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超，人名，有现任广东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等。

中文名：刘东超

国籍：中国

民族：汉

职业：党委副书记

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简介 略论杨帆式荒唐 一个时代的灵魂记忆 王朔是时代的一个寓言 家庭给了葛优什么 王朔与流氓文化)

广东海洋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刘东超，男，汉族，广东兴宁人，1963年1月生，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本科学历，理学硕士，副教授。中国水产学会渔业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医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湛江水产学院读书，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湛江水产学院副科级政治辅导员、系副主任（副处），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广东海洋大学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党委组织部部长等职；2001年4月至7月，选送到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2年8月至2003年8月参加广东省第四批高层次人才培训班赴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2010年3月起历任广东海洋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10年6月起任广东医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12年5月调回广东海洋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常委。

刘东超同志主要从事生物饲料培养和对虾人工育苗与养成研究。主持省科技计划攻关项目2项，参加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多项。获得海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1项、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1项、湛江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和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简介

刘东超，北京工商大学教授。1969年生，河北吴桥人。1991年在河北师范学院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9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取得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被选为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2006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已发表文章六十余篇，出版专著《生命的层级——冯友兰人生境界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5月）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主编有《儒学与世界和平及社会和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

当代中国最缺乏什么是一个大却未必无当的问题，如果它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和未来指向的话。对此最为激烈的回答也许是“缺乏灵魂”，最为温和的回答也许是“什么也不缺”，在此两极之间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读完秦晖先生《天平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我的感想却是“缺乏公正”。

谈到“最缺乏”时当然是在一定参照系内各项之间比较的结果。从功能角度看，转型社会的各种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无疑应该是规则。这是因为规则是社会整体系统变革的“心脏”或说启动和动力装置。我国延续了二十年的改革在根本上便是各种规则的变革。

规则的变革有一条最为基本的轨迹，那就是从不公正到公正。这是宇宙间平衡公理对人类社会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相对于我们期望走向而在许多国家已成现实的以独立个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我们最为缺乏的就是规则公正。

对此，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过详细阐述。而在《天平集》中，秦晖先生也予以深入探讨。通过理论层面的分类把握，他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两种不公正。第一种是旧体制的不公正，这主要是身分壁垒与权力等级壁垒造成的“非竞争性结果不平等”，它既是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的不平等，因此是一种性质极为严重的不公正方式。在社会转型的时期，这种不公正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在相对比重上有所下降，但其绝对量却仍在扩大。第二种不公正可称为“竞争的不公正”，它包括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和竞争规则的不公正。“靠权抢钱做买卖”和政府经商之类便是其表现。这种不公正是一种走出旧体制的不公正方式。它与第一种不公正的联系在于：前者起点正是后者的结果。根据我们的感性经验可以断定，目前第二种不公正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比重上都在上升。

也许大家对这些不公正的价值判定并不完全相同，但生活常识和事实逻辑告诉我们，它们对当代社会存在严重的危害。首先，这些不公正严重干扰着我们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和效率体现。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效率来源于市场机制所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优化，而配置优化有赖于要素的自由流通，要素的自由流通又以利润率的平均化为前提。而利润率的平均化正是形式权利公正下的公平竞争的结果。”（《天平集》11页）其次，改革中公正的缺失就会使反改革的力量穿上整体主义的某种包装走上舞台，扮演起维护大众公平利益的角色，并假借社会危机使改革夭折。再次，规则不公势必造成道德危机。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感受也许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沦丧、物俗横流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健康和心理活力。但造成精神危机的却并不是某些论者所指责的市场经济，而恰恰是阻碍市场经济和理运行的规则不公。道理也并不复杂，不公的规则一方面导致了不公的社会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致使社会不平积聚，造成各种违反规则的“丛林取向”，使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唯利是准、唯力（权力、武力）是尚的“丛林状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正缺失是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如果以公正来定义一个民族“灵魂”的话，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灵魂。而以“什么也不缺”的观点来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无疑是规则不公的认可者，甚至是既得利益者的同谋。而吁求公正应该成为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略论杨帆式荒唐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知识界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观：一方面是（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说）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自由、视野的开阔、境界的提升、讨论的热烈、探索的深入，另一方面则是浮躁、低俗、荒唐、偏颇、无聊、禁锢、吹嘘、骂詈、煽风点火、拉帮结派等恶习的大流行。这两个方面往往混杂渗透在一起，使人们对当代中国学术景观的判断和认知相当不易。有趣的是，在当代中国一些学人身上也体现出这种两面性，或说上面两个方面在他们身上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表现。在我看来，杨帆先生就相当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一个方面，杨帆相当受学界同人的尊敬和喜爱。我就喜欢读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说不上多么深刻系统，倒也犀利明快。他的一些观点虽然有偏颇浮躁之处，但也有准确有力之处。比如，他对房地产泡沫的评判、对权贵私有化的批判等我都赞成。可是，近来我觉得他在另外一个方面越走越远，那就是越来越荒唐，一些话越来越不象个学人的话，请允许我从三个方面说明。

