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伯里伯爵五世是英国首相中最奇特的一位，据说他年轻时立下三大誓言，赛马第一、娶一位名门闺秀和成为首相，他都实现了。他在野时帮助格莱斯顿进行了世界首例旅行竞选，他成为苏格兰的无冕之王，任外相时他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吞并了乌干达。在当了15个月首相后，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在47岁就退出政坛，成了一个著名的收藏家。

生平简述

赛马称雄

乘龙之婿

傲慢公子

误入政坛

帝国外相

首相宝座

退隐生活

总结评价

生平简述

罗斯伯里伯爵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5th Earl of Rosebery，1847年5月7日—1929年5月21日），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英国首相(1894-1895)。面对内阁的分裂和上院的反对，他的任期内很少建树。早年继承爵位，热心政治，倾向自由主义。1879年-1880年协助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赢得大选中自由党的胜利，1881-1883年任内务部次官，专门负责苏格兰事务，1885年3月---6月任掌玺大臣，1889年成为伦敦郡议会第一任主席，1886年2月---7月和1892年8月---1894年3月任外交大臣，处于对俄国和法国的不信任，继续奉行索尔兹伯里侯爵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王国秘密合作的政策，1894年使乌干达成为保护国。1894年接替因反对扩大海军而下台的格莱斯顿出任首相，主张建立强大的舰队。他未能处理好自由党内的冲突，保守的上院又对自由党提出的一切立法持均持否决态度，当他的政府在一个次要问题上经下院投票反对后，他立即辞职，1896年10月他又辞去自由党领袖职务。

赛马称雄

“你对莱德斯没有赢得那场赛马难道不感到高兴吗？”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这么问道。她感到高兴是不难理解的。莱德斯此前被完全没有料到会获胜、打赌的赌注为50:1的一匹马击败，而莱德斯的主人是罗斯伯里勋爵，即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所说的两R之一（另一位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罗斯伯里在议会中常常使索尔兹伯里侯爵感到头痛。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不是这样一位女性：她们认为党派的感情不应该干涉私生活。她喜欢伦道夫而不喜欢罗斯伯里：“他有良心···另一位根本不是人。”这是有些人常犯的一个错误。

如果说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在那年没有赢得德比赛马的话，那么，他的马仔后来确实三次在德比马赛中获胜，因而实现了他的三个著名的抱负之一；其他的抱负也实现了，那就是与一位富有的大家闺秀结婚，并成为首相。人们说这句话是出自他的口，可是，他一直予以否认；不管怎么说，他确实赢得了这三种奖赏。

乘龙之婿

1847年5月7日，他生于伦敦伯克利广场查理大街，是达尔曼尼勋爵之子；在伊顿公学和克赖斯特彻奇学院接受教育后，在1868年继承了他祖父的伯爵爵位。10年后，他与巴伦·迈耶·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女儿汉娜接了婚。他母亲这时已再次结婚，是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她觉得她儿子的婚姻不能容忍，她的家庭多年来坚持反对渗进犹太人。婚礼那天她不在场。那天举行了两个仪式，在芒特街按犹太人习惯举行了一次，又在伦敦西区贵族住宅区的当街基督教堂按照英国圣公会教友的习惯举行了一次。当时迪斯累利在婚礼上把新娘交给了新郎，王太子在教区婚礼记录薄上签了字。这次婚礼遭到了犹太报纸的反对，报纸以最强烈的悲伤口吻谈及此事。汉娜·罗斯伯里始终忠于她的信仰，赎罪日的最后一天，他的丈夫就会把成盘的食物拿到她的卧室，她也开始进食。罗斯伯里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傲慢公子

达尔曼尼少年时眉清目秀，性情孤僻。他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认为，他的学识一般，有一种超然的冷漠的性情。在牛津时，他是那个小小的贵族集团中的一员，该集团避免同那群不那么富有的学生打交道。他块赛马，以致于当学校给他两种选择，要么卖掉他以报名参加德比大赛的马，要么离开学校，而那时他的学校预计将获得第一名。达尔曼尼保留了那匹马，但它在赛马中却名列倒数第一。

