。马氏谓“自五经定本出（贞观七年，颁颜师古考定之五经于天下），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永徽四年，颁孔颖达撰定长孙无忌等增损之五经正义），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甚精当。另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论及敦煌所藏之儒家经典，斯可参证，一并录之：

综观敦煌所有儒家经典，六朝以来的古本，各经都有，而诗、书、论语为最多，其次则春秋左氏传为最多，礼类为最少。各经中尚书几全部是卫包未解以前“隶古定”的本来面目，犹然是六朝以来旧本，而且都是孔传。诗经全部是毛传、郑笺，齐、鲁、韩三家不见，他家注也不见。三传有左氏、谷梁二家，而左氏几全部是杜预注，谷梁几全是范宁注。周易皆用王弼注，礼记都用郑注，论语都用何晏注，这是说明当时的学风如此，与唐家取士的政策，完全是相一致的。

第十篇，宋之经学。

宋以道学称，马氏所论可谓切中要害，“盖宋之道学，同源于希夷，而刘（按：刘牧也，作易数钩隐图，道家之说始与周易相传，而混于儒学矣，牧之学盛行于庆历时）为异说，邵（按：邵雍也，稍后于牧）为别宗，至周子始渐醇，而与儒学为近；张子羽翼之，二程扩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数与义理两派，两派之于经学，初不外乎周易一经。就周易论，则两汉诸儒，已言象数；魏晋诸儒，已主义理，实非宋儒之创获。徒以图书之传，传自道士，遂有道学之目，不知谶纬即图书之滥觞也。既而援道入儒，则又以传孔孟之道统者为道学，不知传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与道为二，是传经与传道有别，然则孔孟之道，讵有不在六经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为极矣”。而南宋陆九渊所谓“六经皆我注脚”，于经学之历史亦深有影响，马氏于此语焉不详。

第十一篇，元明之经学。

宋学集大成于朱子，则元人治经，莫不崇尚朱说。明人之经学，引顾炎武一言概之：“自八股行而古学衰，大全出（按：永乐十二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而经说亡。”

第十二篇，清之经学。

清世经学之盛，盖在私学。先是明季遗儒黄顾王三氏，合经学理学为一，兼采汉宋，其影响于清初经学者，又以顾为最，其后又有确守汉师家法如东吴惠栋、皖南戴震者，汉学为之粲然。时又有援宋学以自壮者，则为桐城方苞姚鼐，汉宋之争遂如水火。然于经学仍不能损汉学之毫末也。“惠戴末流之弊，英华既竭”，今文之学乘之而起，亦有丁晏等调齐汉宋者。至学制改，新说滋，以经为无用而议废之，则清室未亡而经学已大衰。清世经学之盛在于考证，在于小学，由小学而治经，“然小学通而精力已竭，无暇及于经学”。马氏所论甚是，此篇尚可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