一、逻辑矛盾

在今年一月份的一个讲演评论中，杨帆说：“什么是理性？就是经济学学多了，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学学学，你就以为人真是理性的了？我看人没多少理性，有了理性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经济学已证明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非理性。” 这些话很清楚，他在事实上（“人没多少理性”）和价值上（“有了理性也不见得有什么用，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否定理性。但紧接着下文他又说：“我们这些年来，在一系列观念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所以出现像马立诚这样的人，他是其中最恶劣的、最不理性的。他才没理性呢，他有理性他能这么干吗？”暂不提这句话用词（“最恶劣”）这样的尖刻，仅就最基本的逻辑来说，你在前面已经否定了理性，那么，即使马立诚先生真没有理性，那也用不着批评啊。你可以批评他别的错误，批评他没理性至少按你杨帆的逻辑是打错了地方。在另一个地方，谈到买车时他又说：“买一个车每一年停车费一万块钱，我打车一年也是一万块钱，特奇怪，怎么啦？中国人疯啦？疯了！这叫理性吗？主流派经济学家自称理性，我一说话就说我不理性，我怎么不理性了？我知道不买汽车，根本没法儿买车，没法儿开。” 看来，他又认为人需要理性，而且认为他自己是理性的。可在另一处他却说：“什么理性都是瞎扯蛋。中国要想强盛就要打掉什么‘理性’，动不动批评‘情绪化’，恐怕需要非理性，中国人这帮人全是理性，理性到没种。关键时刻不敢拔刀了。” 这里他又认为理性会导致“没种，关键时刻不敢拔刀了”，这不是说他自己吗？须说明的两点是：第一，这段话中的引文来自杨帆的两个讲话，这两个讲话的时间相隔不到一个月，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逻辑矛盾。第二，在此我并不是想鸡蛋里挑骨头，也不是想揪杨帆的小辫子，而是想指出一点：作为学者，说话应该负点责任吧。这样明显地自己和自己打架，你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

二、“怪”招迭出

对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言是杨帆先生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他一些建议是有道理的和现实价值的，但他还有一部分建议则极为荒诞。大家知道他最近对台湾问题发言不少，谈到“台湾的民心”时他说：“第二个说打，我们担心失民心，我说你总不打才丧失民心呢！什么是民心呢？现在台湾的民心就是欠打。也不用占领；打了以后撤回来让他投票，投完以后看你变不变，不变的话再打；再打完了以后让你再投，投了不行再打，一直打到他认同中国为止。收台湾民心这事就是要不断地打他，就能把民心收回来。告诉你一个中国，只要你不认，就打你一家伙，这不就成了吗？怎么打了以后还丧失民心呢？这都什么逻辑啊？改过来，打！” 坦率地说，杨帆这番话中暗含着一些深刻之处，但同样地也包含明显的荒唐之处。第一，台湾是我们想打就可以随便打的吗？作为经济学家，对于台湾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你杨帆应该有个基本的了解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之下和国际环境之中，我们动兵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作为经济学家，你杨帆应该有个基本的估计吧？实际上，如果真象杨帆想得这样简单，台湾问题早就不存在了。第二，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用这样的玩笑心态来谈台湾问题你就不觉得太轻率了吗？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家庭中管孩子都不好使啊，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明白。第三，对于战争留下的历史伤痛难道我们忘了吗？战端一起，得有多少家破人亡啊，凭什么这些人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在此，我并不是否定在必要时对台动武，而是强调应充分看到战争的危险和灾难，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它是必要的。即使爆发战争，也应把它的危害减到最小。因此，怎么可能象小孩打架一样一遍遍地来呢，这不是纯粹开玩笑吗？类似开玩笑式的建议在最近杨帆的讲演和评论中还有许多。比如，对日对台搞持久战，封锁台湾五年，对东三省军管等。我们并不难看出，这些建议基本上仅是过过嘴瘾而已，不可能真正实行。如果真要实施，绝对是民族的巨大劫难。因为一旦实施，其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绝对不是今天任何一个人所能预计的。坦率地说，进行这种儿戏式的建议并公开发表出来是不负责任的。