当时，他是一个傲气十足、目空一切、令人讨厌的青年。他继承了爵位，得到了三万英镑的收入，在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女儿结婚后，这笔收入又增加了10万英镑（他妻子的财产高达200万英镑，包括门特莫尔大厦的所有权）。他是---而且仍然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一位高明的苏格兰贵族，在达尔曼尼，门特莫尔和埃普索姆拥有巨大的住宅，这还不算在伯里克广场的房产和那不勒斯的别墅；一个赛马爱好者，他拥有一匹著名的种马；一个赌徒，在扭马克特，一个晚上打纸牌就赢了1300英镑；他后来放弃了这种奢侈的活动而转以收藏作为消遣；他同时也是一位严肃的学生，在他变得热衷于政治时，他就对自由党人日益感到同情。

误入政坛

他首次参与社会活动，就是他1879年策划了格莱斯顿的“中洛锡安竞选活动”；那次竞选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却没有能使他在政治上得到提拔。一个较小的结果是，罗斯伯里因遭到黑票的反对而未能加入伦敦的“旅行家俱乐部。”

格莱斯顿让他在政府中担任一个次要的职位，他起初拒绝了。两人的关系逐渐冷淡，直到1883年罗斯伯里因格莱斯顿没能设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事务部，并让他出任苏格兰事务部大臣一事而辞去内政部次官职务。那时，王国北部由一个司法官---检察长管理。可是，格莱斯顿当时正专心致力于爱尔兰问题，认为罗斯伯里急于要解决苏格兰问题的做法时候愚蠢的。然而，事实是，苏格兰认为，它遭受蔑视，认为罗斯伯里是他的发言人。他的辞职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一次严重挫折。

他出国去澳大利亚，被“明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所吸引，这个概念不同于“不负责任的帝国主义。”他的阿德莱德的一次讲话中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不论他有多么强大，都无需脱离帝国。因为，帝国就是国家的联合。” 当格莱斯顿的政府由于查理·乔治·戈登将军在喀土穆被杀害而遇到严重麻烦时，罗斯伯里在1884年进入政府担任公共工程大臣；这是一种骑士的激昂姿态。可是，这并没有挽救格莱斯顿政府。从1885年秋季举行的普选中，产生了一个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其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下院。在一届托利党政府之后是一届短暂的格莱斯顿政府，罗斯伯里在其中担任外交大臣。他再也不能抱怨他遭到冷遇。格莱斯顿的宠物“爱尔兰自治法案”遭到上院否决，自由党后来在一次普选中被击败。罗斯伯里在别人抛弃格莱斯顿之时保持了对他的忠诚。拿格莱斯顿的话来说，罗斯伯里现在已成为未来的人物。

当伦敦郡议会1889年产生时，他被选为伦敦商业区议员，他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该议会的首任议长。他不辞辛苦，工作出色，以一位社会改革者的面貌出现，他的名望远远超出了这个大都市的范围。他在苏格兰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建立在向大量听众发表演说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演说迎合了苏格兰的自尊心和愿望。当他生活在苏格兰的时候，你根本就无需问谁是苏格兰的无冕之王。

他不论是在伦敦、苏格兰、意大利的豪华住宅里，还是在达尔曼尼庄园上又小有老的苏格兰式巴恩布格古堡里，都生活的像个王子。他愿意到巴恩布格古堡里去读书，以逃避宾客们乏味的拜会或政治喧闹。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几个亲密的朋友也猜不透。这位辉格党显贵喜欢书籍，爱好赛马和餐桌上的生动交谈。他极为虔诚，几乎近于病态。“他表明温文尔雅，幽默风趣，然而，一种无常感却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在心灵深处，他是十七世纪苏格兰的一个加尔文派信徒（约翰·巴肯）。随着时间的流逝，失眠症越来越使他苦恼----每一次讲话后他都是昼夜难眠---他越来越认为在政治上迷失了道路，认为可能政治不是他适合的职业。当他夫人于1890年离开人世后，他的性情比以往更加阴郁了。

