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乙光，湖南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后调到军统局工作。他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队长以及军统局特务队队长等职。

刘乙光外表斯文儒雅，其实对人非常严厉苛刻，故有“希特勒”、“德国人”的外号。

戴笠将看守张学良的重任交给刘乙光后，刘颇费了一番心机。他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至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在特务的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的部署一直相沿成习，从祖国大陆到台湾都是如此。

这还不算，刘乙光将他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1946年末，张学良离开祖国大陆，被囚禁在台湾省新竹市井上温泉。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刘乙光十分紧张，指挥宪兵特务们加强警戒，不分昼夜来回在屋外巡逻，并不时向室内窥探动静。刘的部下悄悄告诉张学良，如果事变波及井上温泉，为怕张学良逃跑或被台湾民众劫走，刘乙光就会采取紧急措施，杀掉张氏夫妇。

在刘乙光的长期折磨下，张学良有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大声对赵一荻说：“十多年来，他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随护”的特务听到了，马上向刘乙光作了汇报，刘听了，也无可奈何。

1947年10月30日，张治中带妻子儿女，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久别重逢，他们谈了约有四个钟头。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恢复自由，做一介平民；二是要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生活由他自己管理。张治中回南京后，如实向蒋介石转达了张的两项要求。老蒋面露不悦之色，只是“啊”了两声。不久，老蒋下手谕给台湾省警备司令彭孟缉，命令他以后非经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这样的结果，二张都始料不及。

正因为刘乙光对蒋死心塌地地效忠，老蒋对他宠信有加。1949年初，蒋介石兵败，乘军舰来到高雄。安顿下来之后，他立刻召见了刘乙光，询问了有关张学良的情况。蒋交代侍从室通知军统局，发给特务队奖金一万元，相当于300两黄金。

1962年，刘乙光调回安全局。张学良为他举行了“饯别”宴会，与宴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刘乙光为什么是张的“恩人”呢？事情是这样的：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自作主张，将张送到贵阳中央医院急救开刀。如果刘不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

蒋经国代刘乙光婉拒了张学良的馈赠。刘乙光于1982年去世，活了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