三、骂街和耍横

从最近的表现来看，杨帆最让人接受不了的荒唐之处是骂街和耍横。虽然他自己也说“不要骂街” ，但他自己却照骂不误。比如，上文中他骂马立诚“最恶劣”，后文中还说“有比马立诚更混蛋的” 。我想说的是，即使和您观点不一致，甚至观点十分错误，能用这样的话来评判人吗？

不过，杨帆更为难听的骂人话还在后面，他曾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前两礼拜开了一个孔子文化讨论会，来了一个小王八蛋，是个社科院博士……这种人，我两句话就把他说没了。”“我到政法大学先把他们镇了，吃饭时几个青年教师说毛泽东啥好事儿没干，饿死三千万人，我骂他们一钟头。我说你们不是主张弱肉强食吗？我告诉你们我来了，我就是强者，专门欺负你们，谁敢当着我骂老毛跟他们不客气。这帮孙子就是欠骂！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这里不需要我们分析，这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骂人和耍横。问题是，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成名学者，你杨帆这样做是不是太失风度了，太让人看不起了？而且，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你口口声声替下层人民说话，可为什么比你低的人遭到你这样的骂詈和欺侮呢？

以上三个方面仅是近来杨帆表现出的部分荒唐内容，此外他有时还会出现贬人抬己、凭空臆测等行为。这些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名之为杨帆式荒唐。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中和他自以为可以放言无忌的时候，这种荒唐表现得尤其明显。从精神实质上来说，如果说得重些，这是一个人自持较弱、涵养不够、心理有异的表现。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杨帆并不是总是表现得这样荒唐，多数时候他表现得还是较为正常和谨严，他的大部分观点也自有其道理和意义。这里，荒唐和谨严两个方面在杨帆身上的展现正好和当代中国学术景观的两个方面（本文开始所议）一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杨帆式荒唐并非完全是各别现象，这在有的学者身上也有某些表现，尤其是在网络学术中体现得相当频繁和平常。对此，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予以校正和调整，因为这毕竟是可能导致导致恶劣结果的学术倾向。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至于文中不当之处则是欢迎杨帆先生和其他师友批评的。

一个时代的灵魂记忆

巴金先生以百岁高龄久病而逝，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时代划上句号。网络、电视和报刊中涌现了大量回忆、怀念和评论的文章，与此相伴随，出版界也不失时机地再版了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信息和市场都相当发达的时代，我解读新版《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的感觉却指向灵魂深处。

概括地说，《随想录》记述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半期一个老文学家的思想和情感，有对昔日友人和亲人的怀念，有对编辑经验和写作经验的阐发，有对儿童教育改革的建议，有对出访经历的记录，有对创作自由的呼唤，而毫无疑问的是，书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可以说，后者构成了《随想录》的亮点甚至灵魂，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至少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应该是这样。而且，我们完全看得出来，即使其他内容也常常由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构成底色。

这些记忆之中最为切实和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对自己在文革之中如何立身运思的描述，这些描述清晰地为我们提供了文革中一个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真实例证，为我们了解文革的内在运行机制提供了一个视角。在《随想录》中，巴金坦率地承认自己曾经完全按照造反派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完全按照文革的立场来给自己定罪。“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该书277页）谈到自己接受这种批判的态度时，巴金说：“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该书277页）在此，读者忍不住想问的是，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巴金——这位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知识者这样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罪行”呢？在我看来，解答这一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互相作用的两种因素。一种因素是巨大的社会现实压力，一种因素是思想空间的极度狭窄和思想话语的单一化。我们知道，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各种肉体整治和政治迫害，这就迫使他们在现实压力之下不得不屈服，接受给他们的不公定位和严苛规范。还有，在当时社会上文革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甚至惟一话语，其他话语已经基本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知识者只能按照文革话语展开自己的思维，思维空间已经变得极为狭小。这两种因素结合使知识者不仅在现实生活之中而且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接受了文革对于自己的认定。因此，这种接受确实有某种真诚性，有时这种真诚还相当强烈，巴金先生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真诚并不是自由思考后得到的确信，而是话语选择权丧失和思维空间压瘪后无力展开思维后得到的“不得已”的确信。因此，这种真诚可以称为“被动真诚”。