帝国外相

维多利亚女王对他当时发表的讲话感到震惊。女王说：“这些讲话是激进的、几乎是共产主义的。可惜，可怜的罗斯伯里夫人不能回到人间来阻止他。”女王担心他在下届内阁中出现，他不知道他当时已决心要在预定（实际上也是）于189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离开公职。这使自由党再下院中不得不依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投票。

罗斯伯里此时正与他的孩子们一起在苏格兰的西海岸乘船游玩。人们死缠着他，要他参加即将组成的自由党政府，“他跑到巴黎去度周末以便清除头脑中的紊乱思想。”威尔士亲王要求女王派人叫回罗斯伯里，但女王不愿过问这届不公正政府的组成。 经过数日的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状态，罗斯伯里同意在新的格莱斯顿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此时，就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健康状况极差，也正如他告诉女王的那样，没有人照顾他的孩子。任职后，他的健康有了好转。他采取的头几个行动之一就是把驻华盛顿的公使馆升为大使馆；但是，他拒绝任命亨利·拉布谢尔担任大使。此人在他的《真理》周刊上对罗斯伯里进行了报复，罗斯伯里成了他猛烈攻击的目标。

在英国是否应控制乌干达这一问题上，这位新的外交大臣发现自己与他的同僚发生了分歧，特别是于格莱斯顿发生了麻烦（格莱斯顿抱怨，他们告诉我，为了保卫印度，需要控制苏伊士运河，为了保卫苏伊士运河，需要控制埃及，为了保卫埃及，必须征服尼罗河上游的乌干达，天知道为了保卫乌干达他们又需要什么地方····”。罗斯伯里认为，英国应当吞并这块土地，但作为一种妥协，同意推迟三个月采取行动。格莱斯顿对罗斯伯里在推行外交政策时不征求他本人或内阁的意见就单独行事的倾向感到不悦。

在埃及，土耳其驻埃及总督阿拔斯二世免除了一位亲英首相的职务。在这个问题上，罗斯伯里战胜了他的批评者，坚持继续保持英国的势力，并派一营英军去塞得港。里金纳尔德·布雷特爵士说：“罗斯伯里在外交部都是独断专行的，他很少把他的情况告诉他的同事，随心所欲。要是他们不满，他就退职。”由于罗斯伯里的政策总趋势是帝国主义的，他与格莱斯顿的关系恶化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另一分歧之处是，罗斯伯里极度怀疑法国的政策，而格莱斯顿却不。可是，他承认对英国来说，它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是有限度的。在他看来，法国在泰国的表现极坏，但那不关英国的事。“我国不能做世界的游侠骑士，为了打抱不平和帮助弱者而冲杀。”

首相宝座

首相此时感到他年迈的负担，首先，耳朵听不清楚了，还易于激动。首相的接班问题慢慢的突出出来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法案被上院否决。现在，谁都很清楚，没有这一法案，就没有自由党的政策。随着内阁的分裂瓦解，罗斯伯里吉星高照，特别是他处理了一次棘手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以后更是如此。为了争夺格莱斯顿的宝座，随后爆发了他与威廉·哈考特爵士之间的一场斗争。威廉的儿子路易斯·哈考特（昵称路路）单独进行了一场紧张的竞选运动，以损害罗斯伯里的地位，但他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那些有影响力的自由党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和爱德华·格雷---是反对哈考特的。但是，还有一个困难，罗斯伯里是个贵族。上院中的首相是否需要得到政府在下院中的领袖同意才能救外交政策作出决定和任命政府官员呢？哈考特企图迫使罗斯伯里接受这一条件，而罗斯伯里则不准备作出让步。最后，哈考特让了步，同意担任财政大臣和下院领袖；金伯利伯爵担任外交大臣，条件是他要能够象与罗斯伯里那样自由的与哈考特交换意见。

