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儒林外史》 |
| 释义 | § 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原本仅55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 作者简介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年，在南京21年）。 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9（初三）年级上册的语文书。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 历史背景 《儒林外史》 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因病辞官，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但吴霖起终于一病不起。吴敬梓二十三岁中秀才，也就是在这年，父吴霖起病故。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兄弟参商，宗族诟谇”。 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性耽挥霍”，“倾酒欢呼穷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这时，他在科举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后，一直没有中举。 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去应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险，幸亏后来遇到一位姓李的学政，才破格加以录取。但到了秋季，他参加乡试，却又名落孙山。这件事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家道中落，使吴敬梓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场屋失利，也使他对举业由热衷到失望，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怀疑。他逐渐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这一切都使吴敬梓很自然地产生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愤激之情，甚至达到了“嫉时文士如仇”的地步。生活的剧变，也为他开拓了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这无疑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人物塑造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儒林外史》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 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 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儒林外史》 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 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它以真人为模特儿，以当代发生的事为素材加以概括提高。据吴敬梓的姻亲晚辈金和所叙，《儒林外史》所写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干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杜少卿为作者自况，马纯上即冯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等。作者从儒林入手，对民族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霉烂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批判。惺园退士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与它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更具有思辩和批判的特色。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虽然对黑暗现实的揭露颇为深刻，但主要是表述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写得更光彩照人。《金瓶梅》对于社会现实展现和暴露多于批判。而《儒林外史》则主要是通过对丑恶现象的批判揭示其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是次要的，也并不动人，而作者所抨击讽刺的人物却活跃其中，成为光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不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社会问题小说。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所具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中国小说史中讽刺艺术的一个里程碑。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正是由于吴敬梓的讽刺是“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不是针对某个个人，作者对于具体的讽刺对象饱含着怜悯，使人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制造这一罪恶事实的社会制度的憎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吴敬梓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手法，使他的讽刺能够达到既饱含情感，又超脱幽默那样一种境界。作者在作品中往往并不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把要讽刺的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或明或暗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手法除了上面讲到的总体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技巧，比如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另一个办法是前后对照法。比如写范进中举前胡屠户、乡邻对他的态度，中举后胡屠户态度上的变化；周进在薛家集教馆时，村上人如何对待他，梅玖对他如何轻蔑凌辱，而周进中举后，薛家集上人态度的转变，梅玖如何前倨后恭，在对照比较中揭示了人情的冷暖和社会的丑态。但无论是哪种技巧，作者依然不直接揭露讪笑，而是客观地叙述，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发疯，范进母亲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到虚假，而是有现实生活为依据，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在夸张中也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 在中国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产生是很早的，甚至可以说有了文学，也就有了讽刺文学的产生。先秦诸子散文的寓 言，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元明戏曲，都有讽刺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明以来的小说，讽刺文学有了很大发展。 《金瓶梅》 、《西游记》里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描写。《西游记》、《斩鬼传》、《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更有不少讽刺的佳作。但是，作为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作为以讽刺为主要艺术手段，而讽刺的手法和运用又非常娴熟巧妙的当首推《儒林外史》。鲁迅说：“迨《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之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评论。 《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儒林外史》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不论是他们批多慨实的精神，还是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乃或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联缀而成的结构形式，均明显地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论及《官场现形记》等书时所说的，它们“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同。”不过，严格说来，这些作品并没有吸收《儒林外史》的全部精华而显得粗糙浮浅。真正继承了《儒林外史》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的乃是以后进入现代文学之列的鲁迅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我们感受到了《儒林外史》嫡传的血脉。[1] § 历史评价 《儒林外史》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 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 历史意义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它通过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强烈地抨击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并涉及了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等等，客观上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 否定、鞭挞科举制度，谴责官僚集团，揭露封建礼教，同情人民群众，这样一些内容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名著。被科举制度害得精神失常、心理变态的范进；本是贫寒青年，但在黑暗社会的熏染下逐渐腐蚀变质，抛弃糟糠之妻，成了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的匡超人；掠夺他人的土地，霸占寡妇的财产，专靠欺诈哄骗饱食终日的严贡生等人物形象，是中国讽刺文学中最早出现、最具影响的艺术典型。 《儒林外史》还写了一些下层人民，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切的同情和热爱，颂赞他们正义、朴实的高贵品质和非凡的才能。鄙视功名的王冕，真诚善良的伶人鲍文卿，淳朴的农村小生产者卜老爹和牛老爹，便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儒林外史》是中国讽刺文学中的精品，作者擅长运用典型情节，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语言准确、精炼、形象，具有讽刺效果。《儒林外史》由多单元组成，每个单元既有联系，又可单独存在。这种特殊的长篇结构，对后人颇有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加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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