可是，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即使在文革那样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那套文革话语也极易被证伪，尤其是其表现出来的极高的“理想主义”很容易为人发现其虚伪性，所谓“爬得高，跌得重”的历史辩证法对于思想话语也是成立的。在当时，这套文革话语常常因为宣讲者无法表演高远的理想主义或坚持不住对此的伪装而被人识破。这自然也会使知识者的被动真诚很快就转化为“不真诚”。巴金的经历便是这样，“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 （该书277页）可是，即使他已经开始怀疑，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他仍然得在表面上接受这一切说法，这是恐惧现实压力、为了自己和家庭能够活下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心灵受到的灵魂煎熬可想而知。不过，这时已经没有真诚可言，“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该书280页）这样，他实际上又开始恢复自己自由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了。虽然这种能力的回复对于他来说有一个过程，但他终于逐渐找回了自我。这就是巴金先生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其实际过程中包含着我们今天无法完全理解的触及灵魂的痛苦和困惑，因此从深层次来说也许可以称作灵魂的炼狱历程。

在《随想录》中巴金先生对于这一历程的真实揭示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思想财富，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界，它在中国社会上曾经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的认同和讨论。今天，文革似乎已经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时代，社会中再关心它的人已经较少了。但实际上，它的阴影还在或隐或显地延伸到现在甚至未来。因此，这笔财富仍然有其现实价值。它提醒我们应该具备清醒的历史意识，对于某些类似文革的趋向保持警惕心理。

王朔是时代的一个寓言

从出道以来，王朔一直够“闹得慌”的。他不仅推出了一些褒贬纷纭的“痞子”小说，而且还时常口出“狂言乱语”，自吹自擂同时骂街贬人。如果说80年代他的“闹”似乎是年轻人精力旺盛“憋”的，那么新世纪之初他的“闹”就显得有些“强努”。但不管怎么说，他的“闹”能招来那么多目光，能引起众人的议论纷纷，就有一些值得解读之处。说实话，王朔能暴得大名，能时断时续地处于舆论的中心，除了他本人确有过人之处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寓言，是时代文化和社会心理某种形式的表征，我们可以也有必要从中读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信息来。

可以用来解读王朔的文本当然包括他的作品，但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应当是他的夫子自道——《无知者无畏》。比起他那些人物、情节宛然的小说，这本嬉笑怒骂的小书的一个好处是，公开揭示或说承认了他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遵循资本的运行规律。也就是说，王朔之所以为王朔，他之所以取得确实可观的成功，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主动地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文化运作，即根据市场需求来“制造”和“出卖”小说中的和现实中的“故事”，从而获得畅销的效应，为自己赢得名声、金钱及其它。这里的市场需求直现表现为大众的文化口味，这种口味并不是一个匀质的整体，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方面和倾向。但一般来说，它首先需要的是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有两个可以延伸的维度，一个是向上走向真善美，寻求大众心目中赞赏和向往的境界和人格；一个是向下走向“感官刺激”，在联想或幻觉中寻求快感。毫无疑问，这两个维度都可以在王朔的小说和电视剧中找到自己的对应，所以他的作品受到文化市场上消费大众的广泛欢迎。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生产是资本运行规律的必然结果，这是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文化无可避免的结局。当代中国文化自然无法超出其外，而只能接受和顺应资本运行逻辑的制约。王朔聪明地看到这一点（当然不只他一个人看到这点），而且从此出发做得不错（能做得不错的人就极少），所以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面有趣的旗帜。