1894年3月2日，罗斯伯里同意组阁。他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一根依靠自有打算的爱尔兰议员们的投票而维持的政府；一根分裂的政党；内阁中有遭受失败而忿恨不平的对手---哈考特派渴望复仇。怪不得罗斯伯里的失眠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他烦恼！唯一的小小安慰是他的马---莱德斯第二又赢得了德比大赛，尽管这件事业加深了他作为一个不能胜任的首相的形象。他正确的得出了这种印象，即他的同僚们没有给予他全心全意的支持来反对下院中对他的冲击。

哈考特1895年的预算案建议征收财产税，这是一项深得人心的革新。可是，这引起了他和罗斯伯里之间的激烈争论；在外交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些事件使他深为沮丧。补缺选举对政府不利，当六月份政府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遭受失败后，罗斯伯里和他那没有生气的内阁便辞职了。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他的党被保守党人彻底击败。这样，他在政府中的生涯在他47岁时就宣告结束。他后来说：“生活中有两大乐趣：一个是想象中的乐趣，另一个是真正的乐趣。想象中的乐趣是一个人从自己的君主那里接受职权时，而真正的乐趣是在他把这些权利交回时。”

退隐生活

一年后，他放弃了在自由党内的领导地位，在随后的五年中，他的健康恢复了，在全国的声望也高了。他脱离了党的政治生活，从而激起了象阿斯奎那那样必然要全力投入党的政治活动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那些认为他可能再次出山，并夺取自由党领导权的那些人的担心。

南非战争还在拖延，他作为一个自由党的帝国拥护者发表讲话，得到了象阿斯奎那和爱德华·格雷爵士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但却与议会中大多数自由党成员不一致。自由党的领袖坎贝尔·班纳曼是怀着嫉妒之心看着罗斯伯里偶尔脱离隐退生活、当众发表讲话的。罗斯伯里的讲话曾使党的忠实成员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公开露面的情况越来越少了。自由党的普通党员显然仍敬佩他。但是他们已变得安于这种现状，即他们必须另找领袖。他越来越深居简出，而此时，社会上发生是事，国内的或欧洲的，也没有给他带来鼓舞。当1904年英法达成协约后，他的定论是“这将把你直接引向战争。”他一直保持这种忧郁观点；五年后，在首次英帝国记者招待会上，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代表们为之膛目，他说：“风暴来临之前的平静是可怕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备战活动。”

当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爆发时，他已推出政治主流；他的那些最忠诚的支持者已不再认为他是个可担任领导的人。他宠爱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1917年在巴勒斯坦阵亡。这是继他夫人去世后他生活中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战争结束前几天，他突然中风，病后他只部分康复，尽管他苟延残喘，又过了几年。1929年5月21日，他在德旦与世长辞。

总结评价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接触过生活的许多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贵族、学者、百万富翁，是一位有鉴别能力的收藏家，主要是书籍收藏家。(在他的巴恩布格的书库中，人们发现了拿破仑的旅行日记，查理一世的祈祷书的范本，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圣经。在巴恩布格墙上悬挂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的华盛顿肖像的真迹。他一夜又一夜地避开了豪华的环境。跑到他的小城堡顶上的小卧室里。从哪里可以俯瞰灰白色的港湾。他是一位享有盛名 作家，一位极其出色的演说家。在悼词的修辞方面只有著名的法国主教博舒埃超过了他。在性格上，他性急易怒，爱挑剔，内向；他忧郁而浮华的演讲也非合所有人的胃口；他投身于政治，而又不能忍受党内的混战；他是一位首相，但最终又是一位失败者，他认识到，他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某个地方走错了路，这使他心情忧郁。在战斗结束后，当一切都平息下来时，他写道：“我生活中的秘密，对我来说似乎十分明显，即使始终憎恶政治。我是通过中洛锡安那次竞选，意外的被卷入政治之中的。这除了象骑士般的冒险以外什么也不是。一旦我发现自己陷入这个发臭的泥沼中，我便奋力脱身。人们常常谈到我失去的计划，其秘密就在于此。”

这就是所有英国首相中最奇怪的、也许是最富于悲剧性的那一位的解释或辩解。这种解释真实吗？这种解释能使听众信服吗？能使他这为演讲者本人信服吗？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很多的迷尚待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