《无知者无畏》还揭示了王朔受到的西方文化和观念的影响，这倒是人们过去较少注意到的。在多数读者的眼里，以“北京话”写作的王朔似乎是个相当民族性、地域性的作家，他小说中的人物也的确以北京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出现，以北京为主要活动场景。可是，我们在《无知者无畏》中清楚地看到他对自己受西方文学和思想影响的说明。比如，他承认“《玩的就是心跳》源自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暗店街》”（该书53页），“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写《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对他有决定性影响”（55页），《浮出海面》“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49页），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念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现当代思想，而这些思想在潜移默化化地对他的写作和价值取向发挥着作用。比如，他对概念及其功能的一些把握就模模糊糊地蕴涵着现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一些认识。来自西方的这些影响能在王朔的作品和思想中占多大比重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恐怕就是王朔本人也未必能说得十分准确。但我们认识到这点是有意义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性的文化融合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无可躲避的大潮。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体现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为世界各个民族所吸收利用。王朔聪明地利用了这笔财富，而且以民族性、地域性的形式使这种“利用”表现得“天衣无缝”。自然，中国文化也是人类共同财富中的一部分，只不过相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发展，中国文化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而在整体水准上要差一些。在我看来，西方文化不仅对王朔而且对几乎所有中国知识者的影响就和这两种文化水平之间的“落差”有关。正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具有某种必然性。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王朔作为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当代文化的一些特征。只不过同其他作家对时代的反映相比，他是一面较为特殊的镜子，他不仅靠自己的作品而且靠自己的公众形象来反映这个时代。或说，不仅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寓言，而且他本人就是时代的一种寓言。他的作品表征着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大众趣味。他的形象则代表了当代普通流行的一种文化策略，即千方百计出名（不管好名坏名）。这种文化策略实质上是人被商品化的一种表现，这也是资本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只不过，王朔采取这种被商品化的策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且是一种可以带来利益的活动。他没有感到甚或不承认哲学家所谈的人被异化的悲哀（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这种悲哀是否存在都成问题）。从另一角度我们也许可以说，商品化改变了人本身。

资本运行逻辑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也使这个世界第一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体，东西方文化正在进入一体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及其文化自然无须也无法避开这一逻辑的展开过程。王朔是文化界顺应这一过程的先行者的代表，解读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逻辑中的这个时代。

家庭给了葛优什么

坦率地说，仅就阅读给人带来的感觉来说，施文心（葛优之母）和葛佳（葛优之妹）合写的《都赶上了》（华艺出版社，2004年）并不算太精彩。作为以葛存壮、葛优为主人公的传记，在读者心目中无疑有着极高的期望值，希望从中读出或惊妙或新奇或幽默或深邃的感觉来，因为他们毕竟是现当代中国影视界最具功力、最有特色、最值圈点的一对父子。但是，这部书多少给人一种流水帐的感觉，有时似乎没能将二人经历中许多有彩之处写出光彩，这确是让人有些遗憾的事。不过，细读这本书仍然可以给人许多启迪和教益，这是由于他们二人经历和性格中具备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可以为文艺界一些不良风气的校正及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某些参照。

在此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葛优身上这些有价值的内容。我们楔入这一问题的角度是：作为中国最为出色影星的葛优从家庭中获得了什么，或说，家庭在将葛优塑造成世界知名影星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在他母亲和妹妹娓娓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葛优身上来自家庭的一些思想和性格特点：

一、胆小谨慎。许多人都知道葛优比较胆小。据施文心女士说，葛优的这种胆小不是来自其父葛存壮，因为后者“好像什么他都敢”（该书84页），而是来自母亲基因的遗传。她自己从小就胆小，自己丢的钢笔不敢去认领，都十七岁了还不敢去药店买药。葛优也是从小就胆小，书中写到两个这方面的例子：“曾经有一次，老嘎在摄制组拍戏。有一场戏需要几个小孩当群众起哄，小嘎正好在摄制组玩。老嘎让儿子上，儿子不敢，都七八岁了，还不敢。”“老嘎在《南征北战》剧组，小嘎去玩，晚上剧组工作人员夜宵给发面包，老嘎让他去帮着领一下。小嘎已经十多岁了，椤是不敢，没有去。”（该书80页）书中还写到葛优长大了以后胆小的例子：“小时工来干活，打扫客厅、厨房、卫生间时，小嘎躲在卧室不敢出来。”（该书81页）就一般意义而言，胆小似乎不能算是什么优点，有时它会影响人们才能的充分发挥，对于影视演员来说就更是如此。但是，在葛优身上却好象将这种“不足”转化成了一些优秀品质。比如，他为人比较谦虚谨慎，生活上比较低调简单，和人交往比较平易近人，对待钱财和名声不贪不抢。他的哥们儿冯小刚对他的描述颇能说明这些：“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既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49页）冯小刚还举过一个例子：一次《纽约时报》想采访葛优，他竟然以“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为由推托。当别人以这种采访有利于他的海外发展劝说他时，葛优的回答是：“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同上书150页）葛优身上这些低调谨慎的优点当然不是胆小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但似乎也和胆小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是从胆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只不过增加了许多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二、认真刻苦。许多人都认为葛优的赫赫声名属于“天上掉馅饼”，但他的夫人贺聪的解释是：“哪有那么便宜的馅饼？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优子一接戏，失眠就加重了。拿到剧本那个琢磨劲，一夜一夜看剧本，分析。白天拍戏，晚上还要看剧本，琢磨第二天的戏，一点不敢大意，耗费多少心血，我是最清楚的。天上从来就不会掉馅饼。”（该书94页）他的母亲也指出：“小嘎是刻苦用功的，他总是在钻研思考。”（该书55页）和葛优合作过的导演路学长也说他“非常用功”（该书77页）那么，葛优的认真刻苦从何而来呢？在我看来仍然和家庭的影响和督促有关。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父葛存壮之所以能被选作《红旗谱》中扮演老地主冯兰池的演员，导演凌子风的解释是“根据他平时跑群众的感觉，那种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该书22页）。到了九十年代他为了在《周恩来——伟大的朋友》中饰演齐白石老人，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他“每天对着镜子琢磨”，“旁边放一张齐大师的画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该书58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老一代艺术家的葛存壮在艺术追求中刻苦认真的精神。而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种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葛优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葛存壮和施文心夫妇还以内行人的眼光对葛优的表演进行了多方督促。施文心说：“自从儿子做了演员以后，他每次演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天气，风雨无阻，我和他爸总是要去看的。看了以后一定是要挑毛病的。”（该书26页）比如，“我和老嘎看影片《代号美洲豹》时，老嘎仍然挑了不少毛病，什么地方反应不够强烈啦，什么地方节奏感不太对啦等等。”（该书29页）再比如，葛优在《围城》中饰演李梅亭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可葛存壮却“指出李梅亭向校长告密的那场戏，小嘎没有找准感觉，内心是空白的。”（该书32页）可以说，葛优认真刻苦精神的形成是他成名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家庭的影响和督促又是他刻苦认真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珍重亲情。从《都赶上了》可以看得出来，葛优十分重视亲人之间的感情。比如，他关心自己的外祖父，给老人买轮椅，陪老人下棋，甚至为老人倒便盆。他爱戴自己的父母，他用自己的片酬给他们买海资曼钢琴和意大利皮沙发，在父亲住院期间，“小嘎两口子每天给爸爸送饭，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富有营养的鸡汤、鱼汤等。”（该书72页）他对自己的妻子忠诚专一和体贴疼爱，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成名后不象其他人那样换老婆时，他的回答是：“我没什么的时候，人家没嫌我，跟了我。现在日子好了，我哪能干那事？现在换，还不知道人家是图我什么？再说，见了好的，换了，以后还有更好的，怎么办？累不累？！”（该书87页）他的妻子贺聪说：“他拍片子又忙又累，可是不管怎么样，有点空，他总是和我拉拉家常，问问我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事。”“优子只要有空闲在家休息时，他就上街买菜，给我买回我最喜欢的果茶呀，康莱蛋酥卷什么的。夏天热，他心疼我，就主动下厨房。”（该书93页）他对妹妹爱护关照，妹妹四次回国探亲，他不管有多么忙，都要去机场接送，有时甚至要从外地请假回北京。应该说，葛优对于亲情的珍重无疑受到父母的影响。葛存壮就对岳父极为孝顺。他的岳父曾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劳动改造二十二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人们普遍还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的情况下，在他妻子内心还犹豫忐忑的情况下，他毅然同意将岳父接到家中赡养，并从各个方面予以细心的关心照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风闻妻子施文心将要被当作托派分子揪斗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妻子说的是：“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该书44页）从而使妻子得到了坚强的心理支持。并不难猜测，葛存壮的这些做法会对儿子葛优产生什么样的感染。施文心的结论是“孝顺也会遗传”，实际上，对于亲情的珍重都会“遗传”。

我们知道，家庭对儿女的影响是深入持久和多方面的，以上我们根据《都赶上了》总结出的三条仅仅是葛优身上较为突出的特点。实际上，在戏里戏外葛优还有幽默等其他特点。但是，正是这三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的特点才使葛优超出了同行中的某些人。其中，胆小谨慎使他具备了相当大的朋友缘和观众缘，认真刻苦使他具备了业务上的深厚功力，珍重亲情表面看来仅仅和家庭有关，实际上对于形成他身上的平民色彩和感情积累也很有好处。也许有人认为，这三个特点并没有什么新鲜奇特之处，什么人都可以做到。这在理论上说起来好象很有道理，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真正全部做到的并不多。因此，葛优身上的这些特点还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的做人原则被市场和物欲的发达给消解得七零八落的时候，葛优以自己的影视形象和生活形象表现出的一些思想和性格特点就显得更为值得珍视，也可以为年轻人的成长树立一个较为正面、较为积极的典范。

王朔与流氓文化

近年来，王朔一系列独特的“高论”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得学者、作家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而且引起诸多“网虫”在网络上的讽刺挖苦“大战”。在当代社会，能在文化领域掀起些波澜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能让专家学者们有话可说、有题可作，能让大众消闲消食、解闷解气，仅凭这一点，王朔就是一个值得观察和解读的人物和文化现象。

当前对王朔的一种解读是将他和流氓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他和中国源远流长的流氓文化有着血缘关系。这便是王彬彬先生在《中国流氓文化之王朔正传》(《粤海风》2000年9—10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其理由是王朔继承了“大院文化”。对此，葛红兵先生在《别忘了，王朔只有一个》((粤海风》2000年11—12期，以下简称葛文)一文中提出了商榷意见。不过，他并非否认王朔从属于流氓文化，而是认为“文化流氓和文化英雄只是一墙之隔”、“文化流氓就是文化英雄的别名”。坦率地说，虽然王、葛二位先生的文章蕴含着一些正确的批判意向，但从概念应用到事实把握都明显存在着一些需要辨析的问题。

首先从流氓的概念谈起。在当代汉语中，流氓无疑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惹事生非的人，王朔小说中的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便是这个意思。有时这个词的狭义仅指男女问题上作风不正派的人，在“耍流氓”“臭流氓”“女流氓”等词组中便是这种含义。根据流氓一词的意思，不难推理出流氓文化就是指社会上相当边缘化的一种文化，它采用的往往是一些非道德、违法纪的手段，对于民众的正常生活常有妨害，对于社会整体及其规范也常有破坏。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比如当社会动荡时，它对于打乱腐朽、陈旧的社会体制、伦理道德也具有某些积极功能。不过，从流氓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作用来看，无疑是负面作用要大得多，正面作用可以说相当微弱。这恐怕是绝大多数人(不管是学者还是社会大众)都承认的事实。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流氓文化，那么就不能说王朔和流氓文化有着血缘关系。王朔虽然被人骂为“痞子”，但我们今天还是没听说王朔有什么值得谴责的流氓行为(至少从他写小说之后)，相反，据说他还是一个相当坦诚、实在、宽容的人。如果说王朔和流氓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指他对于流氓文化进行了描写，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尤其是他所渭最为真实、最有个性的小说描写的都是痞子。但这是他在今天市场经济学术争鸣的条件下为生存而采取的策略，这些痞子小说是他为获得高出别人的利润而“生产”的特色产品，甚至他带有痞气的公众形象也可视作他故意制造的商品。这应是清清楚楚的事实，对此，王朔本人也并不讳言，在(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他曾坦率承认。因此，从这里无论如何也推理不出王朔从属于或继承了流氓文化，至少根据对流氓文化一词的常识性理解我们是推论不出来的。

问题在于，王彬彬所谓的流氓文化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些奇怪地通过论证王朔继承了“大院文化”来说明王朔继承了流氓文化。但这里的大院还不是北京的大杂院，而指的是机关大院、军队大院。在那里， “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王彬彬认为这种大院和流氓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王朔正是在这样的大院中长大的，并接受了大院的价值观念和感情取向，所以说王朔继承了流氓文化。在这些论述中，王彬彬采用了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本意。他对官场尤其是带有较重封建残余的官场进行了批判，这是笔者赞同的，但不赞同他将官场文化和流氓文化联系在一起。实际看来，官场文化和流氓文化之间并非一点相同之处也没有，比如在这二者之中都常有阴谋诡计。但在更为主要的意义上，官场文化和流氓文化是对立的。前者是社会主流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后者则是这一秩序的破坏者。可以说，二者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相悖的。因此，即使王朔继承了大院文化、官场文化，也不能说他继承了流氓文化。前两个概念和后一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

二

话到此处，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王朔是否继承了大院文化?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里，我赞同葛红兵的一个断语： “他(指王彬彬)的一些理由是用不着反驳的。”其中最“用不着反驳”的也许是王彬彬的一些事实把握。比如，他引用来证明王朔是大院文化继承者的那些话，多是王朔小说中一些主人公的话。实际上，王朔在这里用的是文学中常见的反讽手法，他小说中的人物能够说出这些话，正好说明王朔对于大院文化是有明确意识的，而且采取了批判、揭露、消解的态度。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事实，没有什么复杂之处，而且得到了王朔本人和多数读者、批评者的共同承认。所以我对王彬彬以此为论据，证明王朔继承大院文化感到有些不解。实际上，从王朔的小说内容和思想倾向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他倒是那种特权化的大院文化的叛逆者，葛红兵说他的小说“写出了平民意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王朔某些事实的。因此，王彬彬这篇文章中的确存在一些概念和事实不清的问题。他实际上是根据两个远远悖离的概念 (流氓文化和官场文化)之间的某点相同或某点联系，而推出这两个概念的深厚亲缘关系(甚至相同关系)的，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成立的。同样，他对一些事实的把握也不甚准确，这可能和他急于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而未加仔细鉴别有关。

有趣的是，和王彬彬商榷的葛文中也存在一些有必要辨析的概念问题和事实。比如，葛红兵认为： “流氓和英雄本没有什么区别”。“‘流氓’是英雄的化名”。在当代汉语中，流氓和英雄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前者的意思在上文已论，后者指的是聪明勇武的杰出人物。即使我们不能说二者在含义上是对立的，也可以说二者在褒贬上的倾向是相反的，所以实在不能将这两个概念混淆。否则，将严重影响它们在当代汉语中基本的表意传情功能。葛文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流氓一词的外延扩大了，似乎不属于正统文化的异质因素就是流氓或流氓文化。实际上，流氓一词仅指异于正统的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即为非作歹、无德无法的那部分，除此之外在异于正统文化的因素中还有大量其它内容(比如自成系统但仍遵纪守法的异端)。因此，葛文中使用的流氓概念有些不准确，违反了当代汉语的常用意义。众所周知，如果不尊重常用语言的基本意义，是没有办法讨论问题的。对此，葛红兵是清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非要按自己的重新规定来使用流氓等概念。实际上，他完全可以在不打乱当代汉语基本意义的条件下将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比如，他肯定异质文化因素在文明进程中的积极作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没必要把它表述为“流氓”文化；他指出有些英雄(准确来说只是学术争鸣极少一部分)曾被视为流氓，当然可以在历史上找出个别的例子(他举的一些例子并不准确。但即使按照他扩大了外延的流氓概念，也不能说英雄就是流氓或流氓就是英雄，因为显然还有大量英雄不是流氓，还有更多的流氓不是英雄。

另外，与概念使用中的一些问题相联系，葛红兵对于一些事实的把握也有些问题。比如，他将刘邦、陈胜看作“由流氓而英雄”的例子。如果说刘邦“不事产业”、向别人帽子中撒尿之类劣迹还能表明他有流氓习气，可是在陈胜的经历中实在找不出类似的事例。他的“苟富贵，毋相忘”之类的话最多只能被视作有野心(另一种说法就是有大志)，而不能证明他是流氓。再比如，布鲁诺被烧死时被视作异端，但绝对不能与流氓相提并论。 流氓和异端及现行反革命的意义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似乎没有多大必要进行考证或分析。

从总体上看，王、葛二文中的要领使用和事实把握的问题是较为严重的，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从而共同加剧了文章中的逻辑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猜测出许多，如果不从思想方面追究，那么至少作者的情绪性因素在起着一定作用。而作者不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分析、反思，而是通过混乱地使用概念、牵强地甚至错误地运用事实让它宣泄出来，便只能造成文章中的漏洞和偏失。当然，指出这两篇文章中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它们也有一些正确、甚至有些深度的地方，比如王文中对大院文化、葛文中对平民意识的某些认识，如果滤去表述中的一些偏差还是有一定见识的。

总之，王朔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文本，有必要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解读，从流氓文化角度的解读当然有一定意义。但是，如果看不到当代商业社会对王朔的深刻影响，看不到王朔身上浓重的商业气息，就不可能很好地抓住王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本质(所以，对于王彬彬说的理解王朔时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是极表赞同的)。他的流氓文化或说痞子文化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品牌，是他在我们这个深度商业化的社会中从事竞争的一个高明手段。不认识到这一点，便容易将王朔的真实人格和他的产品品牌混淆，也可能将王朔拔高成为鲁迅当代传人般的战士(如葛文：虽然王朔有自己明确的思想取向且表现出一些批判色彩，但和鲁迅混到一块还是有不妥之处)，而这两种倾向都是没能全面、本质地把握王朔的结果。